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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和我搭档的比我大几岁的青年叫李平儿，李平儿长得黑黑的，很精明很成熟的样子，他大概就算是我社会大学的第一任老师。有的货车司机想抄进路时，经常会下车试图把路口的绳子去掉，李平儿远远地大声吼叫，司机就转身开车去了。我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跑过去劝说司机不要从这里过，不然会损坏路面，但是劝说效果不怎么好，司机们通常很不屑。后来我也学着李平儿的样子，远远的大声吼他们，果然司机们都会望而却步。我终于知道，与人打交道说话声音要大要洪亮要自信，是很关键的要素。 那条路修好后，我经人介绍去当地的土产公司干装卸工。上班第一天干的活儿是从一辆大拖挂车上卸粮食，工头老李虎着脸，嘴里嘟囔说往这儿给安排个小孩儿能干点儿什么啊！我知道是在说我，羞愧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和几个妇女从车上拽着麻包往下放，下面都是二十八九三十多岁的棒劳力用肩膀接住就扛走了。妇女们也都嘴里嘟囔着，又质问老李怎么让个小孩儿上来呀？我更加觉得难为情。下面一位扛麻包的大哥对我说：“小青年跟他们较较劲儿，三两个月下来再让他们看看！”这个扛麻包的大哥叫王宝，比我大十来岁，后来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当年他的那句鼓励的话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 后来我渐渐适应了那里的环境，虽然我暂时还不能扛起一百八十斤的麻包行走如飞，但是那些基本活儿也就是妇女能干的活儿我也都已经能干了，说起这话真是让我感觉很惭愧。 那天装卸队又来了两个新成员，一男孩一女孩，都和我年龄相仿。男孩叫刚，高个子，很帅。女孩叫艳，脸圆圆的，很普通也很文静。刚的个子高大，很快就适应了装卸队的活儿，经常会得到老李的称赞，老李也喜欢当众拿我和他作比较，这使我常常觉得羞愧难当。在当时我看来，艳是一个沉默的女孩，但是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艳其实也爱说爱笑。刚和艳很熟，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工作完了空闲的时候，刚和艳和其他工友们便说笑打闹不停，而我只有在一旁默默无语，很难跟他们融入到一块儿，有时候就上街买本《读者》自己一个人看，那时候的《读者》还不叫《读者》，叫《读者文摘》。 慢慢的，大约一年以后，我已经锻炼的跟其他棒劳力差不了多少。人也变得活泼起来，在各方面都开始和刚暗暗叫劲儿，然而表面上我们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过艳，因为她实在是太普通了，也很害羞，一说话就脸红，看起来绝不是那种很开放的女孩。一次大家干完活儿坐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刚突发奇想自言自语的说道：“一艘航空母舰不知道得花多少钱？”然后就转过来问我：“你看的书多，你说一艘航空母舰得花多少钱？”我回答他：“不知道，没买过。”艳在一旁吃吃笑着说：“你问这个有啥用啊？航空母舰跟你能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大家也打扑克，都喜欢打那种我们当地叫做“后手”的扑克游戏，一般是四个人或者六个人玩。王宝特别擅长玩四个人的“后手”，牌出到最后，他可以准确无误地算出对方手里的牌是多少。我的玩牌技术后来略有提高，就是因为偷偷观察和留意王宝的打牌方法的结果。后来在装卸队又时兴过一段下象棋，那更是我的长项，几十号人里面无人能敌，刚曾经无数次挑战过我，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那时候在装卸队下象棋就是我最得意的事情，看着刚在对面束手无策的样子，心里那叫个开心哪！ 刚有一天偷偷的对我说他喜欢艳，但是不好意思直接表白，这让我很惊讶。我知道刚如果追求艳的话，成功率几乎为零。刚和王宝家是邻居，他的父母和王宝夫妇关系很好，所以刚一直喊王宝为“宝叔”，而王宝则是艳的堂哥，像艳那样传统又内向的女孩是断然不会接受这种差了辈儿的尴尬关系的。