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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篇：（3）
这几天，实在热的厉害，外地出发回来，按规定在家休息几日，本来故旧亲朋，多日不见，想酌酒一聚，共叙小别情长。外面热浪翻滚，出去潇洒的锐气大减，干脆在家读点闲书，胡乱写点什么。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吧，念起旧来。前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写了篇《瞎婶的苦乐人生》，得到朋友圈的鼓励性“点赞”，便有点飘飘然起来，自我感觉，似乎有点“一发而不可收”的冲动。
巧得很，今天回家，兄妹重提瞎婶的往事时，忽然提到了原来的东邻，已经作古的苏奶奶—我的启蒙老师来。
苏奶奶一生充满艰辛和坎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她的故事既有老辈人的悲情诉说，又有我们做晚辈的亲闻所见。现在说来。苏奶奶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是望九之年了吧。她是我没有出五服的本家的奶奶，是一个的无儿无女的孤独一生的老人。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大喇叭传出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歌声，我背着母亲缝制的学生蓝书包，高高兴兴的走进了本村二郎庙的一年级学堂。
该学堂，是解放后破四旧时，村南的二郎庙改建的。当然，等到我们上学时，已经更名为村子里的新学校了。依然贫穷落后的农村，校舍是旧的，低矮的几座平房由东、西、南围成半个球场的样子，北面是原寺庙大殿改建的老师的办公场所，古旧的殿顶上布满了枯萎的茅草，教室的四周，是斑驳掉渣的泥墙，黑白相间的水泥黑板下，是摆放着的参差不齐的学生自带的板凳和马扎。
娃子们带着新奇走进了课堂。这时，一个略微驼背的中等身材的瘦弱的中年女老师，一手端着粉笔盒，一手拿着教杆，不紧不慢的走到讲台。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苏老师，懂事后，才知道是我的本家奶奶。
苏奶奶平时和蔼可亲的脸上，上课时却带着一脸的严肃。记得，开学第一课，是由每个学生站起来报数，1、2、3、4、5.....，测评一下，哪个学生报的数多。报到100的寥寥无几，我是那无几中的一个。可笑的是，有的同学竟然很流畅的报出，“1、2、3、4、5，上山打老虎....”的口头禅来。在学生的哄堂大笑中，受到了苏老师的重重的“奖励”——在该生伸出的手掌上，挨了不轻不重的一顿教杆。我也是在这次测评中知道了，苏老师上课时的严厉。
由于那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多，当时，一年级就两个班。苏老师教两班的语文，而且是我的班主任。苏老师的教学认真和对学生的严厉，在学校是出了名的。班里的同学没挨老师“教杆”抽的，几乎是没有的。虽然那时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年代，“文革”期间，还没有恢复高考，也就没有升学考试的概念，但苏老师抓教学那是一流的。同样是一年级的两个班，同样的老师教。由于班主任的不同，我班的学习成绩明显高出一些。
苏老师，只教到我二年级，就再没有上过她的课了。虽然两年，由于认真严厉的教学，是启蒙教育中最关键的时期，我在苏老师那里，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并且从后来的不断地学习中，更加庆幸那个年代有如此负责的老师，我从内心感谢苏老师。
那年代运动是多的，年龄小也不懂什么。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反潮流”运动兴起，学生们也不怎么学习了，不时的参加着各种运动。那时候，我知道了，我的启蒙老师，我的苏奶奶是个“坏分子”。但不知道怎么个坏法，一个名词当时是很时兴的，那就是，“地富反坏右”。
记得，村子里经常开群众大会，有时让学生排队参加。比较醒目的是，在大会主席台上，面对广大群众，并排站着一些男女，而且一律的低着头。其中一个，就是我的苏老师，苏奶奶。主席台上的人，手舞足蹈的比划着，时而举起拳头，高喊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富反坏右！”，台下的人也群情激昂，高喊着同样的口号。一如我一样的学生们也同样的高喊着，不时看见有人在台上，撸起袖子用手狠狠的摁着苏奶奶们的头。
