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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盼年的？我好好问过自己，准确地说，是生命轮回过两个本命年的那一刻。不仅不盼，反而还怕年，怕岁月耕耘的满脸辙痕，怕时光染就的一头白发，怕一颗单纯的心在人间焰火和世俗的浸染中不再轻松自在，不再洒脱无羁。
其实，不管你的生命长度有多么望尘莫及，也不管你的生命宽度有多么绚丽夺目，年一准都在生命的那头，在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盼年当属孩子们的专利。我小时候就一个年一个地盼，盼得猴急猴急的，这个年才刚刚消停，又开始掐着指头盼那个年了，一天一天地盼，一月一月地盼。在我魂牵梦萦的期待中，年顶着凛冽的寒风，载着喜庆和吉祥迈着莲步翩然而至，本来就忙得陀螺似的母亲，年关时分扭着一双打着旧时代烙印的小脚，“叮叮咚咚，咚咚叮叮”，比秒针还走得欢呢！做豆腐，是年活中的一个大工程，从选豆泡豆到推石磨榨乳，再到去渣熬浆点卤，最后用纱布包浆淀成圆圆的厚厚的成品，披星戴月也得两天时间。尾巴似的追随着母亲总算等到豆腐落锅的时刻了，母亲拿个小碗和铁铲，吹着口风掀开热气腾腾的纱布，白花花、鲜嫩嫩、油晶晶的豆腐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强忍着一拨又一拨的口水，迫不及待等着母亲把一块一块的豆腐铲在碗里，然后撒上盐面滴几滴香油，一边把碗递给我，一边说：“小馋猫，等这碗猫耳朵手都快从喉咙伸上来了，端着吃去吧！”我接过碗细嚼慢咽地品着，总也不舍得吃完，因为吃完了还想吃须等到来年。蒸馒头也是我最喜欢的年事。母亲把一盆一盆揉好的面放在温热的炕角，晚上不停地搬动着，第二天，面发酵得都从盆沿溢出来了。母亲把案板放在炕上，铺上面粉掺上碱开始揉面蒸馒头了。这时的母亲最担心的就是碱太大把馒头蒸黄，碱太小馒头像石头般僵硬不好吃，走亲访友拿不出手。为了恰到好处，母亲把枣大的面团插在筷子的一头三番五次地在火上烤。尽管母亲如此上心，可黄馒头硬馒头还是追赶着母亲来了。母亲气呼呼地指那些丑八怪说：“吃吧，想吃多少吃多少。”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碱大也好，碱小也罢，毕竟都是白面馒头，日常里朝思暮想的美食。上世纪集体制时代，故乡过年，村子里总要杀羊给村民分肉的，每人多少不记了，有记忆的是每家每户都是一块红肉一块羊油。看着母亲将一块白萝卜大小的红肉剁烂腌在小盆里准备调饺子馅，总算轮到炼羊油了。母亲先把锅放在火上，再把碗大的羊油切成碎块，放在锅里，伴随吱吱的响声，白生生的肉块霎时变成黄灿灿的油渣，母亲用筷子往盘子夹一粒，我用小手往嘴里捏一粒，油炼完了，盘子里的油渣全在我肚子了，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感觉真美！
我真得无法相信自己曾经是那样一个贪嘴的小女孩，不只是贪吃，爱美也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可那是个靠票证供应穿着的年代，尽管父母把属于自己的那份都穿在了孩子们身上，但春夏秋冬轮回的季节，有限的布料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兄妹几人的需求。尤其是我，过年时总闹着让母亲从里到外全换成一水的新衣。不省人事的荒唐要求，并没有难倒母亲，只要是巧妇，自然也能酿出无米之炊。母亲把父亲节余的工作手套拆开，剪去五个手指，其余部分正好给我做鞋帮，再用父亲从工厂捡回的废胶皮做鞋底。如此得来不费工夫的创新，每个新年，母亲都会为我准备两双新鞋，穿穿这双，换换那双，美得都不知抬脚高低了。至今让我挥之不去的是母亲在劳动布手套上绣出一朵娇艳的牡丹缝制的花鞋和那双用浅灰色皮手套做的皮鞋，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左邻右舍夸赞的荣耀，年在我幼小的心灵是那样神圣、那样阳光、那样尊贵。
拜年也是我盼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年初一早上不用磕头，不用作揖轻轻松松拿到父亲给的两元压岁钱揣在衣兜，心也随那两元钱藏得严实起来。在我时不时地揣摸中，大年初二不紧不慢地走来了。母亲背了大包小包的馒头带我回到了娘家，隆重的拜年仪式拉开帷幕。母亲一手用布袋提着十个馒头，一手拉着我，挨家挨户去给母亲的至亲，也是我的至亲去拜年。进得门来，不用母亲吩咐，我都会径直走向每一个长辈，极用心，极庄重地跪在地上磕下头，随后两元、一元、伍角面值的压岁钱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小心翼翼地把十几元压岁钱装着破了五，母亲以种种理由收钱了。即便心中有天大的不乐意，还是如实上缴了。心想：以后不再盼年了，谁知不争气的自己连一天都没过完，盼年依然，盼拜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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