我不好扫刚的兴，于是便半开玩笑半当真的鼓励他勇敢地去追艳。刚张罗着要给艳写一封情书，很诚恳的向我请教，我建议他到街上的书摊看看，那里有卖专教人写情书的书。数天后，刚的表白情书写成了，拿给我先让我给参考一下，我一边看一边忍不住的笑，煞有介事的帮忙作了修改，又添了几句连我自己都觉得肉麻不堪的话，刚感谢不尽，欢天喜地的去了。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刚受了打击，连续几天都郁郁不欢，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依旧执着的想方设法接近艳。在装卸队的日子里，自从有了刚的到来，我就总有一种危机感，别人总是拿我跟刚做比较，然后夸刚长得个子高而且帅又有力气能干活儿。我心里充满着嫉妒和自卑，明知自己先天条件不行，就只好暗自找着机会在其他方面来超越刚。也许就是这种原因，我开始注意起艳，艳也喜欢看书，看到我买《读者文摘》，她便时常向我借。后来在看书方面我和艳逐渐有了很多话题，互相借书换着书看。在那个时期，我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是在那时候开始读的。其实我并没有要跟刚争夺艳的意思，我只是想表明或者证明给艳和大家看，我自己在某一方面比刚强。时间在慢慢的推移，不知道是在哪一天的下午，那是冬季，很冷，没有活儿，大家都在屋里坐着闲聊。我觉得闷得慌，开门出来转转，艳也出来，问我：“你干啥去？”我说：“没事儿，屋里人太多，出来透透气。”艳又问：“你家里有录音机磁带没有？我刚买了个录音机，你如果有磁带咱俩换着听。”我说：“我连录音机都没有，哪有磁带呀！”我又说：“我有个同学家里磁带多得是，明天我上他家给你借几盘。”艳听了很高兴，眼睛笑得咪成了一条线，“那好啊！那麻烦你了呵！”我那时竟然学着电视剧里面的语言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没关系，我很愿意为你效劳！”七零后们十七八岁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帅哥靓妹一样能大胆的表达对异性的好感和爱慕，我突然说出那句话后，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然后看到艳也脸红了，她停止了脸上的笑容，转身回屋去了。我心底深处强烈的自卑感使我根本就不敢有和艳恋爱的奢望，说实话，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滑稽的小丑，只会时不时的跳在大家面前逗逗乐子。比起敢于大胆追求艳的刚来，我显得那么的渺小，甚至有些猥琐。越想这些我就越是自卑，我告诫自己抛开一切杂念，毕竟才十七八岁，以后的路还很长，趁现在时间充足还是多读些书、多长点知识为好。 刚依旧追求着艳，每天下班都刻意等着她和她一起走，艳似乎也不再坚决拒绝刚的讨好。我还是那样子，生活当中的内容无非就是吃饭、上班、干活儿、看书、回家睡觉这几项。年轻的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想法都深埋着，对未来的困惑与恐惧 、对现实的无奈和无知，都只有在书中去找那些似是而非的答案。一头钻进书中，既是寻找方法，也是解脱逃避。 有一天下了班，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往家走，一路走一路想着白天上班的事。王宝因为干活儿的分工上跟老李吵架，老李跟上级领导老秦吵架，后来几名女工也跟老李吵架，老李把这几名女工全部开除了，几名女工去找老秦，老秦过来狠训老李，老李没脾气，又让几名女工上班了......咳！乱糟糟的，我才不掺和他们那些鸡毛蒜皮呢！正想着，听到后面有人喊我，艳赶上来说你先停一下，我有点事。问我：“你看电影不？”我一时愣住了，呆看着艳不知道怎么回答好。艳从兜里掏出一张电影票递给我：“这是刚给我的电影票，让我和他去看电影，我不愿意去，我把票给你你去吧！”我接过电影票，心里万般慌乱，表面上却故作镇静，还没回过神来，艳已经骑车走了。我心里那叫个纠结呀，去还是不去？去，不就是明摆着伤害刚吗？刚一定会恨我恨得咬牙切齿；不去，艳会不会认为我胆小？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不去。毕竟我和刚还是朋友，那样做也太不够哥们儿义气了。 