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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路迷茫 记忆中，还在光着屁股满街跑的孩童时代，每当天阴即雨、燕子低飞的时候，村里的小伙伴们，就会顶着先落的雨点，双手拍着屁股撒着欢地在大街上边跑边喊：“天爷爷大大地下，北京给我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曾是小伙伴中，喊得最欢的那个。 1998年的夏天，我国的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严重洪灾。那个夏天，衣不蔽体、肩扛沙袋的解放军战士，在汹涌澎湃的洪水中奋勇搏击的形象，无疑是当时电视里的主流画面。 也是那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在夏秋之交的一天，自知高考成绩不理想、连志愿都没心思去报的我，在民兵连长的招呼下，嘴里哼着“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一背”，去了乡上的卫生院。我要把儿时嘴里欢唱的歌谣变成现实，验兵去呀！ 哪知，事与愿违，在光着屁股给人看的那一关，因为痔疮被刷了下来。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痔疮”是咋个一回事。 家庭经济条件差、高考成绩不理想、想去当兵却又因为痔疮而无望，年满十八岁的我，就这样迷茫地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复读为大学 就在父母为他们二小子的前途挠头迷茫的时候，高三的班主任吴老师，托我的同学捎来口信：虽然我的高考成绩不理想，但已过了专科线，如果我能回去复读，不但学杂费全免，学校还会每月发给30块钱的生活补助。 这，对我和父母来说，无疑是个绝好的消息！要知道，供出一个大学生，一直是父母没有对外人说出口的心愿。 早在我迈进村办小学校门后的没多久，大人们就从老师嘴里得知：刘三儿家的二小子是块念书的料！外人的羡慕议论，让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的父亲和目不识丁的母亲，心花怒放。他们暗下决心：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二小子供成个像样的材料。虽然在父亲的记忆里，还从没听说过祖上出过秀才或者先生。父母的这一强烈愿望，一直持续到我考入高中。 从乡上的初中考入一道之隔的高中后，我渐渐发觉，自己在学习上似乎越来越吃力了。“祸不单行”的是，当时虽然身处高一的“重点班”，但我对班主任康老师，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情怀。他那较为夸张的长相，以及他在讲台上那一贯夸张的一举手一投足，在我看来，都是那么别扭，甚至是不顺眼。这不要命吗？你对自己的班主任有“成见”，而且这“成见”还是天生的，即使你不表露出来，你的成绩也不太可能有个好啊？ 就在这要命的与生俱来的“成见”之中，整个高一下来，我的成绩就从刚入学时的名列上游，慢慢滑到了让我气馁的该死的中游了。而这该死的中游，似乎也奠定了我高中以后两年的脆弱基础，进而直接导致了高考的失利，虽然期间我也遇到了让我心生敬重的吴老师、信老师们。 父母也必然从平时对我学习情况的扫问中，知道了大概。于是，他们那一直没有对外人说出口的心愿，似乎更加不能说出口了。 然而，现在机会再次光临这个比较贫寒的家庭，我们怎么能不赶紧伸手抓住呢？ 于是，我收拾起迷茫的情绪，再次怀揣父母“供出一个大学生”的殷切期望，重新回到那所已经待过三年的学校。我要为我的“大学梦”、为父母那没有对外人说出口的愿望，再努力奋斗一年啊。 在吴老师的关照下，我被安排到她的丈夫、同是化学老师兼班主任的邱老师班里。此时的吴老师，因为刚刚作为班主任带完毕业班，而在新的学年去带高一新生了。