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爷是我们村的文化人。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一个人年轻但辈分高，辈分低的人常常取他大名中的最后一个字，然后加上一个“爷”字称之。比如“赵立华”，乡亲里辈分低的人就称他为“华爷”。 文爷是辈分高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但是他的名字跟“文”没关系，他本该叫“赵立杰”，但他把中间表示辈分的“立”字给去掉了，叫作“赵杰”。可不要小看去掉中间的这一个字，它是一种标志。上个世纪的60年代，姓名只用俩字是一种时尚，和现在取父母的姓然后再用俩字取名比如“张杨村野”的做法是一样的，标志着取名人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文爷这样取名在我们村是第一例，光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文爷与别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他是我们村那个时代唯一一个把小学读完且考上初中而没有去上的人。 下学之后，农闲时光里，在乡亲们去串门、打牌、唠嗑的时候，文爷却猫在家里看《水浒》《三国》《西游记》。后来我问他看过《红楼梦》没？他说没有找到。碰上连阴雨天气，或者下了铺天盖地的大雪之后，乡亲串门、打牌、唠嗑实在腻了，有好事的人，就找几个闲得连嗑也不想唠、牌也不想打的人，一起到文爷家去，逼着文爷大声地将《三国》《水浒》《西游记》给读出来。《三国》《水浒》《西游记》就这样在我们村得以传播，“文爷”也就这样给叫起来了。 未曾破土的芽尖 我上到小学毕业时，就不满足于听文爷读《三国》《水浒》《西游记》了，想借来自己看。文爷毫不犹豫地借给了我，但是叮嘱：“要爱惜书；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后还给我；不许你借给别人。”我当然是满口答应。完全按照文爷的指示，读完了《西游记》，读《水浒》，最后才读了《三国》。读完这三本书之后，我已经可以和文爷讨论书中的情节了，与别人相比，文爷就把我高看一眼。在文爷的眼里，我也可以算作文化人了，时常把我叫到他家里去一起研讨这三本书，评价书里的人物，谈自己的感想，文爷视我为“知音”。文爷大我二十来岁，我那时还是一个小屁孩，还低了他一个辈份，但我们成为了“忘年交”。我从来不大称他为“文爷”，因为我觉得“文爷”是一种戏称，含有不大尊重的意思，我当面一直称他为“叔”，态度也一直是认认真真的。 上了初中，我借到了一本《红楼梦》，自己硬着头皮看了好几天，但书却没有看几页，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我把它推荐给了文爷，等到书的主人向我催要时，我去找文爷，问文爷看得感觉如何。文爷反问我“你的感觉如何？”我笑着说：“没看几页，看不下去。”文爷也笑着说：“没有那三本好看，我也没看下去。”两个村里的“文化人”把《红楼梦》借到手没有看完就还给了人家。 在我对小说特别有感觉的年龄，社会上最流行的是《日出》《铁道游击队》《苦菜花》《金光大道》《艳阳天》……不是我弄到，就是文爷弄到，反正这些流行的小说，我们都看了个遍。 在我们读《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时候，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上级有指示，要求村民们家家户户都要搭地震庵棚，据说我们家乡处在地震带上，有可能发生地震，晚上要睡在庵棚里。老实巴交的村民们自然依章办事，家家户户都搭建了自己的地震庇护所，天天睡在庵棚里，不过地震一直没有发生。 有一天，天下着小雨。文爷把我找到他的庵棚里，神秘地说：“浩然写的都是咱农村的事，咱也天天生活在农村，为啥不能写部农村小说呢？”我惊诧地望着文爷，毫无内容地只点头。他接着说：“故事，我大致想好了。”接着他把他构思的故事跟我讲了一遍，讲了一个多小时，假如真能给写出来，应该可以成为一部长篇小说。说完故事，他说：“小说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春意正浓的村庄》。我自己来不了，咱俩一起写如何？我写第一章，你写第二章，我写第三章，你写第四章……这样，算是俩合著，怎么样？”我被他说的故事感染了，仿佛我已经是一个小说家了，狠命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我们的“伟大的小说工程”之梦。在回家的路上，我甚至都在幻想着小说出版后，得来的钱该不该交给父亲用它来换媳妇的问题。 回到家，我就开始我们的小说创作了。拿起笔来才发现，我这个连作文都不能受表扬的中学生，想去写小说，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憋了好几天，也没有憋出一千字来，实在憋不出来，我气馁了，放弃了。当文爷把我叫去看他写的第一章时，我的还是那几百个字。文爷的第一章写的还是很不错的，模糊记得是从春天农民种棉花开始写起的，写的是一个姑娘，景物写得非常美……其他就不记得了。当得知我只写了几百字后，他鼓励我说：“慢慢来，写写就会了。我下面开始写第三章。”后来不久就开学了，我丢下我的小说梦，不，准确地说是文爷的小说梦，或者说我们俩的小说梦，奔向学校了。 文爷的第三章写没写，我不知道，知道的是，这个小说，由于我的不给力而夭折了，最终也没能见到天日。