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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央台新闻，一所27名教师的学校只有一个学生，另一所25名教师的学校只有几个幼儿。 不由得想起那几所自己熟悉的村校。其实，在南江，空壳村校已有很多。 02年我们从一所煤炭子弟校移交到南江，03年与水洞乡中心校合并，两所学校的学生加起来1119名。原水洞乡有五所村小：桃红，黄龙，水洞，金碑，文安五个村都有村校。水洞村校在原水洞乡政府位置，由于采煤导致地裂，滑坡，水洞乡政府迁移，原水洞乡学校操场起裂缝，石梯滑动，石条拱起断裂，学校外迁，村校保留，利用老乡政府食堂做校舍。那时一至六年级俱全，有4名教师，100多名学生。黄龙村有80多名学生，金碑村有60多名学生，桃红有20多名学生，文安有10多名学生。 04年，原水洞乡党委政府千方百计向县财政争取到了10万元村校维修经费，那时经费非常紧张，过去80年代修的土木结构房子已经老化，年年改危，年年又冒出无数D级危房。今年改危剩下的有40多万平方要放到明年再改，可到年底统计，校舍危房又增加到了80多万平方了。要争取改为经费，是多么不容易，我对彭书记、王副书记、杨乡长等人佩服不已。由于是教育经费，要通过学校账户报账，我们学校负责工程监管、经费过账，乡政府负责实施改危。当时水洞乡搬走后，原办公楼留在那儿，人都不敢进去，四周围有警示绳，而下面就是村校校舍、操场，很想找一处安全之地重修一所村校。局里符主任介绍了有业务关系的604工程师董千里，董很快来到南江，我陪他实地踏勘，在水洞走了一整天，上到最高处，又沿河巡查，在二台上来来回回跑了四五遍，再到煤电公司查看煤层分布及踩空情况，结果是，有法建房的地方是滑坡带，或者是采空区，只有现在的位置是保安煤柱之上，相对安全。跟地质工程师跑了一天，我也长了不少见识，怎样识别滑坡带，土层和岩层的布局走势，地探探什么，在岩层结构复杂的山区生活工作，这些东西比我学四年中文管用得多。村校背面阳沟外就是采空区，而那边垮塌得一塌糊涂，校舍这边地面没有一点变化，靠河边及上面坡坎，便有滑动变形，水洞村校，就在那个不大的保安煤柱之上中央点默默地伫立着。渴了，我们俩就拿树叶舀起校舍外坎子下那股咕咕的泉水猛喝。没隔几年，那股泉水也消失了。 董千里回去后就被调到三峡勘探去了，他们公司另安排了一位老工程师负责，我亲到广元接老工程师过来，这人很和蔼，吃饭住宿都是自己掏钱，说公司安排的，他可以报账，其实他们大老远过来，都是看在符主任面子上，是义务为我们搞勘测。我又陪他走了一遭，结论跟董千里一样，没有地方适合修一所村小，滑坡带治理后可以，地探、治理大概要300万元以上。我和乡领导一起郑重地开了个会，大家决定，水洞村校原址维修，计划7万元，把原广播站买过来做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其余3万元用于其他四所村校维修。在维修过程中我找了一位老总赞助了4吨水泥，给水洞、黄龙各2吨。暑假，我和乡领导们到现场去看，水洞村支书带着几个人正在加固老墙，内部加5公分水泥抹墙，尹书记一边用倒拐子擦汗水，一边给我介绍进展情况，我们对进度很满意。由于对地方财务一窍不通，乡上拿来的票据都是做工的签了字的白条，水洞乡随即合并到南江镇，人员四散，后来开发票学校倒贴了4千元税费。 几所村校面貌一新，只有桃红村校还留下了后遗症。当年的房子垮了，村校教师周安才主动把儿子打工存的5万元拿出来修校舍，乡政府认账，认利息。可现在一分钱都没还，乡政府也解散了，债务转到南江镇，镇上也没钱马上还，周老师随时找我，说本钱还给他，不要利息了，我哪里拿得出，何况这是政府该还的。后来，到普九债务偿还，周老师终于拿到了钱，那时他已退休。 别看我们离县城只有几公里路，全是深沟峡谷高山陡岩，到黄龙要沿小溪而上，一路脱七次鞋，踩七次水，到桃红还要多两次。到文安先爬山两三个小时到金碑，再沿山顶走一个小时，06年后才陆续有公路贯通这些地方。