还好，这和跟着吴老师应该没有多大区别吧！ 让我再次感到幸运的是：这个班的英语老师，还是我敬重的那个去年教过我的信老师啊! 对于英语，我似乎情有独钟。高中三年下来，在所有课程当中，好像只有英语，让我捡回了点曾经那个好学生的“面子”。在我念书的那个年代，只要学生成绩好，而没有其他明显的缺点，无疑就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好学生了，现在好像还是如此吧。在当年的高考成绩中，也只有英语考出了让我自豪、让老师欣慰的“优秀分”。 有学校的重新接纳，有各位老师的热心教导，还有已经过了专科分数线的高考成绩带给我的足够信心，再经过一年的用心苦读，考个像样的本科学校还会难吗？我的“大学梦”似乎就要在明天实现，父母那说不出口的心愿似乎再也不用回避外人。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个科举时代首试不第的秀才？难道不是吗？ 虽然心里想得挺美，但是高三复读的生活，却是真实而又充实的压力山大。我怀揣着自己的梦想，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享受着老师的关爱和学校那每月30块钱的生活补贴，时间就在一晃间，来到了1999年7月，那个孕育着希望的高考季。 “大学梦”再破 1999年鲁北老家的夏天，跟1998年三江流域的夏天截然相反。这一年自始至终，老家都是天干物燥；这一年不论是冬小麦，还是秋作物，几乎都是颗粒无收。搭上种子、付出辛苦，换来的却是粮囤空空、饥肠辘辘。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年头，乡亲们的心境和那燥热难耐的天气，应该毫无两样吧。 或是造化弄人，也许更该怪我自己不争气，复读一年下来，我的收获竟和乡亲们的收成相差无几——再次高考的成绩，竟然只有仅仅7分的提高！ 虽然，这一年的本科录取分数线，较上一年已有较大幅度的下调，但是这一回，我仍旧与本科无缘。无疑，是又一次打击，无论对我，还是对父母。 我仍旧没去学校填报志愿，不是我还想着再次回去复读，而是我颓丧到了极点，对心中曾经的那个“大学梦”，已不抱任何幻想！ 再次遭遇这样的结局，目不识丁的母亲，只有闷坐在炕沿上默默搓着她纳鞋用的麻绳，并不时用她粗糙的手抹一下眼角沁出的泪珠；父亲则站在炕前的脚地上，冷峻的眼神使劲地射着窗户外面，不自觉地会狠抽上一口自己卷的旱烟，呛人的烟草味偶尔会让母亲咳上几口；而我，则颓废地坐在外间屋的小竹椅上，把脑袋埋进裤裆，寻思着是不是该像二姨家的表哥一样，到天津去找一个洗车或者在澡堂搓澡的活计。 此时家里的氛围，跟路遥的小说《人生》中，高玉德老两口得知儿子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被下了之后的情形，简直像极了。所不同的是，屋外没有《人生》中的风雨交加。 从眼下的情形来看，父母那曾经说不出口的心愿，将永远说不出口、永远不会实现！他们的失落难以启齿，他们的伤心不言自明。 父亲也肯定明了，连续两年高考的不如意，已经够二小子心灰意冷了。向来脾气暴躁的他，这回没有大动肝火，而是选择了自己默默消受。 沉闷压抑的氛围，在笼罩了这个家庭几天之后，随着班主任邱老师和同样复读了一年的同学杨祥的到来，终于有所缓解。看情形，杨祥这一次考得比我理想。 邱老师在杨祥的帮助下，带着填报志愿的资料，四处打听着寻到了我家。邱老师觉得，我这次的成绩可以报一个不错的专科院校，如果不填报志愿，太可惜了。根据他的指点，我报了省内的菏泽医学院。即使再不情愿填报专科院校，我也不得不抛开心中如山沉的颓丧，我不能辜负我的老师不远几十里路，为了我的前途不辞辛苦来到我家。 为此，父亲感动得让母亲早早就跑到街上的商店，买来烧鸡、蚕蛹罐头等几样下酒的菜，等着在报完志愿之后，非要留老师和同学吃上一顿便饭。 那天，只有邱老师喝了点儿酒，看得出是因为盛情难却；我和同学喝了饮料，因为年纪小还是学生；父母没喝，因为母亲从来没在有外人的时候喝过酒，而父亲则是因为对酒过敏、跟酒不打交道好多年了。大我四岁的哥哥能喝点酒，可惜他没在家，他正在塘沽的火车货运站，扛大包卖劳力。