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总理朱溶基，他提出的三农问题，得到了国务院和朱总理的高度重视。一时间，李昌平的名字响遍了大江南北，广大农民把他当作知音和朋友。他成了8亿农民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李昌平先后出过两本书，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是由光明日报社于2002年初出版的。在这本书中，李昌平倾诉了自己向朱总理上书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并用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观点。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农民兄弟深切的怜悯之情，以及对农业焦虑的忧患意识。《我向总理说实话》成了一部热销书，得到了亿万农民一致好评，并引起了不少学者、专家的关注。人们开始转过脸来，重新打量和审视似乎被我们冷落了的农民、农村和农业……应该说在这本书中，李昌平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感性的。也许出于对农民深切的同情，也许出于对农业前景真切的担忧，他的一些看法似乎有些偏激，但是，农民负担过重和农民收入低微确是不争的事实。
　　
　　时隔两年，即2004年初远方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李昌平的第二部力作《我向百姓说实话》。应该说，同《我向总理说实话》一样，这本书的可读性并不强，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面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焦急的呼唤，面对这一沉重的话题，每一个读者都会在读过这本书后，心灵犹如鞭挞般疼痛。是啊，农民怎么了？农村怎么了？农业将向何处去？这些关乎中国农民命运和生存状况的问题，让每一个善良的读者都会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心生关切之情。
　　
　　如果说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中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是感性的浅层次的，那么在他的第二部书稿中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则是理性的深层次的。这位在农村基层工作十七年的经济学硕士，他的农民情结就像土地和庄稼，那种感情炽热而深沉。我们知道，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一直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像钉子一样被钉在了土地上，没有自由的空间。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农民拥有了自主权。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与深入，一些矛盾开始凸现：农民种田增产不增收，有的甚至倒贴，不少农田撂荒，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求医难，农民子女就学难，农村的县乡村机构过于庞大……李昌平对这些问题均有理性的梳理与冷静的思考，那么农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李昌平只说了四个字：解放农民。这一见解并不是老生常谈，看看农村的现状，我们就会知道，依然有不少人为的条条框框在约束和捆绑着农民，农民虽然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诚然，李昌平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声音代表了8亿农民的声音，他甚至敢于向权威挑战。在《励以宁应该接受农村再教育》一文中，他对著名经济学家励以宁先生的“股田制”提出了质疑；当李昌平含泪离开了乡党委书记的岗位后，他南下到广东打工，尔后到北京的《改革》杂志社供职。不论身处何方，他都关注和潜心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譬如农村费改税问题，村干选举问题，农民上访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以及农民工在城里的待遇问题……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忧患意识了，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8亿农民的牵挂和出路的深层思索。
　　
　　当然，改革就会遇到困难和阻力，改革也必须会出代价，但改革并无退路。我曾经写过一篇《对穷人的怜悯》，我说中国的穷人多在广大的乡村，读了李昌平的书后，我对自己的看法更是深信不疑。我们有理由这样追问：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果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值得品味与思考的话题。不论如何，通过阅读李昌平的著作，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和十字路口，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农民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不解决农民同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问题，农村的劳动力就无法得到彻底的解放。同样，不解决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问题，市民的生活水准也将下降……而这一系列问题是改革旅途上无法回避的困难，也是前进中的困难。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把三农问题当作重中之重来抓了，通过一系列农村政策的出台与调整，农村经济蓬勃发展的曙光已经照耀在农民的脸上，而我们倾情打造与向往的小康社会已不再遥远。
　　
　　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静下心来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譬如李昌平的声音。那是一个赤胆忠心的华夏儿女发自肺腑的声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农民的声音太微弱了，农民的声音似乎被淹没了。所以8亿农民需要像李昌平这样的代言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誓为农民鼓与呼。1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