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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墕，坐落在坐北向南的一个叫“二月二”圪垯的大山脚下，整体山形，中间高大，两边低矮，既像一个簸箕形状，又像古时文武官员头戴的嵌有各种标志的红缨大帽。村子东西两边和村前，无大山阻隔，人们拭目远眺，视野宽阔，惟余莽莽。在上世纪50年代前，村子周边长有不少“原始”杨柳大树，路边有古时拴马桩，院内有大马棚，陌生人迈进村子一看，给人以气度非凡、藏龙卧虎之感！可见当初风水先生测此宅基地时，必有一番奥妙深邃的考究。 其实，稍墕就是一个不平凡、不普通的山村小舍，它不仅有古老文明的历史，更有光荣的政治地位，很是令人羡慕。 早在清朝末期，稍墕就出了一个武官和一个文人。武官叫冯应旭，文人叫冯登银，武官是文人的亲叔父。 冯应旭，在清同治年间，曾任山西参将（据查有关历史资料，参将有高有低，高至二品，低至三四品，那么高的就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最低也不低于现在的师级军官），妻子是山东人，有两个儿子。他当兵走后，稍墕还给他分下了土窑洞、家产和土地。同治11年回民“造反”平息后，他曾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回过一次老家稍墕。他去世后，妻子偕同两个儿子回山东居住，自此再无联系，情况不详。 冯登银，是清朝光绪初年的读书人，他的学位并不高，只是个拔贡，也叫贡生。拔贡，就是从秀才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者，送往京师学堂再念半年或一年书后（相当于现在的离职进修），有的被分配在衙府作了官，但官位都低于七品知县，有的不被分配作官，可是朝中给一份“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干部工资），冯登银，就是一个无官位只享受“俸禄”的拔贡。 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下，学位就是官位，七品知县最低是个举人。冯登银虽没有官位，但总还是个文人，尤其是在文化落后的当初农村来说，确是一个踏得地皮响的了不起的人物，老百姓都不敢直呼他的大名，总是恭维地叫“冯拔贡”或“贡老爷！”“贡老爷”出门，头戴“顶子”，脚登靴子，身穿长袍短褂，骑着高头大马，并有佣人侍候。途中老百姓相遇，还要下跪叩拜，在安定县衙门平出平里，知县如宾接待。一个小小的不作官的拔贡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威力呢？原因在于他享受的是皇朝给的一份“俸禄”，如果县衙对待稍逊，害怕拔贡上朝告状，摘掉乌纱帽，因此被奉为贵人一般。 冯拔贡已经走了一百多年了，现在在稍墕冯姓的一个叫堂子峁的祖坟中，清晰可见，有一棵历经一百多年的像开了花的大柳树底下躺着的那个人，就是冯拔贡。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稍墕虽属国民党涧峪岔联保处管辖，可是谢子长、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频繁活动，多次召开重要军事秘密会议，组织农民协会，开展“闹红”，从此稍墕成了一块小小的革命根据地。 据贺晋年的弟弟贺吉祥将军在《回忆陕北红军第一支队》中写到：“谢子长，1934年清涧河口战斗负伤后又患了重病，在安定县冯家稍墕休养。贺晋年负伤后也住在子长附近，我看望贺晋年，也三天两头看望子长。有一天晚上，我们捉住了三个探视谢子长同志的敌探，研究决定处决，可是人年轻，没杀过人，谁也不敢杀。向谢子长汇报后，他说：‘你们连三个反革命特务都不敢杀，还想干革命吗？’在他的激励下，终于干掉了那三个反革命特务。”期间，老百姓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给谢子长、贺晋年用盐水和南瓜瓤消炎，端茶递水，吃好饭。可见，稍墕这块早期的红色地块上的老百姓，和谢子长、贺晋年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已建立起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据李赤然（李宗贵）将军的《回忆录》中载：“1934年重阳节后，红一团歼灭了延川民团300多人，缴获枪支200余支。不久，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人来到安定北区冯家稍墕，召开了有贺晋年、马佩勋、冯文昌、薛毓瑞和我等红一团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工作和作战经验，分析了敌我形势，并做好迎接红二十六军来陕北和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准备工作。” 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之后，陕北特委（后改为陕北省委）已做好了在冯家稍墕驻扎的准备工作。于是在1935年2月涧峪岔变为“红区”后，陕北省委、省政府就正式驻在了稍墕村。省委书记郭洪涛，省长马明方及其他主要负责人崔田夫等，在这里领导了陕北苏区的土地革命，直至5月以后，又先后迁驻于永坪和瓦窑堡（后又改为陕甘省委）。 