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地方音自有一种独特的腔调韵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一种方音就会有一种地方戏。产生于三秦大地的秦腔在乡村异常响亮，它有哪些迷人之处呢？贾平凹在他的秦腔中告诉了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陕西涌现出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等知名作家，人称“陕军东征”。贾平凹是陕军的领军人物，在小说、散文创作领域卓有成就，他的作品多写以家乡商洛为中心的秦地的人事风物。
　　
　　这篇散文名为《秦腔》，但它的用意并不在介绍秦腔的产生、沿革、行当、艺人、剧目等作为一个剧种的诸因素，它要写的是秦腔和养育了这一艺术样式的秦川百姓的血肉联系。秦腔来自草野，创造它的是“下里巴人”，能够真正欣赏它的也不会是“有闲阶级”，只能是大苦中求大乐的草根百姓。文中写到秦腔源于八百里秦川西府的民性敦厚和特殊方音，作为秦川农民五大生命要素之一，和西凤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羊肉泡馍比较起来，它是唯一精神性的需求，是恶劣物质条件下的精神享受。秦腔对于秦地乡村的重要自不待言，农民把所有农闲时的注意给它，也从中得到足够的乐趣。从搭台、排练到演出，他们全程参与，尤其是演出几乎成了全村人的盛典。全民动员的秦腔也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上演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悲喜剧。作者说的好：“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能使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喜怒哀乐。”
　　
　　《秦腔》不但绘形绘色写出了一个地方剧种的生成、变迁的特点，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秦川大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等风土人情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热情蓬勃的生命力。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对故土的热爱使得作者在描述中更多地凸现了黄土地人民的人情美，而滤掉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愚昧与丑陋。在贾平凹笔下，秦腔是黄土地与老百姓生生不息的命运之声。
　　
　　作者通过绘形绘色描写秦地的风土人情，传递了作者对秦文化的领悟，并在文化的把握中透视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哲学。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固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秦腔与他们，和“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一样成为生命的五大要素。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志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现其美，善使他们获得了美的教育，恶的也使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贾平凹以对农村农民过着的“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的痛切感受，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入手的描写，细流蔓延，汇流成海，浑然天成，直达本质的真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对近年来许多临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
　　
　　《秦腔》看似日常、琐碎，实则坚韧、淡定。它显示出了贾平凹在叙事上一次冒险的“野心”，一次白描炫技的成功。或许贾平凹比任何人都看清了在现代化、城市浪潮的冲击下，新一代农村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古老的农村文化势不可挡地解体的洪流，因此，他借用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赋予它成为小说中一种民间文化载体的意义，同时利用这一传统文化的表征，讲述农村宿命般走向衰败萧瑟的必然，讲述他对故乡这块碑的挚诚。《秦腔》所表现的情感冲突，绝非剑拔弩张，而是一种渗透在农民骨子里、浸透在日常生活的嬗变中的一种无奈；一种所有人都被裹挟到浪潮中的身不由己。热爱土地而又无法守住土地、一步步从土地出走的农民带给作家的道义和矛盾、忧患与焦灼、迷惘和悲凉，使贾平凹付出挽歌的情感，写下了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的千年未有的巨大变化；写下了原来乡村生活极其文化形态的分崩离析，写下了“中国一等伤心人”的心酸之情。