他十六岁不到，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去了天津的一家砖窑厂，赶驴车拉砖坯。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是现在常说的“农民工”了。 大概半月之后，菏泽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出人意外地——似乎也是意料之中——被乡上的邮递员送到家中。手捧那个“高级荣誉证书”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再次从内心深处，感激邱老师为了学生的前途，远途跋涉、不辞辛苦。 然而，通知书上的内容就像一盆凉水，很快浇灭了我和父母心头那股刚刚燃起的兴奋之火。仅仅一年的学费，就得四千出头，当时家里是拿不出这些的，即便是砸锅卖铁。何况，在学校还要吃喝吧？ 为钱愁得脸都拧巴了的父亲，跑到当时村里唯一有电话的村会计家，给哥哥打了电话。于是，哥哥带着身�喜欢嗟墓で嘞惨嘤堑馗系搅思摇Ｋ驳氖牵艿芸忌狭�大学，土里刨食的父母终于供出了大学生!忧的是，弟弟学费的事，他从父亲打给他的电话里知道了大概。他只恨还没到年底，老板说啥也不肯给他结工钱呀。 哥哥的归来，没有缓解父母的一筹莫展。 “要不，给他大姨挂个电话？”父亲似乎在自言自语，又似乎在试探着问母亲。 要说远在邯郸的大姨，应该是所有亲戚中，最有可能帮上忙的，因为她和姨夫吃的都是公家饭。也许，母亲早就想到了大姨，只是她和自己这个大姐，这些年处得并不融洽，生活拮据但性格倔强的她，不愿跟比自己富有但有些高傲的大姐服软张口吧？ “这时候不挂，啥时候挂？”父亲的话，显然提醒了哥哥，“我这就去给大姨挂电话!” 母亲用无奈的眼神看了看我，她没有拦挡，任凭哥哥翻出电话本，一溜烟地跑去了有电话的会计家。 一周之后，从邯郸来的汇票，又被乡上的邮递员送到了家，那上面有大姨为支持外甥上大学的两千块钱。 两千块，对于1999年的我家来说，绝对不是小数目。可是，母亲却嫌少：“连半年的学费都不够！这样的姐们儿！还是吃公粮的呢！”她似乎要把儿子学费的窘境，都归因到大姨身上。但是，对于大姨，我不能不深怀感激。 学费加上吃穿住行，算算大学三年的大概花销，想想眼下家里的艰难境况，再看看刚从邮局取出来的两千块钱，用“杯水车薪”来形容似乎有些过。 但是，如果我去上学，在这大旱之年，父母本就拮据的生活，无疑会雪上加霜；已经24岁的哥哥，他那缺了经济基础的婚事，何时才能有个着落？况且，投入这么大的代价，大学三年下来，就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么想着，我忽然觉得，这个大学根本不是我曾经向往的那个“大学”。对，它本来就不是我向往的大学！我要的是念本科的大学啊！ 可是现在看来，即使考上了念本科的大学，父母也将难免一番一筹莫展，我的家也将难免一场不小的“灾难”！ “要不——”父亲张口说出的这两个字，拖了足够长，但显然打破了僵局，“找找你六表叔，让他托托人再去当兵去？”父亲已然在琢磨着，得为二小子另寻出路。 对于这条出路，我很乐意接受。 儿时梦竟圆 1999年的秋冬之际，我的验兵之路，走得似乎顺当的出奇。不过这一回，不是在我的户籍地，而是在六表叔所在的邻县，我走了一条“曲线报国”之路。 那好像是一个“办事托关系”盛行的年代。在县法院开车的表叔，别看只是个司机，但是他关系多、路子广，我当兵的事在他的直接参与下，最后竟像是水到渠成一般。 验兵之前，也不知道表叔通过哪个渠道，就跟接兵的两位首长（到了部队之后，我才慢慢知道，原来一位是排长，一位是军医。）见了面。表叔就在某个时机向首长介绍：他有一个考上大学的侄子，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收到了，因为家庭困难，孩子懂事不忍拖累家里，想去当兵。 接兵的首长一听，眼前一亮：“看来这孩子成绩不错，只要身体没问题，我接了！到了部队，考个军校绝对有把握！”末了，首长还特别叮嘱：“体检那天，别忘了让他带上大学录取通知书！” 