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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衷于文学的写作者，捉笔敲键，绞尽脑汁，搜索枯肠，诚惶诚恐地做出一篇文章来；然后，将自己的处女作，忐忑不安地投寄于报刊、网络；最终，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发表出来……欣喜之余，首先要感谢的自然是编辑。正如首次登台亮相的演员，获得了成功，总是要感激导演一番的。
尽管编辑和导演都称之为文化界人士，同属于文化艺术这样一块不小的天地。但在我看来，整天静坐在冷清的写字桌旁，默默地伏案审稿、改稿、校稿，日夜辛勤耕耘、劳作，忙来忙去，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永远也比不上那些率领剧组成员，在城市、乡村、风景区、影视基地……四处拍戏的影视导演那样权威、那样潇洒、那样风光。
我曾认识一位办报的编辑，他从事报业工作已经几十个春秋，对我来说，应该称他前辈才是。
一
这一年，我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冶金建筑施工单位当工人。虽然，那时的大学生的命运都与我相差不多，不是到农场就是去工厂，但心里总有点不平衡，感到有些委曲，早知今日干的是力气活，何必当初辛辛苦苦去读什么大学，五年书算是白念了。其实，当工人夲身并没有什么觉得丢脸的，即使平时被人瞧不起，受点窩囊气也没什么，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食其力，自立更生，理直气壮，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也并不会因为干力气活就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和品德。然而，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对待知识份子极不公正的方针政策和社会环境，实在让人憋气，让人受不了。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新颖理论指导下，对待知识份子如同对待阶级敌人，衡量其反动性的大小往往与他拥有知识的多少成正比。学术权威，知识最多，资格最老，年纪最大，当然最反动，毫无疑义地在被打倒、批斗之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阶级斗争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运动中丢掉性命也没什么稀奇的；普通有点“问题”的知识份子，轻则被流放、关牛棚，重则遣返回原籍劳动改造，弄得你有家不能归，骨肉分离，乃致妻离子散，这也是常有的事；像我们这些才从大学校门出来的，刚好列入够格的等级，算是特别优待，处罚最轻，——到基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老老实实当工人。
一天，我正在和工人师傅一起在钢铁厂的工地干活，蹲在距地面六米高的大型煤气管道上操业，忽然听到下面有人在大声地喊：
“魏大学，你现在马上到总公司宣传部去开会，搞快一点！”
那年月，是知识份子落难的日子，没有多少做人的尊严。虽说政治地位尚在“地、富、反、坏、右”之上，但终究难逃““臭老九”的名份，作人处事矮人一等，几乎谁都可以向你发号施令，还美其名曰“做革命的螺丝钉”，人都当成螺丝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对此，“臭老九”们早已习惯了。
我从高空下来，浑身上下全是灰尘，劳保服也来不及换，连走带跑地赶往宣传部办公室。
满头大汗地赶到了，屋里早已坐满了人。正面并排坐着两个年纪比我大一截的人，一个是宣传部长，另一个我不认识。
部长正在讲话：“为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牢牢占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张觜就是火药味极浓、革命性极强的套话，这就是当时的时尚，“我们革委会决定，创办一份《冶建报》。今天召集通讯员开会，商议办报的事。具体情况，让老林谈谈。”
这时我才明白，现在自己已经莫名其妙地成了通讯员。再仔细打量部长身边的老林：三十六、七岁，瘦长身材，白净面皮，戴着一副当时极为罕见的金丝眼镜，言谈举止，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若是穿上长衫，脖子上再配上一条长长的围巾，活脱脱一个“五四”时期的教书先生。
坐在我身旁的，也像是个学生，他悄悄地告诉我，这位老林原先是《光明日报》的编辑，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下放到我们这种与他职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施工单位来了。听了介绍，再看看眼前的老林，——一位很有学识的人，顿时心底里涌出一股敬慕之情。《光明日报》可是全国性的大报，并非那些小报所能比的，而且，该报的读者大多是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知识份子，没有两刷子绝不可能坐在这样大报的编辑位子上！
