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代时期的“新中国”是由毛泽东一手缔造，那么当代“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总设计师便是邓小平。这是现代百年中国最重要的两大文化形象，它们分别拥有着非常不同的内涵：前者的标志是语录牌、政治运动以及被红色精神所武装起来的人民大众，它在极力展示是伦理主义精神魅力的同时，也使个体的伦理主体冲动得到空前弘扬；后者的标志是商业广告、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琳琅满目的各种时尚化生活用品，是被物质欲望所折磨、鼓舞的个体生命，它所突出的是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物质性存在。

　　

　　前者以精神生产为中心，其实是以损害物质基础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趋功利的社会生产，因而必然要生产出过剩的无法满足的政治热情与理性主义精神，以至于导致整个社会物质基础的严重削弱与生活资料的极端贫困；后者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必然导致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经常性忽视，所以它必然极大地满足了人的物质欲求，但却难以解决好“吃肉”与“骂娘”之间的逻辑对立，以至于在取得极大地物质进步后，还必然要投入更大的物质财富来弥补精神上的赤字。

　　

　　——费正清

　　

　　每一篇文字的完结或完满必然会带有厚重的抒情性和叙事性，乃至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斟酌久矣、惜墨如金，更勿言其“先行军”的摘引。而倘若究其为何摘述上面这冗长的文字，我却寻不到恰当的解释。康德《判断力批判》有言，“为了分辨某物是美是丑，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象力（许是与知性结合）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结合”，也许之所以如此酣畅地誊写，是上半年的“尼罗河的赠礼”，但我却不知道自己流过的是寸草不生的撒哈拉还是孕育种子的谷地，是数月的经历推嚷出自己的悲情，撕心裂肺地喊着苦难？是校园土壤的湿润惯养的桀骜因半年的失利而耿耿于怀？刹那间，我掉进了圆形方孔中最小的“黑洞“，摸爬滚打着滚向了更黑的地方。

　　

　　一直想把上半年的思绪整理出来以倾述心中的不快，但思絮近在唇沿，却又被无形的哽咽所阻延，迟迟吐不出的是卡在喉咙中的最大的“骨刺”，忘却了疼痛是怎样的滋味，竟只有几张幻灯片在脑海中徘徊。一张写满了困惑，那是从济南回来后，我指着腿上的伤疤感慨，“世人眼中充满了金色的光芒，少有陌生人在乎你的受伤，也少有陌生人对你嘘寒问暖，他们在乎的只是你能否为他创造价值，尤其金色的价值。没有了心灵的相安，没有了人间的温情，只剩下黄灿灿的金子，这个社会不是很俗吗？”，二叔接着反问道，“如果一个人是这样，则是这个人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这样，那你不觉得俗有俗的原因吗？”。这与其是一句反问，倒不如视为两种选择，没有弗罗斯特的浪漫，有的只是一种迷惑的辛酸，也许未来的我也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来“投入更大的物质财富来弥补精神上的赤字”。然而，怎样创造物质财富呢？一会儿，一个懦弱而无奈的自己呈现在另一张惶恐的幻灯片上，就像如今的自己再也不敢大言不惭地去承诺一切，就像一直劝女友继续向上考，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人世间最后系统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还有两三年的机会去思考处处碰壁的原因。

　　

　　“天下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有能力去承担一份无法承受的重压？也不是所有的子女都愿意让父母去承受一份难以忍受的负担？”

　　

　　两个问句阻断了我所有的想法，甚至忘记了如何提笔。象《良史的命运》写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任何一个纯粹的书生都无法应付的时代，这不仅是指它仍处在革命的余波荡漾之中，更重要的是指它形成了一种将所有社会资源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而这种体制又有自己一套特殊的运作机制，单纯的书生想从这个体制中汲取资源是无法实现的”，而对于这两种疑问，我也只能喟叹，“二十一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任何一个大学毕业生都难以安心的五十年，蚁族、蜗居、房奴……是这一代人应有也必有的代名词。然而，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向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没有主见却挑剔人生的‘半成品’和‘废品’，忽而信心爆棚，忽而灰心丧气，一副完全不正常的模样，这绝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塑造的个人心态”。突然，想起了吴晓波在《阿廖的迷茫》中戏言，“这个世界不是你们的，也是不是我们的，而是那帮孙子的”，拿着黄金时代的诱惑许诺给人们的子子孙孙，可是，可怜的愚公至死也无法亲眼目睹到太行王屋变成通天大道；想起了《藏着并不代表遗忘》，我称自己是奔跑着逃回了学校，同样也是丢盔弃甲地逃匿回校园的安静中，只是，扪心自问，“心倘真那么安静？”

　　

　　不远处，军歌嘹亮，歌声中携带着几分激情，几分悸动，还有几分微弱的紧张，我知道，他们精彩的生活即将迎来，而我也必须在熟识的逸夫图书馆中将心搁浅在安静的海滩，去眺望那一片真知的后学生时代的天空，去感怀这久违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