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的：“散文是易于表现情绪的”。他的散文中充溢着的真情体现为一种独特的主题精神，表现为一种生命的冲创力。读他的《秦腔》实际上是在鉴赏一块民族历史的活化石，当我们从《秦腔》里得知，这调门原是有着与生长白杨、苦楝、紫槐的秦川广漠的地理同构的旋律，内化着秦川公牛的力度,融合着秦川农民的生活节奏的时候,我们怎能不岁随着作者慨叹：“这秦腔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啊！”我们又怎能不进一步拓宽了对本民族历史的认识视野并感受它的清新气息呢？是呀，“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他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是啊，在细节中我们更能深刻的体会到贾平凹的思想：
　　
　　一悄无声息的爱恋真挚的情感就从《秦腔》的人物谈起。《秦腔》中复杂的人物关系的展开，是以夏家老一辈兄弟四人为主轴，即夏天仁、夏天义、夏天礼、夏天智，下文中我用仁义礼智简称这四人，而小说中的“我”张引生和白雪，则可作为两个点。如果从平面几何角度来看，这轴线牢不可破，很单调；“我”和白雪是轴线两侧的两个起始点，这两点即不是一个集合上的两点，也不是没有任何方向感的出发点，而是毫无规律且不断变化的两点，只是不能相遇，不能碰到轴线。这在中国巫术家看来（所谓巫术家，在我看来即是民间风水阴阳先生、星象家、相面家、占卜家等等），应为吉之下下签，假若两点连成十字状，其应变脸失色。
　　
　　如果从空间角度看去，这可大有学问。单从“我”和白雪这两点的运动来说，文中倒是展现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苦恋和单相思足以使人回味无穷。这点，我在《浮躁》中就感受到了一种伏笔。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人所爱的深度，可以通过又目的受压抑的情感本能所包含的多少来测定。”“我”引生，文章开头就写到“我最喜欢的还是白雪”，白雪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心肠也好，这是“我”喜欢她的理由，也变成“我”爱她的产物，即使白雪嫁人，“我”“不慎”和白娥发生令“我”痛斥自己的关系，也不能改变“我”的情感方向；即使“我”自残之后，也不能改变“我”对白雪的本能反应。需要指出的是，“我”的本能冲动和一时轻狂，绝不是庸俗的动物本能，而是一种爱的情感下支配的行为，这种爱是有太多的压抑，“我”的自残一方面是爱的鲁莽，另一方面却是道德的借刀之计，这是爱的极端发展下，自我的贫乏的表现，要不其怎会得逞，“这也是一种羞耻心，它是大自然的一种秘密，限制难以束缚的欲望”（康德语）。许多人都不理解“我”对白雪的情感，即使理解“我”的赵宏生也不利外，“我”对此也不屑一顾，当然悲哀是不可免的。文中说“我”对白雪，无人理解，只要白雪知道就行了。这正是“我”的痴情所在。“我”偷着看白雪、关心白雪、思念白雪，作者在其中用了一些类似魔幻的手法，小虫子都是“我”，把“我”似乎写成了一个很像精神病人的形象，实质上把“我”引生对白雪的爱升华到一种绝妙的境界，庄重伟大。庄生梦蝶的故事在这里倒市是具有代表性，只不过庄子在梦中而“我”却在对白雪的一片爱的精神境界中，这是一种极度的感情支配着“我”：“我”的一生里有白雪，文中提到来世说里也夹杂着这点，那么所有与白雪有关的事都是“我”的生活，文中提到“我”在街里的生活，包括日常生活、劳动、打架闹事、闲聊、喝酒、发疯，甚至为夏天义一句真心话而跟随其余生，等等，这些无处不存在白雪的影子。
　　
　　从这里可以得出，中国文学作品中能够写出一个男子活着的一切及一切的活着，都是为了一个今生都无缘在一起的女子，仅此一绝！“我”引生可谓中国传统痴情男儿的杰出代表，绝无仅有，但不可不抱憾永生！而另一重点人物白雪，她对“我”的一切“秘密”似乎都洞察一清，作者借一点如古人所云心灵感应，现代人称之为伪科学的心电感应，百试不爽，心照不宣的表明这点。康德曾说，女性的道德是美的道德，“我”的举动在白雪看来，“我”不是人人称道的疯子引生，“我”是一个充满永恒生命情感的奇男子、伟丈夫，在庸俗视野里披上了病态，她自己也在庸俗道德之下勉强的似乎接受不了“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她对“我”的爱很迷惑，无所适从，却不能不有所表示，文中曾多次提到。总之因为她到底是一个闲妻良母型的女人，具有女人的道德观念，其中一点就是“一个女人的勇气在于她为自己的荣誉或为了爱而忍耐地宽容罪恶”。
　　
