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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5年通过严格考试被《旅游时代》杂志聘用为编辑的。当时，北京因为有《旅游时代》和《旅游》两份旅游杂志，内容大同小异，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决定将两份杂志合并成一份，杂志名称就叫《旅游》，我们也就成了《旅游》杂志的编辑。由于《旅游》杂志采取的是采编合一制，因此，我们这些编辑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编辑兼记者，并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给了我们记者证。 拿到记者证的时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从小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把记者证踹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时不时摸一摸，生怕它飞了。 第一次到外地采访，去的是安徽合肥，是由安徽省旅游学会的秘书长接待的，他把我们一行三人安排到了安徽省政府招待所。 那是一个非常幽静气派的招待所，是招待处级以上官员的五星级饭店级别的招待所，只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招待所罢了。那位秘书长在招待所前台介绍我们都是北京来的官员，都是处级以上干部。于是，我们顺利地入驻了。不过，我们在里面只消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去爬黄山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那个晚上，我们却出乎意外地成了“名人”。 原来，那几天，由中央某单位牵头，在合肥开会，建议国务院把黄山撤区建市，以改变当时黄山山上山下分割而治的局面。来开会的都是有名头的“大脑袋”（大头头），为了壮声势，他们把我们几个来采访的记者也算到了他们的行列里。他们拟了一个建议，让我们在上面签名。我们一看，又不是让我们掏钱，不就是签个字吗？签！没想到，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把这份建议刊登了出来，我们几个记者的芳名也赫然在目！我呢，是67位“名人”的最后一位！哟，我刚当记者没两天，就成了“名人”了！ 1986年夏天，我和一位美编到新疆采访。当时的自治区旅游局宣传处胡处长接待的我们。我们当时出差经费有限，只能到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周边地区转转。胡处长执意让我们去新疆西部重镇喀什，说“来新疆，不去喀什，就等于没有来过新疆！”我们也想去领略那里的迷人风光和风情，但是，囊中羞涩呀！胡处长胸有成竹地打保票：“你们放心大胆地去!你们采访完了回到乌鲁木齐，我保证你们能坐飞机回北京！”因为胡处长酒量大得惊人，我们三人一个晚上喝了近四瓶“伊力特曲”，他一个人就干了两瓶多，我们怕他是酒后说胡话，将信将疑，但是又不好断然拒绝，只好硬着头皮乘飞机飞到了喀什。 呀，喀什的巴扎（集市）、清真寺、杏子（我们是盛夏时节去的。如果是秋天去新疆，那就更美了，瓜果梨桃会让你应接不暇！）让我们流连忘返，高低冥迷不知西东。 住在喀什最高级的宾馆，我们接到了胡处长打来的电话：“你们一定要带几斤杏子回来！”我们心想，乌鲁木齐不是也有杏子卖吗。为什么要从一千多公里外的喀什带杏子回呢！不过，此时胡处长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我们焉有不从之理！ 于是，我们乖乖地称上了几斤杏子，乘飞机回到了乌鲁木齐。 胡处长看到我们毫发无损地回来，非常高兴，他神秘地对我们说：“今天我要带你们去见一个人，他能解决你们回北京的机票！”我们一听，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两个人的机票要两千多块钱呢！哪位神仙有这么大的神通，一张嘴就能给解决了？我们问：“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呀？”胡处长神秘地说：“走吧，提上杏子，我们到他家去！” 快到那位神仙住处的时候，胡处长终于揭开了谜底：“我带你们去新疆旅游局阿局长的家！今天是伊斯兰古尔邦节，我们以祝贺节日为名，为他庆贺！礼物不能太重，太重了，阿局长是不会接受的！你们从阿局长的老家喀什带回的杏子，他一定会高兴地接受，并且感谢你们的！这样，咱们再来个锦上添花，我再教你们说一句伊斯兰问候语:撒俩目堃！他听到这样的问候，一定会想办法给你们解决机票的！” 后面的故事就没有悬念了，阿局长从局里的办公经费里给我们解决了机票，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北京。 2000年“庐山杯中等旅游学校知识技能竞赛”中，我作为嘉宾观摩了决赛的全过程。 这次比赛是由《中国旅游报》组织发起的，全国260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最后有10名选手进入了决赛。这10名进入决赛的选手，一水都是靓丽的女孩子，年龄最大的也不过22、3岁。决赛的内容除了文字表达、英语口语、时事政治等内容外，还有一项是业务考核，让孩子们铺床、摆餐台。孩子们干这些事都是轻车熟路，这可怎么比试高低呢！我临时给一个天津的小选手进行指导：“铺床，是要当着评委和嘉宾的面铺的，但是其他选手没有想到这是模拟宾馆的铺床。虽然只是比铺床速度和效果，但是，她们心里却没有客人这个因素。你要这样做：先模拟敲门动作，然后先用英语再用中文询问：‘你好，我可以进来为你服务吗？’”这个小选手很有悟性，表演得惟妙惟肖，得到了评委的高度赞扬，最后竟获得了决赛的第二名。评委就是冲着孩子敲门问好、征求住店客人意见这样微小而又得体的动作给孩子评为第二名的。当然，我得检讨，我是有私心的！这个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有点像我的女儿！ 当记者，我也犯过“横”，数落过官员。那是去参加孔子诞辰2540周年庆典，我和北京的多位记者，其中包括《中国日报》副总编这样的副部级干部一起来到曲阜。当地领导那时可能没有什么接待大官的经验，在招待宴会上，竟把我们这些北京来的记者全部安排在了宴会厅外就餐，而他们的什么科长甚至股长、科员等人，都安排进了宴会厅里面。我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拿村长不当干部！我进了宴会厅，找到了县旅游局主管干部，质问他：“你知道《中国日报》的副总编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吗？”他只得回答说不知道。我告诉了他，他大吃一惊。连忙跟县领导汇报，把宴会厅里那些不入流的干部都轰到了外面的副宴会厅，把《中国日报》的副总编和另外几位局处级记者请到了里屋，又赔不是，又敬酒。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我当记者当得好好的，在一次政治运动的后续时期离开了编辑记者队伍，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但是，“记者”的“恶习”却丝毫没有改正，爱打听，爱写，不管认不认识，只要认为值得写的人和事，就写。 我是一名曾经的知青，我为几十名知青写过报告文学、人物专访、快板、数来宝、诗歌，很多都是我未曾谋面的兵团战友；来到网上，也是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写，就评，比如在西部文学写康楚、写嫣然、写菡萏、写月下李说，好像我有多大能耐似的。没办法，记者“恶习”积重难返喽！我想说的是，我手痒，还得写，直到写不动为止！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