时至今日，我对文爷都有一种愧疚的心理，假如我也能像文爷一样，漂亮地按时写出第二章，说不定那本《春意正浓的村庄》还就真的写成了，可是偏偏我愣是没有写出来。唉，对不起，文爷！ “想”错成了“梦”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同时也恢复了高中通过考试选拔招生的制度。我懵懵懂懂地考上了高中。有一天，文爷把我找去，对我说：“我准备参加高考，请你帮个忙，给我找一下政史地的书本，我要复习一下。”听到这席话，文爷在我面前仿佛蹭地长高了许多，我从来都没敢把文爷与大学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他从何而来的勇气，居然敢去考大学。他接着说：“不敢相信是吧？我知道，我考不上，但是我必须试一把，我得给我的心一个交代。”然后他泪眼婆娑地说：“你可得好好学啊！你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就没赶上。我考上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想学也没人教了。你可不要辜负了你碰上的这个好时代啊！” 按照文爷的吩咐，我把他需要的资料都给找到了，他开始拼命复习了。他时常捧着书本来问我问题，但是我也解决不了，我才刚刚上高一，我哪里懂呢。所以，文爷常常是紧锁着眉头来，又紧锁着眉头去。他再也无人可救助，他的疑难始终都是一种疑难。 他悄无声息地去报了名，又悄无声息地参加了高考，最后悄无声息地拿回了高考分数通知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语文，100分的卷子，他考了91分，政史地考得也不错，但数学是0分。一个小学毕业，一直在家种地，每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数学怎么学呢？考0分理所当然，落榜也就理所当然。文爷考大学的事，在我们村只有我知道，时至今日也许就只有我知道。文爷的大学梦就这样悄悄地萌了一下芽又悄悄地给憋了回去，憋住了文爷的一辈子。 拿着分数单，他跟我说：“我不难过，我很高兴，考不上我是早就知道的。尽管没考上，但我必定进了大学考场的门，看了考大学的卷子纸，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这一生算是没有遗憾了。咱们村就看你的了，无论如何你也要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其他的，才有可能！不能把自己给憋死！” 就像当年他让我跟他一起写小说我接受了任务时一样，狠命地点了点头，心里却想：上次点头答应却没能完成文爷的使命，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文爷失望了。 蒜拌羊肉 接受了文爷的使命，我的青春激情一下子就像山洪暴发一样，呼啸着往前奔腾，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甚至星期天、放假我也不回家，全身心地拼在学习上，既不知什么叫疲劳，也不知什么叫倦怠，整个生命里就是一个“学”字。然而，1979年高考我还是落榜了。农村人考大学真是不容易，基础差底子薄不说，还无人可以求助，一切全靠自己。那么拼死拼活地学，我还是没有能够在毕业的当年考上。 这时，文爷来了，看着我一派颓废的样子说：“再复习一年吧，不然这之前，你就白拼了！”文爷的话，“一语点醒梦中人”，我又勇敢地走上了复习的道路。1980年我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那个时代，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考上了状元。在得知我考上消息的那一刻，我三爷拄着拐棍到我家催逼着我父亲赶紧去上坟祭祖，告诉先人我们家出了状元。由此可见我考上大学在乡亲们眼里的分量。正因如此，到我家来给我父亲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来一次人，杀一只小鸡来招待。母亲喂的十几只小鸡都快要杀完了，文爷都没有到我家来为我祝贺。 我也没敢主动去向文爷报喜，我仿佛有一种犯罪感，我隐隐地感到我的考上大学深深地刺痛着他，我甚至都不敢与文爷打照面了，远远地看见文爷就避开了。 就这样一个暑假过去了，上大学的日子日益临近，我们一家都在积极地准备着我上大学需要的各种物件，天天忙里忙外的。 一天，我从城里买了件新衣服回来，在村头碰见了文爷。文爷问我：“今天晚上有事吗？如果没事，吃饭的时候到我家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文爷了，只是连声地说：“好，好，好。” 晚上，月亮很好，朗朗地普照着没有路灯的村里的小路上。沿着小路我哼着小曲来到文爷家。文爷家的院落没有围墙，庭院中有一棵硕大的枣树，月光从树叶间漏下，照出地面的斑斑点点。在这斑斑点点中间坐着文爷，文爷面前有一个几案，几案中间放着一个瓷盆，旁边竖着一个酒瓶，两个酒杯。文爷说：“来了？”我赶紧“嗯”了一声坐下，坐在了文爷的对面。文爷说：“今天上午，你婶子养的羊死了一只，我让她给炖烂了，拆吧拆吧，拌点蒜，去膻。三年前你上高一的时候就留下的一瓶酒，今天咱爷俩给它喝了，算是我给你送行。”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认真喝酒，几乎是和文爷平端的，你一杯我一杯，把一瓶酒给喝完了。