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故居浮记
　　
　　周口人尤其是项城人提起袁世凯似乎有太多复杂的感情。这里面原因很多，也许是缘于老乡关系，项城人对袁世凯显现出莫名的骄傲，这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在外人面前项城人总显现出一种遗憾：要是袁世凯当了皇帝，我们家乡的名气早就在外了。可惜袁世凯落了个“窃国大盗”的骂名，这曾经让项城老家人面对国人好长一段时期抬不起头来。
　　
　　袁世凯，字慰庭，河南项城人，生于咸丰九年(1859)，出身官宦世家，自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后，声名大振，官运亨通，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北洋军阀的领袖。袁世凯的诞生地位于项城王明口乡袁寨。据传，清咸丰七年，袁氏家族看中袁寨这块风水宝地，花巨资买下，并开始扩建，于咸丰十年告竣，是典型的晚清地主庄园式建筑。这里是袁世凯幼年生活的地方，目前袁寨有袁世凯六弟袁世彤的重孙女袁启姝居住。2005年以来，项城市市政府看出了袁寨独有的旅游价值，打出了“民国名人”的招牌，但又不敢大张旗鼓，很难为他们了。市政府投入6500万巨资重修袁世凯故居，意将其开发为旅游风景区。
　　
　　去那里采风，我们一行人依次观览袁世凯故居。这是一处清幽的住宅群落，古朴典雅。据导游介绍，袁世凯故居原来占地270亩，具有明清特色和传统风格的各式建筑248间，周围有1800米长、10米多高的寨墙，还有一座优美别致的花园以及6座炮楼及三道护城河，不过这些多已移作他用。现在的故居整体按中、东、西三轴线布局，分东、中、西三组纵深院落，且院落幽曲相连，形成一组完整且别具风格的建筑群。建筑群由传统砖瓦、木材、白灰等建筑材料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色。房屋顶脊之上，皆有狮、虎、豹、马、猴等砖雕，四角桃檐高耸，饰有龙纹兽尖，直指苍穹，气势恢宏。
　　
　　袁世凯少小离家后，曾七次回袁寨老家或省亲或奔丧，在家时间都很短。袁世凯旧宅1986年公布颁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0年以后，人民政府把袁府作为粮库使用，经“大跃进”、“文革”损坏，现在保存下来的有西边完整的三阶院落、中轴前院客厅和中院堂楼，即袁世凯出生的地方。高10米的寨墙基本保存完整，但自然损坏严重。六座炮楼和寨内的袁府花园已毁，三道护城河部分段落已被村民填平辟为民宅。项城市博物馆为了保护开发袁府，早已派专人看守并逐步修复损坏部分建筑。
　　
　　鉴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前来参观游览的游客常年不断，其人文景观价值较高。袁寨人的讲述让我发现“母不嫌子丑”，在这里确实真的是这样。项城人好像没有把袁世凯当一个卖国贼与利欲熏心的人来看待，反而是充满感情地表达着他们心目中的袁世凯。同行里一位项城诗词老翁这样评价袁世凯：“袁世凯除了干了一件称帝错事，其他干的都是好事。”这当然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驻足袁府，抚今追昔，几多感慨。袁世凯是非功过如今基本已成定局，拂去过往的烟云，抛开袁世凯作为封建地主的总头子不讲，抛开袁世凯一妻九妾的奢华生活不讲，我们要客观纵观袁世凯一生。袁世凯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有着一些呈螺旋状循环上升的类似经历与曲线轨迹：凭借勤奋努力，利用时势机缘，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当爬到一定的高度时，突然悬空一脚掉下；然后进入另一新的阶段，继续步步攀升；再次掉落，等待时机再次攀爬……他就这样不懈地坚持着，一直爬到不能再向上爬的巅峰。从这点来讲，袁世凯的精神确有可嘉之处。
　　
　　若论念书学习，袁世凯天资平平。因此，他两次参加科考，两次落第，也就不足为怪了。袁世凯不喜欢念书，不等于他无视功名。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一心想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几首诗中，都透着一股建功立业、志向远大的非凡气度。比如《雨花台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大有胸怀鸿鹄之意，从此看出，袁世凯不乏远大的报国志向。
　　
　　落第后的袁世凯到上海谋事，也混得不甚如意。1881年5月的一天，袁世凯在其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前往山东吴长庆帐下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迈出了跻身仕途的第一步。
　　
　　事实证明，袁世凯虽不喜读书，但对实务却极具天赋，办事效率极高。袁世凯这一优点与特长深得吴长庆的好感与信任，不久便委任他为吴长庆军营务处帮办（相当于今日军训处作战参谋之职）。
　　
　　个人的追求喜好、天赋才干一旦找到合适的环境，也就意味着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于正途之外脱颖而出，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
　　