大概是觉着老林这样一个堂堂的“高知”，和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低知”，竟然命运相差无几，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样是背着一个“臭老九”的名份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物伤其类，惺惺惜惺惺。于是，我与他的距离便不知不觉缩小了许多。
二
《冶建报》创刊后，工作之余（有时也允许占用工作时间），我便在老林的指点下，做起兼职通讯员来。
我本是学理工的，写写应用文还有点基础，对于新闻写作则一窍不通，实在没有一点功底；何况还要占用业余休息时间，打心里不大愿意。可现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待下来，容不得你东挑西拣。一提到政冶，知识份子的腿就发软，不想干也得干，谁敢违抗，只好老老实实地做将起来。
老林是新闻系专业科班出身，又有长时间的编辑实践经验，辅导起我们这些新闻报道的门外汉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也总觉得他有些大材小用，根本用不着为我们而花费过多的精力。他却不然，反倒是耽心我们新闻写作沒有基础，一下子掌握不了这方面的写作方法和要领，一心一意地要教会。他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些新闻写作的书籍和资料，让办公室打印后发给我们（文革中，除了“毛选”、“ 红宝书”、政治文章单行本外，其他知识性读物根本见不到）。他自己编写教材，认真准备讲稿，耐心细致地从最基本的知识讲起，比如：什么是消息，消息就像打电报，简明扼要，快捷及时；什么是通讯，通讯就如同写信，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让人知道你所说的事情；什么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就好比讲故事，真人真事，既不能虚构，又要能吸引人……他还常常结合我们写的文章进行讲评，指出哪个地方欠妥，哪一段要详写或略写，哪些句子欠通顺……以后还讲了如何修改文章，讲求文面以及怎样树立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等等。
文革时期的文章，不大讲究文学性和艺术性，强调的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了政治，“假、大、空”满天飞。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我也学着赶时髦，文章的开头总喜欢来它两句，无非是“东风浩荡红旗飘，革命形势无限好”；“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之类的俗套子。老林看了，双眉紧锁，直摇头，沉思好一会，嘴唇动了动，欲说又止。最后，还是忍不住严肃地对我说：“我们搞新闻的，切忌说空话、套话，更不能讲假话。这种开头就是陈词滥调的写法，你以后不要再写了。”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现在是什么时候，竟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放毒”，我真替他捏着一把汗。幸好，旁边没有外人，“反动话”就地消化，没有扩散。
有一次，我们施工工地进行钢屋架整体安装，全体动员，各工种配合，最后吊装一次成功。作为喜讯，我写了一篇报道，文中有这样一句：“工人师傅们一鼓作气，把三十七、八吨重的钢屋架稳稳当当地吊装在十几米高的墙体上……”老林指着这一句，诚恳地对我说：“写新闻报道除了要新，最重要的是真实性和准确性，半点也马虎不得。三十七、八吨，究竟是三十七吨还是三十八吨？十几米，太笼统，到底是多少米？不准确，就不能算是新闻。新闻要求用事实说活，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能含糊其词。”
开始，我还觉得老林太死板，不就是要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何必斤斤计较这些小地方，既费事又麻烦。但他那平和却又坚定的口吻，让我没有辩解的勇气，我知道他为我好。于是，只好重新跑回施工工地，累得一身汗，向起重师傅请教，仔仔细细询问清楚，填上精确的数字，又跑回去向老林交差。他拿着稿子，右手中指将眼镜往上抬起，眯着眼仔仔细细地看了遍，微笑着用钢笔在卷首郑重地写下两个字：发稿。
三
物换星移，世事在变，我要调动工作了。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廹切需要工程方面的技术人员，挑选了我，而且是举家搬迁，我即将离开原单位了。
临走前，我特地买了一盒老林平时喜欢喝的龙井茶，上他家里去看他。
敲了敲门。
“是你！”
老林见了我，很是激动，尴尬地笑了笑，目光依然是那样的亲切。他一边招呼，一边赶忙收拾起桌上凌乱的书报杂志。他显得有些慌乱。
“我给你泡杯茶。” 他张罗着，忙着到处找茶叶。
“不用找了吧，就喝我带来的好了。” 我回答着。
他照我的意思做了，泡了两杯，将一杯递到我手上，自己面前放一杯。
“你要走了……”他欲言又止，看得出他早已知道我要走的消息，显得有些惆怅。
“嗯。”
“这一走，怕是不会再回来了。”他感慨地说。
