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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啊，我的双脚站在了你的门内。 —— 《旧约*诗篇》第122篇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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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爷爷、姑母和我在堂屋门前。二爷的“堂屋”在照片左侧， 不在取景范围内。 我父亲有两个哥，他的大哥我叫“大伯”，那二的，我却叫“二爷”。 两位伯父，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是我奶奶生的。我从小就这样叫我的两位伯父，直到懂事后才偶尔困惑：为什么不是一样的称呼呢？
在我的老家，子女叫自己的父亲通常用一个字：“爷”。父亲的哥哥便称“大爷”，如果“大爷”有两个，就照着排行叫“大爷”、“二大爷”。而那个“伯”字只用来表示自己同大爷家兄弟们的关系，例如“叔伯哥”，或者外姓的妻子叫丈夫家的兄弟，“大伯哥”，而且这个称呼也不当面用，是在对外人提到时才使用的。总起来说，这个“伯”字并不用作称呼。
不过以上所述是50多年前的情形。如今叫父亲的“爷”字几乎完全废除，一律称“爸”了。不过大爷二大爷之类依然如旧。
有时候我实在困惑，就问爷爷。爷爷并不正面回答，只是含混地说，本来就那样，习惯成自然。
答案还是我自己发现的。二爷住在堂屋，准确说，是跟爷爷的堂屋连在一起、一样的坐北朝南的屋子，而大伯，他们一家住的是东屋，坐东朝西。
这样的分配或许真的是“本来就那样，习惯成自然”。可是，在我老家农村，朝南的房子除了给人生活上更多的好处，更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堂屋是长辈、长者和尊贵者的居所，而其他朝向的屋子都位低一等。
二爷给过我解释。他说我虽然是跟着爷爷过，他却承担着照顾我教育我的责任，还要在爷爷百年之后为我安排前途，为了提醒他的责任，也为了他的名份和我对他的报答，我就应该叫他“二爷”。
坚持要我叫“大伯”的却正是大伯本人。大伯识字不多，不知是识字越少的人越爱掰扯，还是大伯本来就拧筋，他说“伯”字为大，老子上面为空，你爷你二爷都叫我哥。你叫我“大爷”，那二大爷也是大爷啊。你又不能叫我“大大爷”。所以就叫“大伯”，这个清楚。
于是就这么叫了。顺便说，我大伯和二爷的配偶，我虽然都叫“娘”，为了跟“大伯”和“二爷”的叫法一致，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大伯家的，我叫“大娘”，二爷家的，便是“二娘”了。
2
我的家，就是我爷爷的家，当然也是大伯和二爷的家，在县城边上一个叫匡楼的村庄里。当年县城还有城墙的时候，我们村跟城就隔着一条公路，后来城墙慢慢坍圮直至灰飞烟灭，我们村实际上跟城连为一体了；到了21世纪初，那分割城与村的公路慢慢磨平变成城市的街道，我们村就成了城中村。
我爷爷并不是匡楼村的世家，他老人家是从20公里远的更鸡岭搬迁过来的。选择匡楼村的理由很简单，那是我奶奶的娘家。
虽说是“搬迁”，其实就是一副挑担而已：爷爷用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后筐里盛着新收的小麦，前筐里坐着我父亲：说的这话是在1930年，当时我父亲只有一岁零两个月。我大伯11岁，空着手跟在爷爷身边，兴致颇高，把这次神圣伟大的迁徙当作了出游。可是我爷爷心里很不痛快，觉得我大伯两手空空是个浪费：他的手里本来可以牵着一头牛的。奶奶却说，别那么想，家都让给兄弟了，还在意一头牛么。有本事自己再挣。
90年前爷爷奶奶的那次迁徙表面看是由于兄弟相阋，实际上也彰显着爷爷的远见卓识。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后人经常夸赞爷爷的这个抉择。也许是给予爷爷的智慧和奶奶的善良以回报，在城边上老亲戚家门口定居后，爷爷的事业兴旺，先是给别人种地，然后置了地为自己收获，后来又在集市旁边开了炭场，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
环境的改变，使我二爷和父亲赶上天时地利，得到了在那个时代、那个年龄应该得到的东西。二爷在城里上了高小，凭着头脑灵活能写会算，从合作化开始就做了生产大队的会计，一直做到人民公社和革委会时代的会计网长，实际的权利更大，他掌握着大队部的公章，实际上就是办公室主任的职位。我父亲长大后则选择了更好的教会学校，毕业后随驻军南下在部队里做了军医，彻底告别了土地。
新时代新环境里所有的好处似乎都是为我的二爷和父亲准备的，大伯的生命轨迹没有丝毫的改变。大伯没有上过学，一是因为进城后他早已过了上学的年纪，二是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我爷爷平日里照顾炭场，土地上的耕作和收获就主要由大伯一人来做。当年迁徙时爷爷嫌他没有牵着牛，临了他自己就做了一头牛。老人们说，有一次大伯实在受不了高强度的劳作，竟偷偷离家闯关东去了，爷爷多方设法花钱，才把他找了回来。我大娘跟着大伯也是超负荷工作，身体严重透支的她生下大哥后八天就去世了。
大伯做牛的角色，是家庭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也是他自己的选择。要是爷爷能够预见我大伯未来的辛苦，他老人家也许不会认为那个11岁的孩子在当年迁徙路上的空手游逛是一种奢侈。出于老大的天然秉性，或者那一次闯关东让他受了更多的苦，大伯被爷爷请人从东北找回来之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非分之想。他真的就像自己常常驱使的那头牛，埋着头在土地上默默地劳作，直到土地改革，然后是合作社，然后是人民公社。
其时，大伯已经5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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