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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督山伯爵 我是70年代初，随父亲一起到H省军区五七干校的，今天回头看，当年实际上就是随父亲一起发配到干校。去前我正在广州市读小学5年级，那时年龄太小，没有感受到父亲是下放，完全没有被贬的屈辱感觉，只是觉得父亲调动工作，我们跟着挺好玩的。多年后母亲提起这事，说孩子们提起干校总是有一种自豪的感觉，离开广州时根本不知道王家前途未卜，别离一直照顾我们的阿姨时，也不懂阿姨泪水中别离的伤感。记得母亲这样说时，眼神中有一种世事沧桑，孩子太小不懂世事艰难和冷暖的感叹。 干校自己办有子弟小学，老师都是下放干校的有文化的老军人。干校边上有一个劳改农场，清晨去子弟小学上学时，不时见到劳改犯在茶山上背着篓子摘还带着露滴的毛尖。但干校没有条件开设子弟中学，因此，小学毕业后，我不得不到所在公社中学去读。公社中学离干校大概有40多分钟的直线步行距离，实际上走大路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边，干校的孩子通常结伴走斜边，这样就要穿越老百姓的农田。 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走田间小路去上学，一路上稻香花香相伴，时不时跳过路边的清澈小溪，真是一种无法描述的享受，也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前些年同事结伴到江西观赏油菜花的旅游，我没有去，因为我小孩子期间就是生活在纯天然的油菜花中，对今天化肥种出的油菜花不感兴趣。 在干校期间，我结识了一位骑兵师师长，据父亲说是人民解放军最后一个整编骑兵师的师长，当然，在干校期间老师长已降职为连队马夫。有一次因赶时间，我坐过他驾的马车到公社中学上学。老师长平时一脸肃穆，令小孩子害怕，但在那次驾马车送我上学后，再见我就是一幅慈父的笑容，由此我结下与老头的深厚友谊。 记得在干校时，我曾经被连里养的狗咬到脚脖子，是老师长和其他学员忙乎着帮抬我到卫生所（可能是不希望血液快速流动的原因吧），这次被狗咬，搞得我随后10多年都担心自己可能狂犬病爆发，瑞瑞不安。H省的冬天凄冷得很，在岭南长大的我不适应，手上长满了冻疮，因此，父亲为我们孩子准备了当地人烧炭的小手炉取暖。在寒冷的冬夜，我曾经与老师长一起在马房烤火聊天，听他讲打仗的故事，这个经历，弥补了虽为军人子弟，但因父亲未在一线战斗部队，没有丰富战斗经历，故未能满足军人孩子对战斗故事好奇的遗憾。 2015年，父亲突然有故地重游的冲动，我和姐姐商量后决定当年10月就陪父亲去，因为时间不饶人，若不抓紧时间，父亲将近90岁的高龄，随时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而导致终生的遗憾。事实上，我们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2016年初开始，父亲就因跌倒而住进了医院，已经不再可能远行了，2015年的故地重游，现在看来有可能成为父亲人生最后一次远行。 当我们重返干校的时候，才发现当年的五七干校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监狱了。我们的车停在监狱大门外，到处都是狱警，警笛时不时响起，不时有押送犯人的大巴开来。问了监狱接待室的狱警后，得知这里就是当年干校的校部附近，而当年校部办公楼的地方，如今盖起了监狱政治处的办公大楼。监狱政治处的一个处长，听说父亲是当年干校的学员，说首长，你来晚了，前些年，已经有很多当年的老干部来这里故地重游，那时还没有铁丝网围着，可以到当年茶山上去看看。 随后处长叫上一个干事，带着相机，准备带我们游览故地和照相，说是要保存这些来访照片，因为干校就是监狱的前身。随后两人开车引路，到了一个据说是当年干校茶园的位置，陪着我们隔着铁丝网朝当年干校几个连队所在位置远远地看了下，照了几张相。当年劳改农场的茶园已经变成了监狱的生产车间，当年我从连队游泳到校部看电影的宽阔水渠，今天看，就像一条小水渠，似乎窄了很多，水明显没有当年清澈，也浅了很多。 当年马车带我上学跑过的大道还基本保留了原貌，这次我是坐着汽车跑了一趟，监狱政治处的车在前面开路（实际是给我们带路），我们的车在后面跟着，路上不时见到监狱的狱警，对比当年坐马车跑过时，小伙伴们挥舞军帽追赶马车的情景，感觉自己陪伴首长“检阅部队”的级别提高了不少，心里不禁笑了起来，但很快内心有一种遗憾涌上心头，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否则可能会有一种光宗耀祖的荣耀。 离开干校的时候，望着渐渐远去的干校片区，我突然有一种顿悟，老师长那时之所以有那种令小孩子畏惧的肃穆神情，除了长期担任野战部队主官养成的职业习惯外，也是因为文革期间受迫害而对社会现实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对国家、军队前途的忧虑。而这些忧虑，我当时太小，完全没有感受到。现在来看，当年中国真的是面临历史的危急关头，还好，历史给了中国拨乱反正的机会，中国再次回归到崛起之路上。虽然50、60年代的人饱受折磨，承担了太多的中国社会动荡和改革的成本，但我们自豪的是，这种磨练是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资本，虽然最终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但50知天命，也许，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种历史的命局吧！ 2015年完成腹稿，2016年12月24日写于广州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