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发的毕业证
——岁月划痕之五十五
整理旧证件时,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小学毕业证和初中毕业证。
我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上了5年学(一年级在瑯瑚街小学上学),1963年7月毕业时没有任何异常,应该发了毕业证。那我手里为什么没有呢?是丢了?还是压根没发?如今是实在想不起来了。
1963年9月我考上保定五中后,一连气儿上了6年学,可既没发高中毕业证,也没发初中毕业证,这回的缘由我很清楚,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邱同学没有富家小姐的白皮肤,却总是带着富家小姐的高傲神情,让人觉得难以接近。我曾坐在她的后排,无意间看到她跟同桌耍小脾气,使小性子,感觉很有趣。她还经常变换头饰,以显示与众不同,我也觉得很新鲜。就对她比较注意了。
听说她和打乒乓球特棒还会打花板的王同学是表亲,我就无由头地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印象中,大约在4月份,邱同学曾朗读过学习王双的文章。王双是南奇公社北奇大队社员、共产党员,在劳动中因车祸去世,市里树他为模范,《保定日报》就刊登了宣传他先进事迹的文章。记得邱同学念的文章中有一篇叫《三访王双》。现在想来,模范已死,记者访问的肯定不是死者,而是其他社员,怎么能叫《三访王双》呢?
进村的时候,要经过韭菜地,印尼归国的黄老师大声提醒:“不要踩了麦苗!”又引得大家哄笑。以致他再给我们上数学课时,都有人会学着他的洋腔国语说“不要踩了麦苗”。
进村后,村干部就安排了贫下中农带我们干活,算是再教育。
带我们班的是一位男性中年贫下中农,很爱说。挖地时,有同学挖到了拱形砖坟,这位贫下中农立即给我们讲起了砖坟的故事。说以前的时候,皇帝认为老人无用,白糟蹋粮食,就下圣旨说,六十花甲子,不死就活埋,这种活埋人的拱形砖坟就出现了。建坟时直接把老人砌在里边,只留个孝子送饭的窗口。一旦孝子不再送饭,老人就得饿死。后来一位高官成了这样的孝子,他给老人送饭时神情恍惚,老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皇帝限期让他解决个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马上要被杀头,已有几位大臣被杀。老人立即跟他说了解决办法。高官回去跟皇帝禀告,皇帝问他怎么找到的解决办法,他说老爹教的。于是皇帝下旨,废除了“六十就活埋”的政策,还提出了新口号,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当时我认为这是瞎编的,可2009年时有报道称,武当山发现“寄死窑”,其形制与我们挖到的拱坟近似,看来这事没准儿还是真的。
进入5月,学习的文章主要是大批判,批判对象是“三家村”。“三家村”不是有三姓人家的小村,而是3个人,现在我还能顺嘴就说出他们的名字,是邓拓吴琀廖沫沙。他们的罪行好像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党(连“含沙射影”这个成语都是那儿知道的),记忆中曾批判过一篇《白开水最好喝》的文章,是邓拓《燕山夜话》中的一篇。
进入6月,我们学习过《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听着像《西游记》里的,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又学习过一个中共中央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就叫“五一六通知”,其结论听着令人震撼——中国的党政军和文化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下来的任务自然是把他们揪出来。我的直感就是要搞一场比“四清”更大的运动了。
我们学校被安排到了拥城村。据说这个村古时候叫淀边村,因为它位于白洋淀边上。明代后改为雍城,那时“雍”与“壅”是同一个字,我猜着这个可能与我的老家饶阳一样,怕水淹盖房时先壅土,全村都这么干,这块地儿就成了高地,所以改叫壅城了。解放后又改叫拥城,为什么这么改,没问社员,没准是写着方便吧。这个村现在属高阳县管辖,可我记得老师说我们去的是安新,不知是记忆有误,还是管辖范围有变化。
吃住在社员家,当然要交粮票和饭费。粮票按学生定量标准交,饭费一天两三毛钱,准确的钱数忘了,反正觉得不少,因为在自己家吃用不了这么多。
我分配到的这家,是对老夫妇。那时候自己小,看别人都老,现在想来他们也就四五十岁。到他们家的那天晚上,喝的是玉米面粥,没有干的,菜是咸菜。我心里称赞,贫农就是懂得勤俭。
第二天,大队干部就安排我们和社员一起干活。我被分配到麦场上,负责脱粒,就是用多齿大木叉把麦穗铲到电动脱粒机中。这活儿可真累,稍微一休息,机器就空转,又得赶紧往里装。那机器是电动的不知疲倦,可我受不了,腰酸腿痛,而且不到中午就饥肠辘辘了。中午吃锅贴玉米饼子,吃着真香。
午饭后没有午睡,接着干活儿。快收工时,我又饥肠辘辘了。可没想到的是,晚饭竟然还是玉米粥和咸菜,我不由地腹诽起贫农的勤俭。此后,他家每天晚饭都喝粥。我猜着没准村里就是这种习惯,就偷偷打听别的同学,原来有的家晚饭也有干粮,这让我非常羡慕。
干活的第二天,我的手就被麦芒扎了个刺。我母亲曾说我“干活儿就要工钱”,因为我干活儿不管不顾,经常碰破手脚,这次是老毛病又犯了。
麦芒扎得刺儿外边没有露头,我拔不出来就没管它。可只隔了一天手指就肿了。老师让我去找驻村大夫。驻村大夫是与我们一起下乡的市里的医务人员,主要为我们服务。大夫给我抹了黑药膏,然后包扎起来,说不用打针吃药。
又隔了一天,我的手指是好多了,可大腿根又起了大疱,一走路就蹭得疼。我又去找大夫,她给我量体温,说发烧。之后又给我抹了黑药膏,并让我跟老师请假,回市里治疗。
我跟老师说了情况之后,立即乘长途车回了保定。去医院后,大夫把浸泡了黄色药膏的纱布塞入肿疱的脓眼儿,还给开了口服的消炎药,并让我每天去换药。没等我的伤口长好,支农的同学们就都回来了,我的这次支农劳动便成了永远的烂尾工程。
