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当长的时间，我对小说阅读留连于《当代》、《收获》、《钟山》、《人民文学》、《十月》等在国内响当当的文学杂志，一直处于“学而不思则惘”的状态，甚至只为填补浮华岁月的空隙，让心有一个温暖的去处。
　　事实的情况是，一些作品打动了我，一些作品败坏了我的心情，批判也好，弘扬也好，先锋也好，写实也好，好的作品要么如年少的天赋，如写《尘埃落定》的阿来，以后的作品想超越之难也。要么是长年的所谓职业坚持，有的越写越明亮，如经历《废都》后到去年新作《带灯》的中国专业作家贾平凹；有的越写越“边缘”，如作了影城老板又出长篇《一亿陆》的张贤亮。每年长篇的出版越来越多，只是能够如当年路遥般的《平凡的世界》般打动我们的作品越来越少了。有人用狄更斯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或许也会出现《双城记》、《雾都孤儿》，也许会出现《百年孤独》，出现《悲惨世界》。我们的作协会员越来越多，而我们行世的却依然是《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我们有古典的过往，也有先锋主义嫁接西方传统。莫言获奖是一个开始。他虽然有争议，但已经是一个开始。在意识形态松驰的情态下，一些经过淬炼的灵魂一定会脱颖而出，终究会对人生里生死浮沉爱恨情仇社会风云有更广阔的展现与描绘，有真正史诗般的斑斓画卷。有人评价说《白鹿原》有史诗般的价值，我不认同，我并不想与《战争与和平》相比，尽管汉语世界与英语等外语世界有不同的传统，但一个作家真的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人文情怀。当然一味地强调不行，一味地模仿西方也不行。对于艺术我们需要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那样的胸怀。
　　也许一个作家思想意识的高度决定着文学的高度，倒不仅仅是信仰问题。无论基督、佛教、伊斯兰教，还有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我们在确定写作目标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关注自然的一草一木，民生的一言一行。无论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只有更加纯粹地写作，才能真正有我们自己的《战争与和平》和《追忆似水年华》。
　　无论是关于罪的讨论，还是对幸福的憧憬，真正的写作还是要抒写人性。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成功就是一个明证，《静静的顿河》好，《罪与罚》也好，历经磨难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样让我觉得好。
　　我对阅读曾经有一种近乎狂热的热忱，现在我想变得冷静，我需要调整我的身体，调整我的眼睛，调整我的心境，阅读与写作未必能使我世事洞明。但有一点须调整，要学会在生活和阅读中擦亮眼睛，结交那些真正良善的心灵，阅读也与那些最好的文字相逢。这是我此刻的想法，匆匆写下一段话，只为了给自己一个提醒，当然也想避免陷入“思而不学则殆”的囧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