　　袁世凯长期的应考诵读，也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这就使得他不同于过去的八旗、绿营旧式军人。他胆量极大，但又不是那种一味蛮干的莽夫，称得上有勇有谋。无论是从戎治军，还是后来的从政治国，他一直惯用的手法，便是软硬兼施：一手拿刀子，一手拿票子。拿刀子就是杀人，袁世凯杀起人来从不心慈手软。性格决定命运，可以说，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朝鲜是其最初的“练刀”之地，在朝鲜，袁世凯办事干练，雷厉风行，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他运筹帷幄，成功处理了甲申政变，甲申政变后中国大胜，日本惨败。袁世凯开始登上晚清政治舞台，逐渐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60余里、离北京300里许，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小站，接管定武军，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了第二个重要阶段。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全国。历经十多年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十分看重这支即将崛起的新军，几乎将所有心血付诸其中。为让官兵效忠于己，打起仗来勇往直前，袁世凯不仅经常训话，还像曾国藩那样编了一首《劝兵歌》，让新军士兵扯开嗓门唱个不休。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练兵之法熔为一炉，袁世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将操兵、练军、治军之术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他编练的这支新建陆军横空出世，很快就成为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全国各地再度添练新军，必从小站抽调军事骨干担任教官。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34个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小站新军是袁世凯的看家资本与起家基础，他能继续前行，一步步迈向权力的顶峰，自然得益于这支一手创建起来的新军。然而，新军在给他带来权力与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与危险。袁世凯的最后失败与覆灭，也源自这支新军。
　　
　　当缺乏实力的维新派感到变法有异、即将遭到慈禧太后的残酷扼杀之时，他们的目光，不禁落在了身居小站、手拥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等人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他们想利用这支雄踞海内首位的新建陆军进攻京城，保护光绪皇帝，以保证变法能持续长久地进行下去。在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建议下，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夸他兵练得好，将他提拔为候补侍郎，许以“专折具奏”之权，告诉他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自然引起了慈禧、荣禄的警觉。为防止袁世凯被维新派所用，狡猾的荣禄调动军队驻扎长辛店与天津陈家沟，切断新军由小站进入北京的必由之路。
　　
　　一方倚重利用，一方早有防范，袁世凯就这样被置于“帝党”与“后党”两派势力并不对等的夹缝之中。
　　
　　过去的一致看法，都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但据近年来史学家的研究考证，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转机，那就是慈禧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于是，袁世凯先告密于荣禄，荣禄再呈于慈禧。袁世凯的告密并未直接造成维新变法的失败，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大批维新党人被捕被杀、被革被逐，使所有维新变法的成果前功尽弃。
　　
　　就本质而言，袁世凯不仅同情维新，还真属维新一派，此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就维新变法这一事件本身而言，1914年，身为民国正式大总统的他，不仅追认“戊戌六君子”为先烈，还在北京建立祠宇，将事实宣付清史馆立传。当然，他这样做，也不排除对当年的出卖之举有着一定的忏悔与掩盖之意。
　　
　　袁世凯简直像个魔术大师，眼看就要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他竟然摇摇晃晃地走过了那根细细的钢丝绳而安然无恙。
　　
　　将功折过，袁世凯的性命保住了，地位也保住了。走过一段人生的低潮期，他又开始往上升迁，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重要阶段。1899年6月16日，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年底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山东巡抚，正式成为实权在握的一方诸侯，这也是他由军权向政权迈出的关键一步。
　　
　　北京陷落后，慈禧让袁世凯接济经费，他先后送去白银21万两、绸缎200匹及大量食物。逃亡的慈禧得了袁世凯接济，心里的感激自不待言。慈禧到达西安，袁世凯运送大批军火以供保卫之用。袁世凯摸准了老佛爷的脾性与心思，知道她需要的就是金钱、体面、豪华与排场。所以，袁世凯让败逃而回的慈禧在灿烂的鲜花、亮丽的彩灯照耀下回归京城，产生一种虚幻的凯旋感。
　　
　　于是，“众望所归”的袁世凯被清廷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后又一身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八个大臣之职，权势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与李鸿章。
　　
