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了出去做官的心思了。是先有人来请他他才有这样心思的？还是他先于人请就有了这样心思的？不得而知，反正，孔子有了出去做官的心思了。那年孔子四十七岁，阳虎（亦作阳货）知道他是看不上自己并且不愿意见的，就剩着他在不家的时候给送了只烤乳猪去，按礼孔子是要回访的，果然他在打听好阳虎不在家的时候去回访，可不巧得很，他们竟在路上遇上了。阳虎向他说了许多，最后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阳虎人是讨厌，可他这句话说得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子说：“喏，吾将仕矣。”当然他这是在敷衍阳虎，他才不去他那里做官呢，可是，谁又能说他的心思不是在这个时候动了一下呢？只是到哪里去做官他得考虑一下。人说英雄不问出处，其实不然，人是要讲究个出处的，儒家亦然，孔子更是，因为人的出处是决定一生的大事。
　　
　　公山弗扰来了。“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地为根据地反叛了鲁国，他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公山弗扰是什么人呢？一般认为他就是《左传》里的公山不狃了。公山不狃是鲁国当政者季桓子的家臣，季桓子非常器重他，派他担任季氏的私邑——费邑的邑宰，而他却要反叛自己的主子，这是大不道的。这样一个叛道之人现在要招孔子去，那用意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可以利用孔子的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更重要的可以借用孔子的名气为自己的反叛行为争取到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孔子呢？竟然“欲往”，难道他不知道公山弗扰的包藏祸心？子路不高兴了，他找到老师，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路是直性子人，而现在他却说：没有地方去做官就算了，何必要去他那里呢？这样说，是不是透露出子路也感觉到孔子是真的想出去做官了呢？而且也还可以看出，老师出去做官他子路也是同意的，只是不要去公山弗扰这样道德上有问题的人那里去罢了。孔子是怎么说的呢？“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招我去了我就白白地去了吗？如果用我我是要复兴周道于东方的。这可以看出孔子已经不是那个“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时期的孔子了。他有了走出去以便有效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打算。他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性格在这个时候有了更具实质性的表现。当然，后来孔子并没有去。为什么呢？后面再说。
　　
　　佛肸（音弼西）又来了。“佛肸召，子欲往。”又是子路跳出来反对，他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以其人之道攻其人之身，子路的反对不可以说无力。（《论语·阳货》）
　　
　　这佛肸又是什么人呢？这有点麻烦。杨伯峻在注解《论语》里这段话里的佛肸时说：“晋国赵简子攻打范中行，佛肸是范中行的家臣，为中牟的县长，因此依据中牟来抗拒赵简子。”我读这个注解的时候怎么也理解不了，以为赵简子攻打范中行，作为范中行家臣的佛肸依据中牟给以抵抗，有什么不对呢？这不正是他的职责所在吗？何以子路说“佛肸以中牟畔（即叛）”呢？查了一些资料才发现杨老先生这里是弄错了。“范中行”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范”氏和“中行”氏的合称，显然一个佛肸不可能做范、中行两大家族的家臣的（我崇拜有加的杨伯峻凭他的学识竟出现了这样的错误，我还是心存疑虑的）。《史记·孔子世家》里说：“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安国在“佛肸为中牟宰”下注曰：“晋大夫赵简子之邑宰。”这就通了。赵简子攻伐中牟，做为家臣的佛肸却抵抗，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而孔子去要答应这样的人去做什么官，子路的反对就是必然而且是合乎孔子平时的教诲的了。可孔子是怎么说的呢？“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他说，是啊，我是说过那样的话啊，可是，难道你不知道最坚固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最白的东西是怎么染也染不黑的这样的道理吗？我难道只是苦的匏瓜，只能用来系在身上渡水而不能食用吗？子路是认真的，孔子也是认真的。子路的认真是因为子路记住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孔子的认真是因为孔子有了发展和变化。孔子是不拘泥的，形势变了，他的实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方法也随之而变。他不是感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吗？他不信誓旦旦地说“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吗？既这样，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死守着“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或者坚持做一个“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样的君子怎么成？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完全能够改变一个无道的反叛者的，是完全能够在他的领地里实现“吾其为东周”的理想的。
　　
　　孔子是真的想出去做官了。
　　
　　南怀瑾先生在他的《论语别裁》里谈到孔子的两次“子欲往”话时分别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孔子去了没有？子路发了一顿脾气，并不是子路把他挡住，他本是逗逗学生说想去，事实上，他绝对不会去的。”“这是他跟子路开玩笑了，也就是告诉子路，他只是说去，实际是不会去的。”这里我和南怀瑾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觉得孔子并不是在开玩笑，他是认真的。南怀瑾先生的另一段话我倒是很赞成的，他说：“换句话说，假定真的去，那么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站得住而有所建立，并且是有心想挽救这个时代的，不能够永远挂在树上，像匏瓜一样只给人当样品一般欣赏而已。”
　　
　　可是，孔子最终为什么却并没有应召而去呢？我能想到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子路的话大概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二是他曾经说过：“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说苑·君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他真的能凭一己之力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实现他的仁政理想从而“吾其为东周”吗？怕是他自己的内心里也是有所担忧的吧？三是他考虑得要更深远一些，一如后来《白虎通义·五经》所说的那样：“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他要做更多的理论建设工作，要用系统而完备的理论指导后来的更多的人去展开实践。
　　
　　孔子是千古圣人，而圣人并不是不可以做官的，他的学生子夏不是有名言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以孔子不是不想做官，只是做什么官，怎样做官，什么时候做官，去做地方做官，做多长时间的官，他是自有自己考虑的。英雄是要问出处的，圣人的心思，我们小人就只能做这样的猜测了。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一个小人，关于孔子做官的心思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