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勇的小说《桃花开过》
　　
　　小说《桃花开过》（刊于2013年1月14日《黄骅报》四版）小篇幅、大容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一出人生悲剧。作者以通俗平实的笔法、乡土浓郁的环境和环环相扣的情节，演绎着小说自身的逻辑；以张弛舒缓的节奏、细密严谨的叙述和浓淡相宜的忧伤，营造出小说的诗意氛围。仔细阅读小说，紧凑的结构，跌宕的故事，灵现的人物，多样的铺陈，叫人爱不释卷；小人物的众生相，几笔白描，无不个个入木，让人产生身边百人的联想；连海的命运，字字血泪，如泣如诉，令人不忍卒读。
　　连海的悲剧是家庭的悲剧。连海幼年失怙，弱母改嫁，祖父年老体瘫，叔伯婶娘情薄义寡，十岁的孩子不能像叔伯兄弟连山连水那样享受父母的温暖和学校教育的欢欣，既要替大伯二伯家放羊，又要照顾爷爷的吃喝拉撒。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没爹没娘的孩子连根草都不如。也该着家门不幸，面对连海娘的出走，大伯二伯除了骂还是骂，一句宽慰孩子的话语都不说，一个体贴孩子的举动都没有；面对几间破房，妯娌两个对骂对打，兄弟二人持械对峙；面对连海的尸首，大伯二伯一身轻松，去了心病。俗话说，什么蔓上结什么瓜。连海生在这样的家庭，长在这样的环境，没有道德的榜样可以效仿，没有仁义的楷模可以学习，实在是家庭的悲剧。
　　连海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发实追求美好生活，自己动手拉土脱坯盖房准备娶媳妇，却因为整天戴个蛤蟆镜而遭到全村老家居的“侧目”，三爷更是没眼子瞅他，嘟哝吐痰说咒话，恨人不绝；连海是个孩子，但不是贪玩儿的孩子，早知道“羊嘴臭，啃了麦子长成豆”的道理，认真小心放羊、鞭打偷嘴的公羊，只是思念娘亲，恨自己嘴馋香油果子，怨自己不机灵，才不留神让养跑进了麦田，才惹得杠爷飞锹铲羊。杠爷年过古稀，银须飘仙，面对无依无靠的连海，面对人理不懂的物类，飞锹画弧线，愤愤骂大街，实在是为老不尊。打狗看主人，打羊也要看主人。顺爷、三爷、春伯、发实们对这个失怙没娘的孩子疼都疼不过来，哪里还兴心打骂，杠爷竟忍心下此毒手。细揣摩，杠爷铲的不是羊，而是小连海的心啊；二伯?受了四间房，大伯卸了“小崽子”这个包袱，就连连水这个小孩子都能说出“我家新房，不让你住”的狠话，全家大小实在是蛇蝎心肠。花在时，人在势。世态炎凉，人情冰冷，人们鼠目寸光，患得患失，连海有苦无人诉，有泪空自流，实在是时代的悲剧。
　　连海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连海的家庭绝对不是忠厚传家的人家，也肯定不是诗书继世的门户。但对一个家庭而言，天大地大没有孩子大，穷过富过过的都是孩子。可以想象，连海娘一定尝够了生活的艰辛，受够了叔伯妯娌的冷眼，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撇下年幼的连海。我们没有剥夺他人追求幸福的半点权利，但有诘问为母不慈怜子不爱的全部质疑。苦瓜蔓上结不出甜瓜。连海娘的离家出走注定了连海的命运悲剧：人家上学我放羊，人家乔迁我没房，人家贴饼子熬小鱼，我只能啃着咸菜想果子。连海土洞改屋折射出不向命运低头的可贵品质，但吃了上顿找下顿、房没一间靠寻宿，弱小的连海抗争命运的最后结局只能是一个悲剧。
　　悲剧就是以人物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假丑恶。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小说中的村庄、家庭、主要人物的林林总总，又有哪些还有点儿“有价值的东西”呢？倒是连海要蛤蟆镜戴、连海“威武”像营长、春伯的惊天号子、顺爷三爷的劝架调停、发实心爱的蛤蟆镜殉连海等，还有点儿积极向上、引人向善的可贵之处。创造幸福的人总能生活在幸福之中，制造痛苦的人必定生活在痛苦之中，酝酿悲剧的人注定生活在悲剧之中。这应该是社会生活铁的规律。现在看来，连海生活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有目共睹的是家庭的和、时代的进和人性的善。
　　小说是人的文学。毫无疑问，作为主人公，连海着墨重、铺陈多、个性显；其他几个或幕后或台前的人物，有的始终没露面，有的台上走一圈，尽管都落笔不多，但都有骨头有肉，或真或假，或善或恶，或美或丑，都跃然纸上，叫人一目了然。
　　杏花红，桃花白，漫山遍野向阳开；小花褂，新布鞋，连海娘啊你在哪儿；桃花开过定还开，连海娘她一定来。生活在和谐盛世的我们，还能让连海的悲剧再次上演吗？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