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钓鱼岛，我本不想多说什么的。因为日本鬼子执意强占，我们说再多也是无用的。很多国人提议“抵制日货”。我觉得这跟政府之前的“声明”、“谴责”、“交涉”、“严正交涉”没啥两样。顶多让日本鬼子有点“经济受挫”的畏惧之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日本敢于购岛，也就表明人家根本不在乎这点经济损失的。这也就说明，人家事先已思量好了的。至此，我们再怎么“抵制日货”也无济于事。这突然又让我想到民国初期的大学生“抵制日货”事件。
　　
　　还记得当时，我们高中历史课本上还专门列出一个单元，来宣扬那个令人“骄傲”的“爱国运动”。那些莘莘学子齐聚一团将众多“日货”，“美货”一并焚毁，以便民族企业有“可乘之机”。
　　
　　初衷是好的！可这倒是个掩耳盗铃般地小聪明。完全成了一种自我安慰了——“至少，我是爱国主义行动者”。
　　
　　我并不是在自圆其说。如果你还算聪明，反思历史，你会发现当初我们所做的努力，并未能够使得那些民族企业，乃至当时的中华民族得以强大。
　　
　　相反，倒使得我们自身利益受损。得不偿失！当然，也许大敌当前，就该“舍小求大”。（近日，上海江杨北路一兄弟不就二话不说，焚烧了自家的丰田车吗？）说实话，如果你要我这么做，我可真没勇气做出此类之举。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古希腊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宣布判除死刑。
　　
　　行刑当天，两名狱卒端着毒酒向他走来。苏格拉底神态安定，随后一饮而尽。
　　
　　现在的我们也许很难想象，为何一个伟大的智者对当时的希腊民主制抱有如此不看好的偏见？而这种偏见更是被他的得意弟子柏拉图继承了。
　　
　　柏拉图简直不敢相信:伯里克利如此引以为傲的“民主制”竟会这般愚昧地害死国家最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
　　
　　至此，柏拉图开始了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懈求索。他访遍了整个亚细亚地区，最终在古埃及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回到雅典后，他提出一种自认为比民主制更优越的政体——“贵族制”。
　　
　　但柏拉图尚不知贵族制的某种缺陷，且处于当时种种不现实因素下贵族制的不可能性。
　　
　　苏格拉底的死，并不能怪民主制度本身。要怪，只能怪当时民主制推行得过快，过早。因为民主并不是单纯地选举与被选举那么简单。它更取决于公民的认知观念。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尚不知晓诸如公平正义等道德理念的本质意义，一切所谓的民主只是虚幻。民主也就极有可能沦为统治者舆论被统治者的“伪民主”，以致充当一种变相形式的专制。
　　
　　苏格拉底当时就是被这种“伪民主”害死的。作为对当时种种社会现象提出质疑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得到的不是人们的反思或赞许，而是不知好歹地嘲弄，甚至愚昧无情地法律判决。
　　
　　因此，真正导致苏格拉底之死的不是民主制本身，而是人民民主观念的不明！这就好比你把一架飞机交给一个不懂飞行的人去驾驶，国家的灾难也就自然不可避免的了。
　　
　　至此，苏格拉底之死理应给我们深刻的反思:民主的国家的公民理应知道自身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任凭舆论针对哪里，我们的“枪头”就指向哪里。这不应当是一个崇尚理性，崇尚民主，自由的国家所做的事情。
　　
　　一个民主国家的合格公民理应这样:把监督，督促政府当做自身首要职责。
　　
　　因为对于国家而言，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尽自身最大努力“管好”当政者了。除此之外，我们做再多无能干预之事也是枉然。这点，我们理应每个人自知。否则，一切未经思考之作为只会沦为他人的笑柄。
　　
　　诸如领土主权之事宜，当政者则拥有最大处理的机会与权力了。倘若当政者没能力处理好国家主权问题，那就是当政者的能力问题了。这才是一个国家的理性公民应该考虑的事情。
　　
　　公民的职责是，能够对政府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进行理性表态，而不是肆意爆发的极端主义民族情绪。无理智的极端主义情绪不是爱国，而是愚昧无知下的迂腐，这就跟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没啥两样了！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倚靠的不仅仅是政府，或者说光靠政府一个脑袋来治理偌大的国家是永远行不通的。
　　
　　政府也是由少数人组建的。况且，他们并不是个个智慧超群的天才。甚至，他们可能为了个人私利做出有违国家良心的事来。而民主制的创举就是恰好弥补了此一缺陷（即为完善整个国家治理上的不足而创造出来的）。但民主制是种理性基础上的高级玩意儿，在不成熟的社会环境下过于推行，只会造就一群群暴民（从“抵制日货”之举，可见）。而公民自身认识度的提升是解决此道难题的关键。
　　
　　由近期钓鱼岛引发国人的频频愚昧之举可见，中国离真正的民主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于2012、9、14凌晨
　　
　　本文载于香港《新文学》第二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