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每当听到阎维文演唱的这首歌曲，心里总是浮过父亲那奔波劳碌的身影。
　　
　　父亲曾经当过兵。在云南贵州一带当了五年的兵。这期间恰逢对越自卫反击战发生。父亲所在的部队被派参加了这一战役。父亲在运送军用物资时，被物资砸伤了腿。在贵州医院里养了一年的伤。复员回来后，跟母亲结婚，然后有了我和妹妹。当时很多人劝我的父亲再要一个孩子，理由是上面我父亲兄弟三人只有我和妹妹，太单薄。完全可以把我或妹妹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都送给我的伯父们，因为他们没有孩子，然后再要个孩子。或许父亲太爱我们，或许怕我们受委屈，或许……总之，我父亲没有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送人，即使送给我的伯父。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村子里的人听说我只有一个妹妹时那种惊讶、疑惑的眼神。
　　
　　在当兵期间，父亲积极肯干，被发展为党员。在部队里党员是一种荣耀，在村子里却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的好多战友有的留在了县城，有的在村子或者镇上谋个一官半职。只有我父亲，除了一张残疾证，什么都没有。还动不动就被村干部指派去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在交公粮、提留、捐款等别人不愿意服从领导的时候，我父亲的“模范带头作用”就特别明显的凸显出来。
　　
　　父亲曾经收过杂皮。冬天天还没亮，父亲就骑上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吆喝着“收杂皮喽！”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天快黑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有时运气好，能收到一头快死的小牛犊，有时运气差，连一头小羊羔都收不到，还累个半死。记得父亲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人，不用问我也知道父亲为什么加入其中。我上高中，学费上千，再加上生活费，光靠土里刨食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父亲还种过大葱。开春把地犁好，开上沟子，拿个小木棍，把葱苗插到沟里，等到小葱苗成活后再用铁锹一锹一锹的将一垄垄的葱扶起来直到大葱没过了人头顶，铁锹挖过的沟也齐腰深的时候，也就到了秋天该收获的时候了。为了卖个好价钱，父母刨了一天的葱，第二天三四点钟就得起床，套上驴车到县城去卖。而人家那些有拖拉机的就不用这么早起床了，前一天夜里把葱放到拖拉机车斗里，第二天吃完早饭再去市场也来得及。那天夜里，突然下起了雨，父亲赶紧起床盖好葱，大葱淋了雨就卖不了好价钱。夜里大雨一直下，还是三四点钟，父母起床、连饭都来不及做，更不用说吃饭了，冒雨赶着毛驴去了县城，听母亲说，那次他们的运气好，由于下雨，好多卖葱的没出摊，父母趁此机会每斤多卖了一毛钱，而且是在一个菜市场里卖的，卖葱的时候也没淋到雨。或许老天看到了父母的辛苦，等到回家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天也渐渐黑了下来。一天一夜的大雨冲坏了村子里的赵牛河额堤坝，河水一泻汪洋，将田间小路淹没。小路上的水没过了膝盖，刷刷的往庄稼地里流淌。小路旁边就是三四米深的灌溉渠，在仅能容一辆牛车通过的田间小路上赶车根本就看不见路。父亲只能凭着感觉牵着驴子沿着小路前进。平时我家的驴子不敢下水，那次却出人预料，驴子一步一步紧紧跟在父亲身后，硬是趟过了没膝盖的水回到了家里。
　　
　　农闲的时候，父亲跟别人学会了做“起花”——过年时小孩子们放的一种简单的烟花。燃放起来特别简单，胆子大些的可以拿在手里，用香点燃引火线，一松手，起花就拖着长长的尾巴飞上了天。胆子小的可以把起花放到酒瓶子里，弯下腰去点燃引火线，自己就飞上天。制作起来却十分的费力。需要准备纸张、火药、芦苇等材料。此外还有锥子、麻绳、小铁管等一系列的工具。我上了十几年的学，纸张我家里不缺，先把书拆开，再把纸刷上糨子，两张两张的粘在一起，晾干后按一定的规格割开，码好。然后到周围村子的河塘里去割芦苇，把芦苇晾干，用铡刀按一定长短铡断。接下来就是准备火药，到街上卖硫磺和芒硝，自己砍树枝烧木炭，然后按照人家教给的方法，依照一定的比例调成火药。调火药时一定要仔细，严格按照比例，否则起花飞不起来，这也是一个危险活，严禁烟火，为此烟瘾特别大的父亲几乎一冬天都吸烟。接下来开始干活——先把割好的纸用小铁管搓成小圆筒，用浆糊粘牢。这是第一遍手续，第二遍手续腰上绑一根类似腰带的东西，腰带上有一根细麻绳，一头拴在桌子腿上，一头栓在腰带上，用这根细麻绳把这些小圆筒的一端用力勒一下，让小圆筒的一端收口，等这些小圆筒都被收过口之后，父亲就把它们用麻绳捆成一个个的圆盘，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的葵花，只是这些葵花不能产出美味的瓜子，而是用来装火药的。前几道手续我和家人还可以跟着帮忙，上药这道手续却只能由父亲完成，父亲先把火药从蛇皮袋里取出，均匀的洒在“葵花”盘上，在用小锤子和细小的铁钎子叮叮当当的将小圆筒里的火药敲结实。用力太大容易爆炸；用力太小火药不结实，起花飞得不高，所以这道手续既危险又特别关键，只能由父亲一人完成。为了尽早完成父亲常常熬夜到两三点。冬天的夜晚特别寒冷，我曾在周末大休时帮忙卷过纸筒，熬到十点的时候，采暖炉已经熄灭，冷气从地上升腾起来，像一团雾漫过脚底板，又像一条条冰冷的蛇逐渐爬过脚踝，顺着小腿盘亘在膝盖上，在膝盖上徘徊久久不去。父亲在寒冷的冬夜一个人叮叮当当到深夜，不知道那条受伤的腿会是什么感觉。接下来的手续母亲和妹妹又可以帮忙了，母亲把砸过药的圆盘解开，妹妹用锥子在纸筒的顶端扎眼，安引火线；母亲再小纸筒的中间部分扎眼装上铡好的芦苇，绑上纸签，一个起花就算完成了。剩下最后一道手续，把做好的起花按照五个一把绑好，放到纸箱里等待上市场去卖。
　　
　　这就是父亲早年除了农民之外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