有一次，往黄龙去，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山顶掉下来挡住了去路。 地震后，金碑村校和黄龙村校受灾最严重，黄龙村小挨着的几家住户房子全部垮塌，金碑堡坎垮塌。两所学校各安排了11万重修。09年3、4月份，正是撒秧时候，金碑山水贵如油，建修商拿钱买水，用车拉水，突击建好了新学校，一排砖瓦结构，白墙青瓦，漂亮多了。新学校建起了，我松了一口气。村校，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但涉及面宽，一定要有学校在那里。 早在地震前，最边缘的文安村就只有3个学生，一个幼儿园，一个一年级，一个二年级，彭老师，是桃红人，一直想到桃红村校去，那年周安才退休，他觉得机会来了，暑假，走遍文安每一户家庭，了解老百姓意见，最后，一年级那个学生愿意到金碑，二年级升三年级到中心校来，幼儿园的父母接走到打工地去读，下学期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我派人重新走访，情况属实，于是同意彭老师到桃红，桃红也是最远的，不派他派谁去呢？正好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最不好安排的就是村校教师，这些年，随着生源递减，水洞只剩下30多学生，金碑只有10几个，黄龙20多个，桃红只有7个了。还好，没有安排一个到村上去，还陆续调回了几个老师。合并后我任校长，中心校建起了食堂住宿，早知道要派教师到村上去比登天还难。早就打定主意，村校缩减规模。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诞生了：中心校有英语、计算机课程，而村校没法开设，三年级起就到中心校来读，开始有些家长不愿意，保留了水洞、黄龙的三年级，只两年，三年级全部到了中心校，他们确实怕耽误了学英语、计算机。 学校离矿山公园很近，有老师反应，公园开餐饮的老板给他说，只要有人办席，就有几个学校的小娃儿去围了一桌，吃了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老师说:那几个都是金碑山上的。我模糊记得小时候老家的习俗，跟金碑的李书记联系，果不其然，山上哪家过事（办酒席），8岁以下的小孩都可以去吃饭，这是习俗。我给李书记说了发生的事情，叫他给家长们说一下，不能让孩子再到公园去吃席了。后来，再没发生过。老板是我教过的学生，他笑了:真是无奇不有，没见过有这样的习俗，想想也还有道理。 11年我离开了学校，但工作上仍然与学校关联紧密，也无数次到过那些村校。陆续地，金碑村、桃红村、水洞村都成了空壳，现在只有黄龙村还有8个学生。金碑的校舍门洞大开，有人堆了杂物，灰土厚积，杂草疯长。文安的老木屋早就消失了，剩有地基石条待后人考察。水洞那几间食堂房子没有去看过了。桃红是应该消失的，海螺水泥已征用了那些山，人都搬走了。 有次跟苏校长下村校，他说，八九十年代，水洞乡3000多人，05年，只有1700多人了，在家的大人恐怕300不到，有人住进了城，有人全家外出打工，城市化，务工潮让山里的人没见了。矿上的人也没见了，90年代，矿上35岁以下青年工人1200个，破产后，重组的煤电公司员工不到1200人，真正上班的800多人，年轻人都到外面去了，绝对不是到了农村。如今，中心校只有500学生了。 显然，从大场镇、到县城、市城、省城，哪里每年不增加成百成千的、上万的学生，优质教育资源紧张至极，城市教育资源10年内膨胀了多少？ 社会转型到了今天，教育的课题不仅仅是教改、现代化之类，资源的重设、重组、重配已经摆在大家面前。 我又记起了周安才第一个被评为省“烛光杯”优秀乡村教师，彭星孝被评为工行优秀山村教师，我与他们一起写事迹材料的情景。他们冒着瓢泼大雨，翻山越岭到县城开表彰会，戴大红花，领奖金时的憨笑。历史，会镌刻下乡村教师的形影吗？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