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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上）
——岁月划痕之五十八
这段时间，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批判过老师，抄过老师和同学的家，抄过附近街道的“黑五类”的家，这些活动是不是由“官办文革”和“官办红卫兵”组织的，我已说不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去焦庄劳动，是由它们和校领导一起组织的。另外，各班同学出去大串连也是由它们和校领导组织的。它们和校领导组织的最后的活动，可能是全校师生参加12月7日由河北省军区和驻保的69军在体育场召开的悼念申宪智大会。此后，党支部书记被批斗，校领导靠边站，“官办文革”和“官办红卫兵”也被迫解散了。
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大串连，是在参加焦庄劳动之后。开始说是按上级要求分批分期地走，可走了几批之后，安排串连人也去串连，此事就没人管了，想单人串连的就直接走，不想单人串连的就自已搭伴，至于不想串连的，那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大串连可以免费乘火车、乘汽车，还有接待站免费安排住宿，说是交流革命经验，可行程随心所欲，干什么也没人过问，你不去学校看大字报，去转着玩儿，也照样是革命行动，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想去。
由于天气已开始转凉，母亲还给我赶做了一身秋衣秋裤。这之前我还没有穿过秋衣秋裤，冬天都是光身穿棉袄棉裤。布料是父亲从他们商店买的针织内衣布，处理的，不要布票。这布是鹅黄色的，很艳，我觉得不适合男孩穿，但母亲没有考虑颜色，她考虑的是我出远门要穿得体面些。那时父亲还不会裁剪，由母亲裁的。母亲虽然在服装厂工作，但只会用缝纫机砸衣服，不会裁剪，结果裁剪的衣服袖子、裤腿都又细又长。试穿很不合身，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也穿上了孩子们很少有的秋衣秋裤。
我们去哪儿串连呢？因为学校在8月中旬曾组织我们进京看过大字报，所以我们不想北上，而想去南下。最后我们决定先去上海，再去广州。
第二天一早，我俩就去保定火车站办免费车票。火车站已设立了专门为学生串连办理车票的窗口。窗口排着很多像我们一样要出去串连的学生。听排队的学生们议论，9月5日中央就已发了文件，要求各地组织师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保定火车站9月16日就开通了专门的学生串联列车。
好不容易排到窗口，可当日南下的车票已没有了，次日的也只有清晨去石家庄的。我们不想再等，就办了这个车票。
10月25日一早，我们登上了去石家庄的列车。此车不是串连专列，车上既有普通旅客，又有串连的学生，人很多，没有座位，我俩一直站到石家庄。下了火车，我俩立即排队继续办票。这次运气不错，办到了当日的车票，是晚上去郑州的。
办好票也就上午10点钟，离乘车还有好长时间，我俩决定在石家庄转一转。听说白求恩的墓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我们决定前去祭扫。敬仰白求恩，是因为学习过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老三篇》中的一篇）一文，知道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离火车站不算太远，沿着一条马路西行2公里左右就到了。陵园里松柏森森，冷清肃寂，人很少。
我俩很快就找到了白求恩墓，因为一人多高的墓碑上那“白求恩大夫之墓”几个大字非常显眼。墓为石砌，墓顶为半圆形。在我的想象中，白求恩的墓应该更为高大。我俩站在墓碑前，向白求恩鞠躬致哀。
在白求恩墓的旁边，我们还发现了另一座形制差不多的墓，墓碑上字为“柯棣华大夫之墓”。从墓侧面的简介得知（也可能是后来看了资料），他是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过程中病逝的印度医生。既然他与白求恩一样也是国际主义战士，我俩又向他鞠躬致哀。当然，我们也向陵园的其他烈士致哀，只是没有一一鞠躬。
祭奠烈士之后，我们又步行回到火车站。在车站的一个小饭馆吃午饭，为了省钱，我们要了最便宜的饭菜。饭后，我俩开始寻找新华书店，因为我特别想买到一本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1966年7月，语文老师张国荃在教我们毛主席诗词《昆仑》时（初中语文第六册最后一课），顺带给我们介绍了毛主席的其它诗词，勾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正好型同学说他父亲有本《毛主席诗词》诗词，我便借来阅读，谁知是繁体竖排，没有标点和注释，根本读不懂。大约在9月，有同学买到了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是小开本，红色封面，简体字横排，还有标点和注释，我立即追问从哪儿买的，并赶往他说的那家书店。遗憾的是已经卖完了。我不死心，又转了其它书店，还是没买到。