　　于是，清朝末期一个新的时代袁世凯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这是一个被史家与大众忽略了的多少算得上充满生机、焕然一新的时代，其中最亮丽的出彩之处，便是被称为“清末新政”的社会变革。清末新政无论是改革的广度，还是其力度与深度，都超过了戊戌维新变法。就实质及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有力推动者、实际执行者便是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在增练新军、创建巡警、改革司法制度、推行地方自治、发展实业、广兴教育这些新政改革方面，袁世凯功不可没。只因他后来称帝自为，一生中的诸多功绩被有意无意抹杀殆尽了。
　　
　　后来宣统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监国，为摄政王。此人对袁世凯早有成见，早想一枪结果袁世凯性命。他大权在握，加之要为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光绪帝报仇，所以他刚一上任就准备拿袁世凯开刀。
　　
　　摄政王载沣给袁世凯以严厉的惩处以“足疾”为由，罢免他的一切军政大权，将其开缺回籍。
　　
　　袁世凯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他又从顶端跌落在地，从京城来到河南彰德（今安阳）洹上村，成为一介无官无职的平民，仿佛又回到了人生的最初起点。
　　
　　袁世凯之所以没回老家项城，这里面原因很明显，彰德居于通衢之地，进退自如，随时可以东山再起，而项城显然偏僻的多。刚到彰德的日子，袁世凯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全然一副淡泊名利的样子。袁世凯的“名照”，可能就是那张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报纸发表过的一张照片，以示自己再也无意于政事。这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
　　
　　后来革命党独立，政局告急。各种势力为了挽救清廷于危亡，一致推荐袁世凯出山，犹豫不决的清廷不得不启用袁世凯。在彰德静观时局的袁世凯势如蛟龙出海，运用手腕促成南北议和，逼清帝退位，不流血的完成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改朝换代。以其大功被推为民国大总统在情理之中，不过国情不允许中国走西方议会道路，民众还没来得及适应共和政体，加上封建残余思想作祟，袁世凯竟发昏做起了君主立宪的皇帝美梦。最终称帝梦昙花一现，自己也身败名裂，传为笑谈，为自己的一生留下不光彩的一笔。
　　
　　袁世凯时代结束了，袁世凯入土却不安。关于他的争论一直未休。有人说他是一代枭雄，有人说他是窃国大盗；也有人说他是治世能臣，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有人说他是爱国英雄；有人说他是卖友求荣的小人等等。对一个人的评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几个人。历史极为复杂，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的所作所为是否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进步而定，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分析，才有可能得到或者基本上得到符合实际的论断。曾经热播的《走向共和》，多少为我们还原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这是值得欣慰的。
　　
　　但是袁世凯却是个悲剧人物，在外强侵入，革命蜂起，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袁世凯以强者的身份，左右逢源，自立派系，确实做过不少有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好事，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但他权欲的膨胀促使野心太大，又加上迷信，在家人和部属的怂恿下演出了称帝的闹剧，也暴露了他是乱世枭雄的面目，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纵观袁世凯从政40余年的生涯，不可否认也不应该否认，他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他的政敌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曾这样评论过袁世凯，他“算得个四十年来天下英雄”。众所周知，黄兴是道德高尚、宽容厚道的君子，他对袁世凯的评论是公道的，确切中肯。刘忆江先生在《袁世凯评传》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袁世凯的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所说的“行百里半九十”，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用在袁世凯身上就是最好的例证。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毕竟逆潮流而动。评价稍好的如唐德刚先生称袁世凯为“社会转型期间的不幸产物”，这是有道理的。白居易《放言》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意思很明白，即便是周公这样的出了名的大忠臣，也有被流言中伤、被大家怀疑的时候；而王莽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有装模做样、收买人心并被大家称赞的时候。如果未等真相出现之前他们就死了，那么古今天下的忠奸又有谁能分得清呢？还是那句话，历史的事情孰是孰非，真的很难说清的。
　　
　　我在想，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的人去捍卫保护它，也有一些人去祸害它，有些人为了它可以丢失自己的性命，有些人为了它丢失了自己的名声。而这些人里面，袁世凯却是个另类。
　　
　　（写于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