这样的场景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是变着花样的翻新。只要是大雪纷飞的天气，无论是雪停与否，只要你玩雪仗，或着冒雪在街上走，总会看到一伙特殊的人，就是在主席台上低着头的人，有的拿着竹扫帚，有的拿着铁锨，很卖命在街的每个角落里扫着、铲着，那飞舞着的白雪。印象中，在那些特殊的人中，苏奶奶是唯一的女性。我看到的苏奶奶，是比以前更加佝偻的瘦弱身体，头上戴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绿色的围巾，低着头，弓着腰，弱不禁风的扫着厚厚的积雪。
最让人看到的稀奇，也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雷语，“游街”。逢有运动，为衬托氛围，总是苏奶奶们，这些特殊的“演员”，有的戴着纸糊的高帽，有的胸前挂着一个写有“反动分子”的牌子，同样的低着头，在群众的高喊中，沿着村子七里八弯的循环转游着，直到精疲力尽。
更为决绝的便是，随着男“演员”们，到村西岭上，挥舞着铁镐，开石筑路。开出的石头，再用扁担挑着盛满的石头筐子，一步三摇的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这样年复一年的，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知道我的老师，苏奶奶这些“事迹”的缘由的，是逐渐从老辈门的闲聊中，慢慢清晰的。
苏奶奶，娘家，是一山相隔的凤凰山南邻一个村子。是大户人家的千金，是凤毛麟角的城里中学的女才子。中学毕业后，经媒妁之言，嫁给了同样优秀的正在济南读书的，我的本家爷爷。洞房花烛，百年好合。小夫妻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
听老辈讲，婚后不到一个星期，我的本家爷爷就到济南府求功名去了，据说，本家爷爷由于“出众”，在学校就加入了国民党。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打败国民党军。溃不成军的国民党残余，丢盔弃甲，亡命天涯。我的本家爷爷就在这支“队伍”中，沿着津浦线一路仓皇南下。在一个风高夜黑的三更天，偷偷回了趟家，跪拜高堂后，深情地望了新婚妻子一眼，没敢久留，也没留下过多的话语，连夜顺着村东，一个叫金盆底的土丘，跑的没了踪影。苏奶奶就这样，在本家爷爷的狼狈中见了的最后一面。
苏奶奶，坚守着从一而终的婚姻信条，带着一丝丝希望，在大家庭中坚强的度着日子，独守着空房，这一守，就是一辈子。本家爷爷，从此，杳无音信，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
就在死活不明的日子里，苏奶奶的“荣誉薄”里，多了一个响亮的称呼，“黑五类”。因为，她的丈夫，我的本家爷爷是个国民党人，她是国民党分子的家属。
苏奶奶，在岁月的无情风雨中，从妙龄才女，蜜月新娘，到风蚀残年的老妪，这样无儿无女的孤独的活着。
那年，两岸有了互通。苏奶奶，接到了从台湾来的一封信，是本家爷爷来的。那年，苏奶奶53岁。信中说，本家爷爷，到台湾后多年才谋到一份糊口职业，人到中年娶妻生子。近期，到大陆探亲。苏奶奶，在希望中夹杂着无奈和失望。
那年，已恢复正常公民身份的苏奶奶，已按教师退休数年。受到照顾，安排在村委两间旧式平房里，过着凄凉的一人生活。
回来了，我的本家爷爷。由于我在外工作，没有见到这个国民党爷爷。据说，给苏奶奶带来了一个彩电，那时还是很稀缺的物件。当时见面的场景，相比是很尴尬的。在“家”待了两天，就匆匆走了，说是被吓走的。
是和儿时的另一本家爷爷喝酒尽兴时，大陆的爷爷对台湾爷爷说了一句醉话，“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大陆爷爷曾当过儿童团长），所以，见“形势”不妙，便借故匆匆走了。苏奶奶，一生的等待，就以见面两天和一部彩电，匆匆画了一个无望的诀别的实实在在的句号。
逢年过节，总是是要给苏奶奶拜年的。多年后，身体比以前更显得瘦弱，佝偻的背形成了一个下悬的弓，生活日渐不能自理了。一个多年后的冬天，苏奶奶被人接去南京。因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去投奔南京的一个妹妹了。
第二年，就听说，苏奶奶，我的启蒙老师，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0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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