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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划痕之五十四 近日在整理旧证件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共青团离团证，不由想了入团的桩桩往事。 我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申请入团的。当时正在保定五中上学，所在的班级是36班。我们班的团支部是1965年2月成立的，那时二年级下学期刚开学不久。 我们班第一个入团的是班长石同学，后来又陆续发展了清同学、兰同学、邵同学，加之年初转学来的旺同学也是团员，有了5位团员，超过了3名团员以上可以成立团支部的条件。 团支部成立后，非常活跃，经常组织政治活动，如学英雄、学雷锋之类。还组织文体活动，如篮球比赛，周末联欢会。当然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入团积极分子，发展新团员。 那时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很难的事，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觉得高不可攀，就连想都没敢想。可就在这时团员清同学找我谈心，鼓励我入团。 那是一个下午，课都上完了，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回家。我走到门口时，候在门口的清同学留住我，说有事。因为清同学是女同学，我有些紧张。我们班男同学基本不与女同学说话，曾有个女同学主动借给我无线电方面的书，我接受了，便成了男同学取笑的对象，我不胜其烦，很怵头与女生说话。 清同学学习一般，处事也很低调，虽然她是班里少数团员之一，但我几乎忽略她的存在。没想到她很会做思想工作，说话亲切得体，让人愿意接受。她鼓励我追求进步，申请入团。还说团支部分配她一对一地帮助我，以后还会找我谈心。 我那时正痴迷无线电，对班里组织的活动很少参加，对团支部要培养我感到有些意外，猜测着可能与我是班板报组的成员有关，还可能与石班长对我印象好有关。有了清同学的鼓励与督促，我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极参与班里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很快就上交了入团申请书。 为入团我似乎做过不少事，可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却极少，印象最深的是在联欢会上表演过一个节目。 组织联欢会是团支部做得最多的工作，要靠近团组织就得参与到联欢活动中去。我本来没有这方面的专长，但为了表现，还是主动提出要演节目。清同学听说后很高兴，主动帮我找演出资料，很快就拿来一本文艺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部队出版的，里边的节目反映的都是部队生活。我觉得它不太适合学生表演，可又找不到新节目，只好从中挑选。挑来选去，最后选了一个连队饲养员如何养好猪的小快板。挑选它有两个原因，一是单人节目，可以自己演，不用求别人帮忙。二是没什么技巧，背熟之后大声说出来就行了。 我跟同学借了副竹板，天天晚上9点半之后练习。之所以这么晚，是因为每天都有晚自习，从晚上7点上，要上两节课。等回到家再吃过饭（我家住得离学校较远，放学不回家吃晚饭），就9点半多了。 当时，我自己住在相府胡同2号院的外院（父母他们住3号），院里就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我一人住。本以为这影响不到别人，可北边邻居冯家还是愤怒地抗议了，因为那个点儿已非常安静，我那“呱哒呱哒”的竹板声，已极具穿透力。在抗议声练习，我很难集中心思，练习效果大打折扣。 保定市群艺馆曾到我们学校普及快板，我们班的王同学就学了打花板。他学得像模像样，联欢会上经常表演，只是打完花板就退场，并不说唱。我正好相反，光练背词儿，没练打板，表演时手里的竹板就“呱哒呱哒”地打一个点儿。 由于是第一次表演节目，我上台就有点晕，背得滚瓜烂熟的词儿是怎么也说不顺溜了。好在清同学特意站到旁边，不时对着小册子提醒，我总算磕磕巴巴地表演完了。同学也给了掌声，可我知道那是出于礼节，没人会真心喜欢我的表演，除了清同学。 虽然我的小快板表演得不好，但团支部却认为我进步很大。清同学就暗示快要发展我入团了。 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可又觉得事情还没有板上钉钉，还是等等有了确实的消息再说吧。 就在此时，大约是1965年的7月初，父亲背篓上山了。 父亲在保定市供销社工作，而北京供销社出了个“背篓商店”，职工们背着货篓把山区社员急需的商品送上去，销售后再收购山区社员的农副产品背下来，极大地方便了山区社员生活，深受欢迎，成为行业楷模，于是保定市供销社赶紧学习，倡导“红色背篓”精神，并派出职工上山。当时有个电影就叫《红色背篓》，电影的插曲叫“背篓上高山”，所以职工就管这个活动叫“背篓上山”。