虽然我那晚并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第二天刚仍然知道了艳把电影票给了我，所以便对我意见很大，我想可能是后来艳对刚说了把电影票给了我。我猜不透艳的用意到底是为什么，是利用我来摆脱刚的追求？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而言之，从此刚不再把我当朋友，我也没办法对他解释，我知道这种事越是解释越是伤他的自尊心。 一九九四年的时候，我们都已是二十出头了，到这个年龄的城镇青年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再不然就是如何多挣些钱，而恋爱结婚暂时还在考虑之外。于是艳到当地的一家工厂参加了工作，我去了离家数十公里外的一个城市里打工，刚不知道去了哪里，后来就很少再见到过他，即使偶尔见了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我在外地打工，每天上班就是在车间里挥汗如雨，正是不怕累的年龄，白天干一天活儿，晚上仍然看书看到半夜，第二天照样热火朝天的干。车间里我们那个工段的班长是一位三十多岁还未出嫁的老姑娘，叫蓉。蓉的性格很豪爽，敢说敢干。据听说如果不是当初她跟副厂长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早就被提拔上去了。车间里的活儿有时候需要早起天不明就开始干，蓉每天都早早起来先去宿舍叫我们。我和工友小王都比较爱睡懒觉，蓉推开宿舍门喊我们俩起床，我们都说你得出去呀，你不出去我们怎么起床。蓉便出去等我们，我们俩就仍然蒙了头睡。蓉等得不耐烦，一脚踹开门，近前呼呼两下掀开我们俩的杯子，光光的两个小伙儿的身子只穿着内裤。我们两个都哇哇大叫着，蓉大声斥责两句，甩了手出来在门外笑。 有一次轮到我和蓉值夜班，机器在车间里轰鸣着，我们在值班室坐着聊，每隔半小时出去检查一下机器运转情况，作好记录。后半夜我实在困得不能行，蓉说你趴桌子上睡会儿吧，我就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蓉把我叫醒，我说怎么了，蓉说保卫科的人该来检查了，看见你睡觉要罚你钱。果然，话音未落，有人来查岗，蓉和他说了两句话，那人便走了。我又趴下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忽然看见一只半大老鼠正在我脚底下绕圈儿，连忙一脚踩住，又一脚把老鼠头给踩烂了，拎了尾巴隔窗户扔到外面的垃圾箱里，蓉在一边皱着眉头说：“你可真狠哪！”蓉问我爱看什么书，我说爱看历史方面的，于是我们就聊历史。蓉侃侃而谈，从尧舜禹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从刘邦到三国魏蜀吴，从李世民到1644年清军入关，说到最后我听得都有点目瞪口呆了，没有想到蓉是一个如此有学问的女子。天明下班时，我从背后偷偷打量蓉，蓉的身段极好，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辈子要能娶蓉为妻该多好！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年龄差距太大，在我看来，我娶她不大可能。 由于离家并不是很远，我一般情况下每个月都回家住几天。一个月能发四百多块钱，每次大约能给父母上交三百元，剩的钱自己在外面零花。父母计划着要在家给我盖一座新房，好让我娶媳妇。姐姐托人给我介绍了几个，都只是见了见就算了 ，没有中意的。我倒是不太在意，那时候相信缘分，相信一句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 那次回家，邻居大娘给我介绍对象，女方是在县城开裁缝铺的，据说是精明能干的很。双方约定我在某天去她的裁缝铺里和她见面。见面以后第一眼我就泄了一半的气，那女孩敦实粗壮，说话像高音喇叭。简短的说了两句，我便起身告辞。回来老妈问我：“咋样儿啊？”我说：“不咋样儿。” 回厂里上班时，拎了皮箱到汽车站坐车，路上意外的遇见艳。艳笑着和我说话，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外地上班哪！时间仿佛停止了几秒钟，两人突然都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地址？我在那儿没事儿好给你写信。”