我们的各门功课都是稀里糊涂讲完的,是否进行了考试已记不得。只有政治学习没有间断,邱同学几乎天天念报纸,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文章我们都要学习。学了半天,我们还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当时的理解是,既然叫文化大革命,那革文化的命肯定是题中之义,学校是学文化的地方,自然也是运动的重点了。
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已有“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说法,但怎么“破”,校领导可能也搞不清,在支农劳动结束后,只组织了一次各班都要参加的文艺演出。我们班出的节目是歌舞《农友歌》。
文艺演出在大操场举行,舞台就是大操场前开会用的那个砖台。由于砖台台面较小,我们班表演节目时邱同学手中的枪被别人碰掉。她捡起枪后立即怒冲冲指责碰她的同学。演出虽然没有停顿,但由于有了这么一个插曲,我们班的节目成了全校最差的节目。
进入7月,我们毕业班应该毕业了,别说发毕业证,就连放暑假这事都没人提。课是不上了,好像我们要专职地闹革命了。那时北京的学校已贴出了大字报,邱同学还念过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可我们学校还冷冷清清,没有贴出一张,我们的革命主要还是听邱同学念报纸。由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提法,都从邱同学口中念出,感觉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了。
进入8月,我们的革命还是听邱同学念报纸。中旬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于其内容共计16条,所以也叫《十六条》。那时还学了一首专门歌颂《十六条》的歌曲,现在只记得一句,好像是“十六条啊是明灯”。这首歌是由38班的一个女生教的,我们36班为什么要跟38班的同学学唱歌曲,也记不得了。
在8月中旬学校组织我们去北京看大字报之后,学校的运动才有了实质性进展。从北京取经回来的同学,开始横扫牛鬼蛇神,批斗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抄“黑五类”同学的家。这里说的黑五类可不是黑豆黑米黑木耳黑枣黑芝麻,而是指家庭、家长涉及“地富反坏右”的同学。我曾经的同桌章同学被抄家,和我也是小学同学的农同学被迫交待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是解放军干部,本来属“红五类”,只因是“解放兵”(被俘投诚),她也被划入另类。
因为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我整天提心吊胆,害怕下一个就是我。就在这时市里组织了一次下乡劳动,让我躲过了一劫。
我们学校被安排到郊区焦庄。9月20日进村。记得村里家家户户的篱笆墙上都是丝瓜扁豆,黄花紫花成片,真有农家气息。
进村后,我们仍是吃住在社员家里,交粮票饭费。焦庄的社员没有晚饭只喝粥的习惯,这让我很庆幸。
我们干活主要是帮助社员收玉米,感觉没有拥城打场累,但玉米叶子划人,如果再出汗,划红的地方就很疼。还帮助社员撒过肥,节奏自己掌握,也不特别累。
只有一次,着实让我出了力。那是下午收工的时候,一辆小拉车上装了满满的玉米秸秆,我为在同学面前逞能,一个人拉起来往村里跑。车很轻,我跑的飞快,一会儿就把收工的人群甩在后边。可车越拉越重,我的车速越来越慢,最后是倾下身子也拉着费劲。收工的人群最终追上了我。
10月上旬,支农劳动结束,我写日记记录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事儿。邱同学已无任何表现,自然没有提到,倒是提到了另外两位女生,一位是平同学,一位是娜同学。她俩是初三时转到我们班的。在这期间共有5位同学转入我们班,另外3位是男同学,他们都是从京津转过来的。
娜同学会唱歌,多次给焦庄的社员表演,为班里增了光,我便提到了她,还用像“银铃一般”形容她的歌声,其实那时我根本没见过银铃,更不知道银铃发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见别人这么写,我也就这么写。
平同学则是因为我俩分别收取男生和女生的粮票饭费有了交集。我家是中农,父亲又有问题,自然不是“红五类”,但班主任刘老师还很信任我,让我管全班财务,这样我俩就有了接触。平同学是天津人,不像班里原来的女生那么讲男女界限,对男女同学一视同仁,所以我们配合得很愉快。
但我俩有一次尴尬相遇,日记中没有提。社员家的厕所是“连茅圈”,人在上面大便,猪在下面开饭。我不习惯方便时被猪焦急地窥视,就去街上的公厕。而街上的公厕与社员家的厕所一样,围墙一律一米五高,人站着里边头部会露出来。我看村里的人个子也不矮,不知为什么把厕所建得这么低。一次我去方便,站起身来正好看到路过的平同学,而她也正好看到我,目光相对,我非常尴尬,她也非常尴尬。之后见面我都不自然了。
支农回来后,我住的地方已从相府胡同2号的外院小屋,调换到父母住的3号院小东屋。原来就在我支农期间,街道上搞牛鬼蛇神大遣返,把一些出身高的、历史有问题的遣送回原籍,并把他们的房子重新调配。调配中街道干部照顾我家,把我调回到父母住的院儿。
由于与父母一个院儿,我外出并不锁门,而伟同学来找我玩时我正好外出,母亲让他在屋里等一下,他就趁机偷看了日记。事后,他添油加醋地给我宣传,好像我和二位女同学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日记中提到而已。
这一折腾就是3年多,直到1969年8月我去了内蒙兵团之后数月,学校才安定下来。听说学校给没去兵团的同学分配了工作,石班长就分配到了一个生产子弹的军工厂。学校是否也给没去兵团的同学发了毕业证,没有打听,因为觉得已是无所谓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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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可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