三天之后，在县医院体检之前，没见过世面、简直就是个书呆子的我，在紧张惶恐中受到了两位首长的“接见”。我向他们出示了，那张对我而言似于“鸡肋”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就是这个对我而言似于“鸡肋”的通知书，却帮了我的大忙。在两位首长看来，它的出现，无疑证明表叔之前所说的都是实情。表叔之前所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嘛。 于是，他们就对我这个家境贫寒的准大学生，动了恻隐之心。让我受宠若惊的是，在体检开始之后，那个肩上扛着两颗星的首长，竟不辞辛苦地陪着我穿梭于各个科室之间，每到一处，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跟负责的医生介绍：这个小伙子考上大学没去念…… 似乎，他也想激起医生的恻隐之心，以期他们能“高抬贵手”，而不致让他带走我这个“稀有兵员”的想法落空。据表叔说，那个时候来验兵的，正儿八经的高中生就没几个，更别说我这样的准大学生了。 但他，显然是在帮我争取机会。体检结果，让我心花怒放，更让在场外等待的父亲吃惊地把嘴笑歪。我想，这多亏了接兵首长的“特殊眷顾”。为了感谢这特殊的眷顾，在两位首长来家访的那天，父亲和表叔请他们吃了一顿在我看来非常体面的“大餐”。 半月之后的身体复检，却出现了一回似曾相识的心惊肉跳，确切的说，应该是有惊无险。 情况，又出在光着屁股给人看的那一关，跟去年一样，医生说我有痔疮！ 去年的痔疮还没好？或者是，因为接兵首长没有跟在我身旁？难道今年当兵又要泡汤？ “是外痔，问题不大。”就在我心慌意乱的时候，医生的话简直又让我欣喜若狂。“走兵之前最好动个手术做了它，小手术、来得及。” 我忽然觉得，自己这回真的是遇到贵人了，而且不止他一个！ 复检一结束，表叔一边打电话联系着镇上的卫生院，一边就开车把我送到了镇卫生院简陋的外科手术台上。在麻醉药起作用之后，我明显感觉到那凉嗖嗖的手术刀，在我的肛门上利索地划了三下……在这之后，我知道痔疮原来与人的肛门有关。 手术后的第四天，我就拔掉血淋淋的药捻子，骑着二六自行车，去表叔家打听验兵的结果到底有没有我。 第六天一早，表叔载着我和父亲去了县里的武装部，他们要发给我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啊！ 中午回家一进门，吃饭都顾不上，我就急不可耐地穿上大我至少两圈的新军装，兴奋地在穿衣镜前晃了又晃。站在旁边的母亲，不自觉地就又用她粗糙的手去抹眼角沁出的泪珠。不过，这一回她眼角的泪珠，是因为高兴而沁出。 时间紧迫，我要穿着这身大我两圈，却也足以让人羡慕的绿军装，去跟近处的亲戚朋友告别去呀！ 第七天，是把离情别绪打进背包的日子。我的首次远赴他乡，自然让母亲伤感落泪。泪眼婆娑的她，想和父亲一起，把二小子送到七十里外县城里的武装部。婶子知道离别的场景很难受，她把母亲劝下了。傍晚，胸戴大红花的我和即将成为战友的伙伴们，在武装部的震天锣鼓声中，一起坐上了就要开往禹城火车站的大巴车。 坐火车，我将经历一回人生的新奇体验，或许这该感激大学梦碎后的当兵如愿。 去当兵，是大学梦碎之后的无奈选择，又何尝不是儿时歌谣里的向往期盼。 看着别的家长把大包小包的吃食，争先恐后地往车上塞，父亲似乎有些心神不安。就在大巴车即将出发的那一刻，他挤上车来，递给他的二小子一个黄纸包着的热乎乎的鸡蛋煎饼。我接到手里，又递回给他，嘴上说着“我不饿”，其实心里清楚：父亲没舍得买两个，儿子一个、自己一个…… 几个小时之后，时间来到祖国母亲迎儿回家的那一天——1999年12月20日。 游离百年的澳门不会忘记，在这一天的凌晨，他怀着念家思亲的强烈期盼，再次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也就在这一天的凌晨，有一群身穿军装、稚气未脱的青年，在离家的火车上，收听着澳门回家的广播。 我，是这群青年中的一个。 赞 (散文编辑：可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