她便口述，我从皮箱里掏出纸笔记了。然后挥手而别。 在后来的某个寂寞的日子里，我给艳写了信，里面暗示了我对她的爱慕之情。那就像一只丑小鸭仰望着白天鹅在高空飞翔，同时丑小鸭也试图努力维持着自己自尊而高贵的心灵。我不知道那算不算一封情书，也不知道艳看到这封信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犹豫着把它投进了邮政所的邮箱，然后就每天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艳的回信。在我几乎快完全不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她的信来了。下了班，我打开信封简略的看了一下，掩饰着心里的激动，我把信重新装回信封锁进抽屉里。等到夜里大家都睡了，我开了灯拿出艳的信躺在床上细细的看，一句一句的看，一个字一个字的分析。那夜我确定了艳对我同样怀有好感，我失眠了。 我那个时候搞不清楚我的错误到底在哪里，对艳有着不可抑制的爱慕和思念，在这爱慕和思念的背后却是深深的自卑和对未来前途的隐忧。无数个夜晚，我在床上躺着想啊想啊，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我只是一个在外面打工的农民工，无稳定收入，随时面临失业，家里有五间住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基本上属于贫困青年。如果和艳结婚，我该如何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呢？艳可能不会嫌弃我，但是我的自尊绝不可能放过自己。我于是告诫自己远离艳，此时远离可能还不会对艳有所伤害，可是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我已经陷入了一个深深的矛盾怪圈之中。 那年年底腊月，我去艳所在的工厂找她。在车间门口向一名男工打听艳，男工让我在车间门口等着，他去里面叫艳。不大工夫，艳从里面跑着过来，一边跑一边摘下口罩和帽子，脸上笑着。我看见她，心里砰砰跳起来，准备了一大堆话，瞬间都忘得一干二净，好像在云里雾里一样，说了一句：“上班累不累呀？”艳笑着说：“不累，习惯了。”我觉得脸上发烫，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回去，她问我一句我答一句，艳又问我：“家里有闲书没有？”我说：“有啊！晚上去我家吧，我给你几本书看......” 晚上艳果然就来找我了，我把书柜子打开，艳惊讶地说：“这么多啊！”艳就坐在床沿上翻看着书，我在一旁看着她，灯光下的她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迷人，又那样的让我心疼、让我愧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里的矛盾剧烈交织碰撞，我的心情如何连我自己都无从表达。原来自己所爱的人就在眼前时，我不敢面对了，我胆怯了，我想我应该是在努力改善好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后才有资格去向她表达爱。艳突然抬头问我：“你这段时间见过刚没有？”我说：“没见过他”艳说：“你知道的，刚一直想跟我谈对象，我觉得那根本不可能。”我没想到艳会说这些，只好笑了笑说：“刚那人其实也不错，挺能干的。”艳说：“嗯！是挺能干，不过不够聪明，脑子不够用。”我就又尴尬的笑。艳又接着说：“真的，我觉得他跟你差远了。”正说着，母亲在外面喊我，我答应着出去，母亲洗好了一大盘儿苹果让我端屋里。我端着往屋里走，母亲在后面笑问我：“是谈的对象？”我说：“哪儿呀，不是。”母亲就笑眯眯的去了。艳还在看着书，我从抽屉里拿了水果刀给艳削平果。苹果皮一圈一圈的往下垂，艳放下书本，眼睛盯着那长长的苹果皮，好像生怕它断了似的。削好了，我把苹果递给艳，艳说：“太大了吧！”我就用水果刀小心翼翼的刻了一小块用水果刀插着递给她。 艳家离我家大约有三四里地，送她时，艳推着车子，我步行。一路都低着头走着，我想说很多话说不出来，心里又开始怦怦直跳。就这样走着，艳突然说：“你下次回来我把书都还给你。”我说：“嗯，你慢慢看吧，下次回来到春节放假了。”到了家门口，艳说：“你回去吧，路上小心点儿。”我答应着，心里矛盾重重，一肚子的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能说不能说。