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两个月不到，他身体竟神奇般地康复。经医生检查，肺上空洞已经结疤，脸色也红润润的，精神足多了。我本想多留他一阵子，使病情稳定，他说他想家，想孩子，想父母，我只得让他返回故乡。

　　难忘手足情——《家》系列散文之三
　　
　　那是二十三年前了，弟弟的岳父患肺结核病魂归黄土后，没想到弟弟也染上了这种病。弟弟很孝顺，常年同他岳父生活在一起，病期也没隔离。病重时，他和他的妻子日夜厮守在病床前，端屎倒尿，送茶喂饭，能不传染上吗？
　　
　　待我春节回老家探亲看到他时，原本身强力壮、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却整日躺在床上，形销骨立，面色青灰，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了。实际上，那个时候弟弟的家中生活条件还可以。因为他们队富裕，一个工分一块多钱，我父母的那个生产队，一个工分才一毛多钱。何况，弟弟当时是养路工，月月有一二十块钱工资，弟媳妇又是妇联主任，大队年年总要有点补助，这在当时当地应该算是个富裕户，所以，弟弟治病养病问题不是太大。再者，弟媳妇对我弟弟也忒照顾，每天鸡蛋不断，三天两头烧鱼烧肉，奶粉、小麦煎饼供得足足的。按说，身体应该很快恢复才对，可是，弟弟的病情却每况愈下。我估计，这可能是他精神负担过重造成的，我必须给他打开精神枷锁。于是，到家的第二天，便邀他去七八里地之外的一个小集镇上赶集，目的是让他呼吸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散散心。他已经在家躺了一个多月，再这样躺下去，只能走得快些。弟媳妇怕他冷怕他累，不想给去，但看我执意要带，弟弟乐意要去，她只得勉强答应，临走时还一再嘱托早点回来，不能累着。
　　
　　虽是冷气袭人，但腊月的小路还是阳光灿烂。前几天的一场大雪正洁白了整个原野，路边间或有几棵不死的草儿，在风中摇动着生命的绿色。一群麻雀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不知道在议论着鸟王国的什么大事。弟弟看到这些，很兴奋，饶有兴趣地说，哥，还记得小时候我跟你在雪地里用竹筛子罩麻雀吗？当时我要把逮到的麻雀炒着吃，你非不给，说是老师讲的要爱护鸟儿，硬是把麻雀放跑了，我哭着跟你闹，你揍了我几巴掌。我向父亲告状，父亲不仅不说你，相反责怪我。嘿嘿，父亲总是帮着你。现在想想，你放生是对的，何必要伤害一个无辜的小生灵呢！
　　
　　是的，长这么大，我一共揍过弟弟两次。一次是麻雀事件，另一次是玩乡会的时候，我安排弟弟演丑角，他不干，我揍了他。我是大队宣传队队长兼导演，安排谁担任什么角色，是经过考虑的，谁也不敢违拗。以前安排弟弟演丑角，他也没反对过，这次他竟敢当宣传队全体人员的面犯毛，我能不揍他吗？后来才知道他在和一个小姑娘谈恋爱，他想当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美呀！
　　
　　黄家还比较忠诚于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信条。晚辈尊重长辈，幼者服从长者，弟弟当然必须服从我。他也一再强调，“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他总是把我看成家中的顶梁柱，所以处处让着我，为我着想，甚至愿意为我赴汤蹈火。
　　
　　我念初中时，学校距家一十二里，小路弯弯，坎坎坷坷，山沟沟不少，大一条，小一条，长一条，短一条，宽宽窄窄，深深浅浅，像纵横交错的古树盘根，从丘陵伸向碧绿无垠的田野。横七竖八的山沟沟，平日无水，干枯见底，可是逢到暴雨季节，山洪暴发，水流湍急，处处沟满河平，倒也有“洋洋乎之势，汤汤哉之威”。因为要复习迎接中考，我就不能回家。这时，家中就派弟弟送饭。弟弟当时只有十一二岁，我才十五岁。十一二岁，跑十一二里路，弟弟从未叫过苦，也没推辞过。虽然，他也怕，路野；也累，路遥。最后一次送饭，正是我准备赴新沂考试的时候。那天正下豪雨，山洪暴发。他提着小罐，罐子是泥烧的，黑色，肚略大，能盛三五碗水。罐里装的是菜稀饭，饭稀得能照人影，菜是萝卜樱子。称菜稀饭不入称菜汤更为准确。然没盐没油，汤也算不上好汤，只能算是青菜水。好在这饭里放了十几块山芋干。