实际上它有正式的名字，叫“商业工作队”。 父亲去的是涞水县，要工作3个月左右。这样，我就只能等父亲回来再报喜了。 很快就放了暑假，等初三上学期开学时，又有同学入了团，可我还没有音信，我有些焦急。 正在我焦急之际，班主任刘老师找我谈话，告诉我，团支部为发展我入团，进行了外调，发现我父亲有“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他要求我，正确认识父亲的问题，与父亲划清界线。 国民党？反动派？那不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吗？没有想到敌人就在我的家中，就生活在我身边，竟然就是我的骨肉至亲。我一下子完全懵了，仿佛整个世界都进入到了混沌之中。刘老师后来再讲什么，我几乎就没有听到。从刘老师那儿出来后，我跌跌撞撞，魂不守舍地回了家。 我跟母亲核实此事，多么盼望这些都不是真的。可母亲告诉我，千真万确。因为我小，怕我承受不了这种政治压力，所以一直没有告诉我。 10月初，父亲背篓上山工作结束，从涞水回到保定。他黑了，瘦了，一脸疲惫，说山里村和村离得很远，空旷的大山里见不到人，背篓途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得自己克服。 看到父亲这么不辞辛苦地为山区的农民服务，我怎么也难以把他与国民党反动派联系起来，就非常想知道他为什么加入国民党，于是找一个机会，跟他说了学校对我的外调，并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确实加入了国民党，是17岁时加入的，和我要求入团时的年龄差不多。他16岁时到北京一家百货店当学徒，师兄冯某某看他人不错，干得也不错，就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我不知这位冯师兄是否也如清同学一样热心，反正父亲是被他说动了，最后真的成了国民党。 父亲的政治嗅觉是太迟钝了，仅过了3年国民党就成了反动派，他的政治前途毁了，还连累了我们做子女的。我对他这一抉择耿耿于怀，这不仅让我无法入团，还害得我在同学面前矮了一截儿，连清同学也都不再理我。 很快我就听说，班里的崔同学和我有着相同的命运。崔同学追求进步的愿望比我强烈，干得也比我好，爱管事，由于是小组长，个子又矮，人称“小干部”。他也因为父亲有问题入团受阻，听说他的父亲加入的是三青团。 同病相怜，我俩成了好朋友。我们不仅一起参与班里的活动，像扒火车去北京看大字报啊，步行串联啊，还于1969年8月一起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到兵团后，我俩都入了团，最终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印象中，兵团外调一般都是发外调信，不知父亲单位怎么给父亲写的证明，也不知当时团支部怎么把的政治关，反正我是顺利地通过了政审。 我是1970年3月入团的。一帮一对我帮助培养的是钧战友。到兵团后我分配到六师战勤连七班，钧战友是七班的战斗小组长、共青团员，他是保定二中高中的学生，比我年长，像大哥哥一样地帮助我。我对他感激终生。1972年他选调去了包钢，当了人民教师。返城后战友们多次聚会，仅大型聚会就举办过两次，可他都没有参加，我俩至今还没有见过面。 1972年5月，我担任了连队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连队副指导员、现役军人），主抓宣传，也曾帮助别人入团，当然，也像清同学、钧战友一样热心。 1975年10月，我返城回到保定，进了一家小塑料厂。厂里也有团支部，可我没有印象参加过团支部的任何活动，唯一与团支部有关的记忆，就是发给过一本《团员超龄离团纪念证》。时间是1977年4月1日，那时我已经28岁，超过了团员规定的最高年龄，不得不离团了。 返城后我与初中那些要好的男同学取得了联系。石班长在介绍同学情况时就提到了清同学，说她在保定市邮电器材厂工作，住在该厂的宿舍。 1992年1月，班里的女同学董同学曾召集十来位男女同学聚会，说清同学也要参加，可实际上没到。 2005年1月，崔同学的儿子结婚，我去参加婚礼，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清同学已经去世，是自杀。 听说自杀的缘由是，我们班的一位学同学发展清同学参加传销，说有高回报，而且想用钱还能取出来，于是清同学没和家人商量，就把家中全部积蓄都交给了学同学。后来清同学家人重病，急需用钱，清同学找学同学取钱，学同学却说钱已经拿不回来了。 清同学无法和家人交待，很绝望，一时想不开，竟自杀了。对此，同学们都悲痛而惋惜。 2014年5月，我到保定街头拍摄与我相关的老建筑，在寻找厚福盈小学时，有一位女同胞过来问我是不是姓苑，又问我是不是五中的，我惊异中细辨，认出她就是学同学。她向我介绍了女同学情况，说已有4位去世，其中就包括清同学。她提到清同学时神情自然，看不出一点儿与她相关的迹象，以致我怀疑清同学是否因她而死。 清同学已经走了，离团证还在我手里，翻看它眼前就会浮现清同学的影子，不由感叹，流毒全国的传销怎么不能绝迹呢？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