只好扭头走，艳又叫我：“过年来我家看看啊！”我听着那声音竟然有些变调，不敢回头看，答应了一声匆匆走了。 年底回到家，进门母亲就问我：“你那对象谈得咋样儿了？过年她来咱们家不来？差不多的话双方大人就见见面儿。”我说：“妈你说的哪儿跟那儿呀？谁谈对象了？”母亲说：“就上次来咱家找你那个闺女，一看你们俩就是在谈对象。”我说：“不是不是，上次就跟你说了不是。” 大年初一上午出去拜年，临中午回来时，母亲一脸喜悦的问我：“你去人家家了吗？”我说：“谁家呀？”母亲说：“你没去吗？人家闺女都来过咱家了。”又推着我：“不中，你也得去，你不去就失礼了。”父亲在一旁说：“现在都啥时候了，哪有中午吃饭时拜年的？下午也不兴拜年，你就明儿个一早去。”母亲点着头：“是是，你们俩要是都有那意思，双方大人见见面儿就把事儿给定下来。”我不耐烦的说：“妈您就别说了，心里烦着呢！”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我骑了自行车去艳家拜年。一进门，艳父母笑容可掬的迎过来，我说：“叔叔婶子！给你们拜年了！”艳儿父亲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艳儿母亲一边把我往西屋让一边就回头冲着堂屋喊艳。西屋里升着火炉子，整个屋里暖暖和和的，我坐在床沿上手脚正不知道往哪里放，艳掀帘子进来，笑着对我说：“你先坐会儿啊，我刚起来，还没梳头呢！”然后就又回去了。艳父亲就问我家庭情况，问我父母叫什么名字、都多大岁数了。又说：“我认识你妈，小学时还是同学呢！”我说：“是啊，昨天我妈还说来着。”又问我过了年还出去不出去了，什么时候走，我一一回答。觉得没了话，有点尴尬，就站起身要告辞，艳母亲就说：“坐会儿吧，一会儿艳过来你们说说话儿。”我说了句：“不坐着了，叔婶儿！家里还要来亲戚呢，我还得赶紧回去。”就掀了帘子出来。 艳从堂屋里出来，还披散着头发，一只手拿着梳子。见我执意马上要走，脸上便没了笑容。送我到大门外，我不敢正视她，只低头说了声：“我走了呵！”骑上车子头也没回一股劲儿到家。到家进屋上了门扯了被子就睡觉，中午父母叫起来陪姐姐姐夫吃饭，起来胡乱吃了几口菜，喝了点酒，亲戚还没走呢，我就又进屋睡。似睡不似睡，感觉好像天昏地暗一样，傍晚醒来，觉得略微好受了一些。 初六又回到厂里上班，每天仍然继续在车间里挥汗如雨。我在努力把以前的事情忘记，我只想努力工作，只想挣更多的钱，或者找到一个能挣更多的钱的门路。就这样转眼又过去了几个月，有一天下班后到宿舍刚洗了脸，销售科的老乡老王进来告诉我：“你家里人下午来电话了，说让你下了班往家回个电话。”我连忙问：“我家里谁打的电话呀？”老王说：“好像是你哥吧！”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想着家里会有什么事呢？匆忙赶到销售科，邱科长正拿着话筒拨号，见我进来，问：“有事吗？”我正要说话，他的电话已拨通，科长“喂！”了一声，我只好站一边等着。一会儿邱科长打完电话，问我：“用电话吗？”我是：“是，是，家里来信儿了，有点事儿，让我给回个电话。”邱科长便把电话向我这边推过来。 哥哥说现在家里正计划给我翻盖新房，由于房基地是在深胡同里面，所以进出料都很困难，说如果想省钱就只有自己家里人干进出料的活儿，不如辞掉工作回来，盖了房子在本地找个活儿干，很快就该娶媳妇了。又说父母年纪都大了，又都有病，你到家还能省省他们的力气。听哥哥在电话里说完，我的鼻子不由一阵泛酸，我说：“好吧！我这几天跟领导说一下，办办离厂手续。” 离厂手续其实也很简单，厂办公室给了个表，我填了一下，然后找厂里各部门盖章表示我个人跟各部门无拖欠。最后是到厂长办公室让厂长签字，孙厂长是一个个头不高但却很精神的小老头儿。说实话我是很敬畏这个孙厂长的，他每次讲话都显得那么慷慨激昂，那么振奋人心。厂长接过表看了看，放在桌子上，摘了眼镜指了指一边的椅子，示意我坐下，问我：“这是要去哪儿呀？”我说：“回家，家里要给我盖房子了。”孙厂长“哦！”了一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光恋着家怎么能行呢？”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厂长又说：“再说你也可以在这儿安家嘛！在厂里找个对象结婚，厂里的宿舍你们可以长期住着，以后攒了钱也可以去外面买房住。”我说：“厂长，我已经想好了，家里事情很多，父母也都有病......”孙厂长没等我说完，就打断我的话说：“好好！