　　二轴线的定位现实难题其次，这一轴线，仁义礼智四兄弟（前面已说明所用简称）就带动整个空间运动系统，包括他们自己及其子弟演义出一场场闹剧，不可胜数，又有街坊邻居的掺和，大小官员的上场，还有“我”和白雪表演，因为这无不受仁义礼智四人的影响。观察四人，他们的称谓和各个的形象紧密联系，他们可否真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乃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简称，“五常”之四，其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是为正统所称道、倡导的，作者以此命名人物可谓独具匠心。且不论此，这四人在小说中的位置可是核心，小说无处不在的流露出他们的影响。他们领导影响着若大一个地方，然而就在仁义礼智的眼皮底下，闹剧丛生，诸如家庭矛盾的尖锐、家族矛盾的激化、邻里矛盾的不可调和等问题，又有明娼暗盗、贪污腐败、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丑恶现状，更重要的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最终结局却由一个巫术家的预言得到应验，仁义礼智滚开、夏家后代在劫难逃。这里面，最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夏家没屁眼的婴孩，应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警示。
　　
　　但令人疑惑的是，如此合理的故事，为何偏生出如此多的怪事？这就是让人容忍的人和事，为何又充满玄机？至于“我”和白雪同他们的关系，那都是由于“我”爱白雪关系及她失败的爱情的关系，前面已提过，在此不赘言。
　　
　　三文化的症结时代抉择以上许多令人惊异之处，作者贾平凹的意图很明显，症结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得失，这一文化命题。“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精神方面无形的影响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及历史走向，因此文化传统不但决定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道路，而且还影响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而时代在发展，新旧会冲突，我们应该关注。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为：重人道、轻天道；重礼治、轻法治；重群体、轻个体；重直觉感悟、轻理性思维。这些传统当然有可贵之处，然而长期的专制统治，文化精华与糟粕鱼龙混杂，那么在新时代条件下，新旧东西、合理与不合理的东西的冲突，必然会带来中国社会诸多领域的变化。《秦腔》中无论悲喜都有关于秦腔的渲染，作者就是在全文中贯穿这一地域文化色彩浓厚的唱腔，烘托博大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这也是在强调其不可或缺，反过来也对秦腔这某种传统文化精神的杰出代表在新时期所遭遇的尴尬局面提出了批评，反映了一定文化问题。文中写村人对秦腔的喜爱，尤其是夏天智、白雪对秦腔的满腔热情，另一方面写剧团没落、白雪与丈夫因秦腔而发生隔阂等，就是这一思考的体现。那么在这种传统气息浓厚的文化环境中，新旧事物展开了斗争。观察作者笔下的仁义礼智，夏家四兄弟，这“五常”竟变为人名，我们默查这些人，综观全文，可以说这四人代表了一种道德伦理传统，然而恰恰是这出了问题，作者妙笔以夏天仁早亡，夏天义不得善终，夏天礼暴死，夏天智不智，展现出仁义礼智所代表的道德伦理传统在新时代面前的溃败，从一个更深远的角度来说，应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磨练。原因何在？康德曾说，虚假的道德和健全的道德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是在寻找对付恶的手段，后者所关心的则是消除恶的根源本身。正是仁义礼智的伪仁伪义伪礼伪智！夏天仁早亡，给“仁”字纲常画上了句号，夏天义霸占人妇，早已不“义”，后虽努力不过也不济事，而夏天礼不闻“礼”德，大肆投机，终于暴死，夏天智“智”慧异常，竟为家庭矛盾气极致癌，命已不长。
　　
　　但细究其祥，发现作者并不是对“五常”这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道德伦理中最重要的东西进行全面否定，因为作者始终保留对传统文化的坚强信心，而是企图揭示一个道理，即鲁迅先生所称道的“拿来主义”精神，应当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受旧道德的压迫去自残，“我”可以说那样做是丝毫不会觉的有道德上的折磨，而只有白雪的折磨了；白雪也就不一定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而白白断送了自己的爱情；仁义礼智四人也不会有呆板的作为，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其他众人也不至于在时代发展中仓皇鲁忙的作为等等。
　　
　　另一方面，作者以无比的正义之心严厉指责当前的物欲，经济利益不应成为一切的主旨，文中曾对那些昧着良心赚钱的人的描写入微，刻画其嘴脸，以及对肉欲也提出了批评。这样，我们看到，作者揭露中国现代社会的冲突，在涉及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文化方面的问题，目的就已达到。
　　
　　四谁主沉浮道路问题然而这是怎样的过程？谁将是这个动荡时代的精神主宰？我们不难发现，从小说主要人物仁义礼智四人、白雪和“我”，及夏家的其他人还有其他主要人物，到小说的主要情节，得出一点，那就是具有失败感、毁灭感的残缺的美，这也适用于作者叙说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