我俩转了石家庄火车站附近书店，都说没有。
晚上我们登上去郑州的列车，仍然没有座，我俩站了一宿。
26日清晨到达郑州，我俩还是先排队办票，这次运气更好，办了当日由郑州到上海的车票。
由于时间还早，我俩又去转书店。转到一家较大的新华书店门口时，我眼前一亮——有位顾客正好翻看着新版的《毛主席诗词》，我兴奋异常，立即跑进去，冲着营业员就喊：“我也买本《毛主席诗词》！”没想到年轻的女营业员竟说：“刚卖完。”
我大失所望，沮丧地说：“怎么这么倒霉！”虎同学也附和说：“咱们转了这么多书店，怎么都卖完了呢？”可能是我们的保定话引起了女营业员的注意，她问道：“是串连的红卫兵吧？哪儿的？”我回答：“保定的。”“我有个亲戚也在保定，咱们算是有缘，我把我留的这本让给你吧。”说着她从柜台下拿出一本崭新的《毛主席诗词》递给我。接过书，我激动得不得了，连忙道谢。
回到车站，我就翻阅起《毛主席诗词》，发现里边的句子看上去很好读，可就是不知说的是什么意思。
（串连结束后，我到处找毛主席诗词的解释，先后搜集到郭沫若、臧克家、赵朴初等人有关文章，研读之后，才大体明白了诗词的意思。）
下午，我俩乘上了从郑州开往上海的列车。
27日早上，我们到达上海火车站。因为不能确定在上海呆几天，我们没有急着办去广州的火车票。
出了火车站，我们直奔革命师生大串连接待站，接待站负责把来沪串连的师生分配到各个具体接待单位。我们被安排到上海市美术学校。
食宿安排好了，我们应该大串连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想过到哪儿串连，找谁串连。美术学校看来不行，因为基本看不到本校的学生，出来进去看到的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沪串连的。美术学校的学生去了哪儿？大概也出去串连了吧！
可第二天一上街，我们又改了主意，决定先去外滩，因为听说外滩是上海的“天安门广场”，不到外滩就不算到过上海。
听说外滩最初确实是上海城外的滩涂，是在成了外国租界之后才逐步繁华起来的。由于外国银行、商行云集，外滩被称为“东方华尔街”。解放后外滩仍是上海的核心区域。
外滩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远，我们边走边打听，后来还乘了公交车，才到了外滩。
外滩位于黄浦江西岸的一个转弯处，江边堤防壁立，上砌护栏，倚栏眺望，江水涛涛，很是壮观，江上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轮船。
广场西侧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西侧则是一座接一座的高大洋楼。现在知道这些建筑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很有讲究，很有价值。可当时没把它们当回事，听说这些洋楼多为洋人所建，是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象征，所以对它们的雄浑、华贵颇不以为意。
转完外滩，我们又转了附近的南京路，去了第一百货商店。这家百货商店是一座大楼，有好几层楼面在营业，商品特别多，我从未看过这么大的商店，兴奋地转了一层又一层，不过什么也没买。下午我们返回美术学校。
29日，我们仍然没有去串连，而是去了上海虹口公园，我们听说鲁迅先生的墓在那里。
转虹口公园的情形已不太清晰，不过对鲁迅先生的铜铸坐像却印象深刻，那坐像非常写实，就如同真人坐在那儿一般，看上去身形刚毅，神情冷峻，眼光深邃，让人过目难忘。虽然此事已过去这么多年，且只见过这一次，却仍历历在目。而墓地什么样，公园还有什么景致，都已不甚了了。
另外我还记得，转完公园，我们就在附近的饭馆吃饭。看到饭馆有带汤的面条，我喜出望外，作为北方人我爱吃面条，可出来这些天，一直没吃上，早馋了，于是我俩一人要了一碗。听当地人说这叫阳春面，明明已深秋，为什么叫阳春？不得而知。更没想到它是辣的，辣得厉害，我们根本吃不了。没办法，只好请厨师帮我俩用水冲一冲。冲后辣味小一些了，但我俩还是难以承受，不过舍不得扔掉，都硬着头皮吃下去。
30日，我们没有去远处，就在美术学校周围转了转。
在上海转悠，转到里弄，也就是北方的胡同，我有个发现，就是墙边砌个小便池就是男厕所，它只有侧面的小墙，后边空无一物，路过的女人可一览无余，不过她们都若无其事地经过。我曾试着在这种厕所小便，心里跟做贼似的。
31日，我俩开始打听去广州是否需要提前办票，却意外地得知去了广州就出不来。一位广州来的学生说，广州很难办票，他就因为办不了票在广州困了十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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