我知道了，我看你挺爱学习的，以后不管到哪儿都要好好干，好好学！” 第二天早起，我把行李拾掇好，向同宿舍的小王和小卫告别。小王说：“这么早就走啊！”小卫也说：“你真要走啊？”我笑着提了行李和皮箱就出门，他们就跑过了一边替我拎了东西，一边说：“咱上外面吃点早餐，再怎么着也得吃了饭啊！”我笑着说：“不吃了，到家吃。”出门碰见蓉，蓉惊讶地说：“你还说走就走啊？”我说：“是啊，家里有点事儿。”蓉便跟着出了厂大门，都站在大路边等过路的长途汽车。蓉笑问我：“是不是急着回家娶媳妇儿？”我也笑着回答：“像我这种穷小子谁愿意嫁给我呀？你愿意吗？”蓉说：“去你的吧！”一会儿车来了，他们帮我把行李塞进公共汽车，我挤了上去，车上车下都挥手道别。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就连固定电话也还没有普及，那样的分别或许就是一辈子的分别了。唉！我的好朋友们哪！ 一九九六年年底，我结婚用的新房子已经基本盖好，就差内墙粉刷了。父母更加慌张起来，每天都讨论让谁谁谁给咱孩子介绍一个。于是隔三岔五我就会被他们逼着去相一次亲，时间长了都习惯了。各式各样的女孩子相了无数，很难有中意的，好不容易有了中意的，咱又不中人家的意。 九七年春天我经父亲的一个熟人介绍去一家私人汽修厂做学徒工，后来又跟一个亲戚学了一段时间开车，其后就到当地的一个搬运站开平板车。搬运站的平板车是一种很简陋的运输工具，其实就是拖拉机后面一根铁杆拉着一辆三轮平板，也有高级一点的就是那种马力较大的五零拖拉机后面拉一辆四轮平板。我头一天上班跟了一位比我年纪还小的师傅，小师傅问我开过没有，我说我没开过，他就找了根木棍儿在地上画了一个档位图让我看，然后他用摇把发动了拖拉机，我坐在驾驶座上，他坐在一边的轮瓦上，挂了档颠簸着就去货场拉货了。第二天上班时，小师傅家里有事请了假，老板问我：“怎么样？学会了没？”我说：“学会了。”老板于是转身招手叫过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对小青年说：“你先跟着这位师傅吧......”就这样，上班第一天我还是徒弟，第二天就成了师傅。 那天第一次做了师傅真是很不容易，首先早起发动拖拉机时就让我发了愁，任凭我拼尽了力气用摇把使劲摇啊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看着别人都已经发动好了车加了油准备去货场拉货了，我真是心急如焚哪！我让徒弟来和我一起摇，两人怎么也配合不好。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我后来才知道叫星的师傅过来和我一起摇车，这才把车发动起来。又教我如何发动车、发动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两人配合摇车。我那时候真是又感激又惭愧，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学会，尽快做一位真正的师傅。从货场里装了货物出来，出大门后停了一下，再走时却怎么也起不了步，前走不动，倒车也不倒不动，又急得我满头大汗。星过来对我说：“以后记住停车要停在平坦的地方。”然后让我下来：“你看看我怎么操作。”我这才发现后面拉货平板的一个轮子正好停在了一个小水泥坑里。星把变速换成低变速，加大油门向后倒车，然后突然换成前进挡，拖拉机车轮飞速旋转，平板终于被缓缓拉出了水泥坑。这次亲眼看到星的操作，让我受益匪浅。其实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一次经验的积累，干活儿当中用心观察、用心思考，没有什么学不会的。 这次的货物是要送往城南的一家造纸厂，造纸厂大门内有一个很陡的短坡，我开车下坡时脚踩刹车不怎么灵，于是拖拉机前保险杠便撞到了路边一辆大货车的前轮胎上。其实只是轻触了一下货车的轮胎，并没有造成损坏，但是那大货车司机下来低头看了看，站在拖拉机前面挡住去路要求赔钱。我顿时慌了，连忙下来说对不起。这时候我的同事们有几个已经在里面卸了车返回，大家都聚过来七嘴八舌的说那个大货车司机停的不是地方，其中一个叫六子的同事张眉怒目的想要动武，大货车司机害怕了，只好让开路。数天后和六子在一起喝酒，两人说起来还是远房亲戚，六子说：“我们开的拖拉机平板使用的都是气刹，重车下坡的时候千万记着要提前踩刹车。”我点头说是。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