那山芋干银元大小，饼干厚薄。这家伙比稀饭好，有噘头，撑饿。喝稀饭只能撑大肚子，两泡尿一尿，就饿了。因为山洪暴发，到处沟满河平，水流湍急，弟弟分不清深浅，只能瞎摸瞎闯。每趟过一条小沟时，便把黑泥罐顶到头上，卷高裤脚，赤脚而过。当他过一条大沙沟时，那山洪水竟一下子没到了他的脖子，因水深浪急，他被水冲得老远，若不是遇到别人路过搭救，弟弟可能就给龙王爷带走了。那个救他的人说：“你怎么不把水罐子扔掉？！没有水罐子，你不就游过来了吗？”弟弟说：“罐里是饭，俺哥一天都没吃饭了，等着吃去考试呢。”这件事，弟弟到学校并没有告诉我，他怕影响我的考试情绪。再者，他还要返回家，他怕我对他不放心，送他回家，影响学习。
　　
　　文革时，县宣队进驻村里搞“一打三反”，因看不惯县宣队无法无天的做法，想写一张大字报，反映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的呼声。弟弟不准我动笔，只让我口述他来写。他说，他小，县宣队不能拿他怎的。果然，大字报一贴出，就捅了马蜂窝，县宣队断定是我在为“走资派”鸣冤叫苦，一定要追查我这个“阶级敌人”。好在弟弟挺身而出，非说是他写的大字报，要杀要剐，随时奉陪。因为他小，县宣队只得作罢。
　　
　　一谈到过去的事，弟弟眉飞色舞。尽管如此，我们到底没赶成集。
　　
　　走不到几里，弟弟就脸冒虚汗，身体发飘，无奈，只好打道回府。刚到家，他那几岁的小儿子就跑来，偎在床边。弟弟抚摸着孩子的头，眼泪丝丝地央求我说：“哥，我怕身体抵不住，我要是走了，你可得对我家里多照顾。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没人照顾不行。尤其是我的儿子，太小了，你一定要带着他，把他抚养成人，孬孬好好他也是姓黄家的后代，是你的亲侄子啊。”一听他说这话，我就心如刀绞。我吃不准他的病情，但是，我坚信，他的病能治好。
　　
　　我跟父亲商量，想带弟弟到我那儿调养一时期，让弟弟换换环境。父亲不同意。父亲的理由很充足：一是我还没成家，自己都料理不好，不能照顾别人。二是弟弟病到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怕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实际上，父亲的心思我很明白，弟弟的病正处在传染期，人家躲都来不及，何况带在一起生活。父亲怕弟弟传染我，他不想同时失去两个儿子。不管家里怎么反对，我仍然坚持带走。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我不怕传染，传染了，单位能替我治，不要花我一分钱。再者，弟弟在我那儿，我能请到好医生替他治病，何况看病的钱，凭我在单位的上下关系，也不要自己掏，用我的名就行。就是没这些条件，我也得想法治好弟弟的病，毕竟我们是一母同胞，何况他有恩于我呢。
　　
　　弟弟到身边后，我并没感到有什么负担。不错，饭是我做的。因为弟弟从来没做过饭，我怕他做不来。我们每天青菜豆腐，一星期吃一次鱼一次肉。不过，弟弟很注意，碗筷都跟我分得很清。弟弟的衣服也是我洗的，结核病患者需要多休息，我不能让他累。虽然，我自己的衣服都懒得洗，可是，弟弟来了，我有义务去服务。因为是我的弟弟，医院里那位上海来的医技很高的老医生，看得很认真，很负责。透视、开药后，对弟弟说，你放心好了，侬这病是能治好的，现在关键是侬精神上要放松。后来，我又请一个老朋友教弟弟练气功。一早一晚，一呼一吸，一招一式，练得还真像那么回事；白天，我让弟弟去买菜、逛马路、看电影。不过，我对他有个要求，那就是要玩得开心，但是，不准太累。一有时间，我就鼓励他同疾病作斗争，还跟他谈古道今，谈童年的乐趣，谈玩乡会，谈生命的价值，一句话，让他的思想远离疾病，让他看到前途，看到未来的幸福。
　　
　　两个月不到，他身体竟神奇般地康复。经医生检查，肺上空洞已经结疤，脸色也红润润的，精神足多了。我本想多留他一阵子，使病情稳定，他说他想家，想孩子，想父母，我只得让他返回故乡。一晃二十多年下来了，弟弟的肺病从来也没复发。每每谈到这些，弟弟就深有感触地说，哥，要不是在你那儿将养一两个月，我也许就没今天了。（19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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