再据革命老前辈吴岱峰同志在《黄土高天举红旗》的回忆录中写到：“1935年2月7日，刘志丹在冯家稍墕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军委。当时有人提出让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可是刘志丹同志说‘咱谢老大（称谢子长为老大哥）虽病还在世，主席一定要他当，我可当副主席。’结果选举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未到会），作战部长雷恩俊，情侦科长高朗亭，总务处长刘汉武，经济部长张成武。为了动员全苏区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了统一作战部署。” 此外，70岁以上的老者，可能十分清楚地记得：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动用了25万多部队，大举对延安和陕北发动了猖狂进攻，曾叫嚣用3个月的时间吃掉我党中央、捉住毛主席。我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决策，毅然于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子长县城瓦窑堡于4月3日也随之沦陷。可是子长县委、县政府及保安科、警卫队等主要机关在3月份就迁驻在了稍墕村。县委书记杨彩斌，县长苏耀亮，保安科长杨耀南，在这里率领县警卫队、游击队与驻瓦窑堡之敌135旅开展了灵活有力的斗争，歼灭了一股股从红石峁沟方向来窥探我政府情报的小股敌人，并将游击队捉拿的少数敌探分子，都在稍墕村的一个打庄稼场的圪塄底下死于非命！同时还处决了一些原瓦窑堡监狱在押的关在稍墕村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政治犯。 因胡宗南在陕北连续吃了几个败仗，渐渐向南溃退，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子长县城于10月14日光复，县委、县政府才正式迁回了瓦窑堡。 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从谢子长、贺晋年负伤到陕北省委省政府以及子长县委、县政府的驻扎，稍墕人在多少个年年月月、多少个日日夜夜里，为中国革命做出的一定贡献是永远不可忘怀和磨灭的。 土地革命时期，稍墕村，主要居住着冯姓两户人家，人口很少，而且一户人家在清末民初，光景日月早已衰败，甚至连自己的生计也维持不了。那么当初稍墕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秘密的革命活动，频繁的人员往来，甚至驻扎着省府权力机构，吃谁，吃什么？实事求是的回答是：主要靠的是另一户较富裕的冯姓人家，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家备的是‘粮台’”。据老者说，在1934年到1935年，约一年时间里，仅小米一项，就吃掉了这一家的17石（近7000斤），这在当时来说，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此在1935年的土地革命中，在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亲自主持下，给这一户较富裕的、祖辈是务农的冯姓人家，定了个劳动富农成份，其原因不言而喻。 抗战时期，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各级机关干部、军民一起，开荒种地，自力更生，渡过难关。涧峪岔区政府（北二区），在袁家河村的门对面山上，开垦了一块古坟地，并在通往稍墕村的一条小路边，耕种了那一户富裕冯姓的9亩多较平坦的老“熟”地。并且派遣张生昌同志专门负责耕种管理（张是梁家寺村人，在区政府搞后勤服务工作，主负开荒种地）。在几个年头里，稍墕、袁家河、陡道峁、杜家峁、梁家寺几个邻近村子里的老百姓，自觉出人、出牛，从春到秋，从耕耘到收割、背打，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得到了区政府的高度赞扬！解放战争时期，子长县委、县政府，在稍墕驻扎近四个月的日子里（实际是驻了两次：1947年3月进驻一个多月后而转战陕北，8月后又回到稍墕驻扎，直至10月中旬，敌人在瓦窑堡溃退后才迁走），虽然当初，周围数十里的老百姓往稍墕送点“公粮”，但战争环境，断断续续，时有时无。所以，有时没粮吃了，稍墕人还得给供吃。再说，这时稍墕虽增加了几户异姓居住，共住十七八户人家，比土地革命时期人多了，但毕竟还是个小村小舍，而且大多数住的是旧土窑洞。为了克服住宿的困难，老百姓几户人家合并，食宿在一起，腾出窑洞让县委、县政府人员居住。同时因青壮年男人无暇顾及生活小事，妇女们齐动手帮助赶毛驴驮水、碾米、推磨，甚至在山里砍救火柴，懂事的孩子还要帮助站岗、放哨、送鸡毛信。实际上全村在家人员，都是县委、县政府的后勤服务人员。但从未听到过一句怨言。可见，稍墕人，在这些特殊的时代里，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这是稍墕村冯家大院，土地革命时期，谢子长、刘志丹、高岗曾在此院召开过多次重要军事秘密会议。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