蒜拌羊肉，真的很好吃，半盆，我们俩几乎吃完了。我喝得头有些发大，站起来时感到脚下没了根。文爷说：“男人就该喝酒，就该喝出点状态来！” 文爷送我出来时从怀里掏出了一杆钢笔，对我说：“这杆笔，我用了十来年了，送给你了。就算我对你上大学的祝贺，别嫌赖。”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当时说了“谢谢”没有，唯一留下的感觉就是：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文爷的蒜拌羊肉真好吃。 喝年酒 上了大学之后，特别是工作之后，与文爷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一年到头不在家，放假了回趟家，也是急匆匆地来急匆匆地走。我家离文爷家又比较远，很难见文爷一面，有时候几年都见不到文爷，虽然每年我至少要回老家一趟。 每年的春节我基本上是要回老家的，也是一年中回老家待得时间最长的日子，至少要待上两到三天吧。按说，这个时候可以去拜见文爷，然而，春节回老家是最忙最累的。 老家乡风浓，人情厚。每年春节回去都要马不停蹄地“喝年酒”。所谓“喝年酒”，就是从年三十的晚上开始，老家的男人们要找一个借口，相互请着喝酒，喝过酒打牌，打过牌移军到另一家再继续接着喝，不出年初五，这样的情形就不会结束。我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正好成为男人们喝酒最好的借口，打着“请老三”的旗子，吆五喝六地把大家弄到一块喝酒图乐呵。我本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回老家也没有什么正事可干，也就就坡下驴，和大家滚在一起喝年酒。每到喝酒喝到脸红耳热之后，趁着酒精带来的兴奋，放下往日在城里工作时一直端着的架子，脱去平日装着的“知识分子”的面皮，与他们一起推牌九、打麻将、扎金花……一边打牌一边天南地北地吹牛皮，直到吹得太阳穴处的青筋只跳，整天地玩得不亦乐乎。那种玩，白天的时间是不够的，常常要延续到深夜。 我的家族大，兄弟、堂兄弟们多，侄子、堂侄们就更多了。大家庭一片和谐，很少有争嘴吵架的，兄弟与堂兄弟是一样的亲，侄子与堂侄是一样的近。所以，每年回家，待时间稍微短一点，我就喝不过来。后来，一旦听说我已经回家，就开始到我二哥那里报名，让我二哥安排请我的时间，慢一点的就要轮空。这其间，还要掺杂一些非家族的一些“年酒”，只要有，那是非去不可的。 有一年，我们村的村主任因为我为村里的道路建设捐了款，事先就跟我二哥说好了，年初二的晚上他要请老三喝年酒。 年初二天刚擦黑，我就去了。没想到，我到的时候，喝酒的人几乎到齐了，全是村里的面子人。和大家打过招呼之后，每人我让了一支从城里带回去的烟，开始落座，几番推让之后，大家都坐到了自己该坐的位置上。不过主位一直空着，我挺纳闷：这主位上的人是谁呢？怎么还没到呢？正纳闷之间，文爷进来了。我赶忙站起来，抢先走到他跟前，双手握住他的手，嘴里连续说了三个“叔，新年好”，接着就掏出烟来敬他，他指着自己的脖子说：“烟断了，气管不好。”然后村主任就把他安排到主位上坐，他也没有太客气，他是一桌人中辈分最高的。在乡村喝年酒这样的场合，辈分大于官职，文爷理所当然地坐到了主位上。 村主任家的嫂夫人很适时地把酒菜给端了上来，接着就给每人满上了酒。大家在村主任的招呼下，一起端起了酒杯，村主任对我夸赞了一番之后，号召大家干了第一杯。村主任家的酒杯很大，一下子喝下去实在噎人，也受不了。我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大家的表现，除了村主任干了之外，文爷一扬脖子也干了，其他人都没有喝完，我也就留下了半杯，把酒杯放在了桌子上。大家过了一会儿筷子之后，村主任再次要求大家把杯里的酒喝完，我就给喝完了，还有很多人，依然没有喝完，第三次才喝完。文爷在此期间，一直等待着，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吃菜。 头三杯，文爷都是一饮而尽，然后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别人在那里打酒官司。三杯过后，该是相互敬酒的时候了，我率先站起来，举起酒杯敬文爷一杯。文爷也站了起来，说：“我喝完，你喝半杯，你的酒量我知道，别逞能。”我敬酒，我怎么可能只喝半杯呢？酒量再差，敬文爷的这杯酒也要喝完。接下来大家互相敬酒，每当别人逼着我喝酒时，文爷总会来一句：“别逼他，一个读书人，身子骨不像我们经过摔打的，酒量又不好，让着他点吧。”文爷是当场辈分最高的人，他说话了，别人还能说啥呢？一场酒下来，文爷给我至少挡掉了三两酒，这才保证了那场酒我没有喝醉。 酒席结束，我挤到文爷身边问：“叔，最近怎么样？”他哀哀地说：“一个农民，能怎么样？现在又饿不着，这不就妥了。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挨日子呗。”他的话，我不知该怎么接，我绞尽脑汁也实在没有把他的话接下去的能力。正在我一片尴尬的时候，有人提议打麻将，并点名让我上。文爷对我说：“会打咱家乡的麻将不？去跟他们搓两把吧。”我说：“文爷，那我跟他们打麻将了。” 打麻将的时候，一开始文爷就站在我的身后看，无论我打得对与错，总是一言不发。后来，文爷什么时间走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的麻将打到了后半夜才结束。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