老林端起杯子，缓缓啜了一口，眉毛往上抬了抬，目光露出满意的神色。
“好茶！鲁迅先生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听说你要到新单位去搞施工了，这是好事，年轻人就该到外面去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我明天就要去报到了。”
“你以后工作会很忙，可能没有时间写作了。”他习惯性地用手扶了下眼镜框,“不过，我看你最近写的几篇通讯，写得还不错，文字质量有提高，文笔也有长进。今后有机会你还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专长，不要荒废了，有时间记着还是要常写、常练……”
“是的，有机会我会写点小文章。” 我应酬地回答，似乎觉得自己在敷衍。
老林眉头锁紧，看了看我，耐心地说：
“你不要以为搞工程的人只看看技术方面的书就行了，不需要看其他的书。其实，经常看点文学作品，写写文章，既锻炼了思维，又丰富了内涵，还提高了文化修养——哪怕作为一门业余爱好也是好的。不是有句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吗，文化修养高的人，气质都不一样。”
“那是早几年，特殊时期。”老林喝了口茶，又抬头看着我，“一个学生考试时交白卷，还能成英雄，荒唐，这样的事情恐怕全世界也难找到。全国所有学校停课，大学十年不招生，都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大家以为文化知识没有什么用处了，你一定不要那样想，更不要相信那些没有道理的话，趁着年轻，多学点，总会有好处的。你看，现在学校已经复课，大学开始招生了，这不又在提倡教育，重视起文化事业来了。”
四
不堪回首的岁月过去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提笔写点什么文章之类的，总也忘不了老林他那殷切的目光。忘不了“文革”时，黑白不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知识无用”的那个时代，他教给了我许多新闻写作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教给了我踏实做人，认真做事的道理。
一次偶遇，我见到了老林的老伴。礼貌地向她问好后，便急着打听起老林的近况。
“老林身体还好吧，最近在哪里发财？”话刚出口，我很后悔问得太俗气。
“他那种老实人，能发什么财！一天到晚只知道看书、看报，帮人家批改文章，什么事情都指望不上他，油瓶子倒了也不晓得扶的人，还指望他发财！” 他老伴抱怨着说，“这几年退休了，身体倒还勉强，有家报社又请他当什么执行编辑去了。”
老林仍在当编辑！我真替他高兴，也替那家报社高兴。像他这样的资深编辑，新闻战线上的老兵，现在很不容易找得到的。有他这样的编辑把关，报纸的文字和文章质量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然而，我又不无几分担忧，在当前讲时尚，弄新潮的环境中，他那股子较真劲，能适应得了吗？
看看某些的新闻媒体，一些道听途说的绯闻八卦，还有编造材料、无中生有的假新闻，不时见诸报纸、网络，很使人生气。但这些终究是极少数，姑且暂予不论。 现在真正让人担心的是，那种为了哗众取宠，追求刺激，不择手段，增加卖点，而掀起的一股不求实际，制造轰动效应的不良风气。 时下，眼里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有一个极为怪异的用词——“吸引（有时用抓住）人们的眼球”，频频在新闻媒体中出现，如此用词，在非新闻体裁的文章中运用，那倒无所谓，也就罢了。如果用在新闻写作中就太不合适了。 原本是“眼光”或该称之为“目光”、“视线”的这个词汇，现在竟将其改成了“眼球”。大概连小学生都知道，“眼球””和“眼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活生生的人体的器官——人们的眼球，也是能被吸引的吗？这种打着标新立异的旗号，挖空心思的胡编乱造，制造时髦语言，既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又无文学的美感可言，实在是对汉字文化的肆意糟践和亵渎。
老林说过，新闻工作者用词必须准确。试想，若将某人“冰冷的眼光”说成“冰冷的眼球”，别人将作何感想？倘若将“一个没有眼光的人”替换成“一个没有眼球的人”，岂不荒唐透顶，滑天下之大稽！把庸俗当作时尚，把无聊当成有趣，难道要把人们统统带进沟里去不成！如果纯粹为了炒作，以此作噱头，以致成为一种风气、一种势头，任其发展下去，真是可悲又可怜。用这种俗不可耐的修辞，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严肃的新闻上，着实让人“惨不忍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值得提倡的，而这种所谓的“自主创新”，实属乱来，创新也不是这种不着边际的创法。
这让我又想起了老林，一个实事求是的新闻工作者，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编辑。当前，我们的新闻媒体界能否多一些像老林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编辑把关，至少语言会干净些，整个新闻媒体界也少受些污染。人们敬佩的是这样一些对待文字严肃认真、高度负责的编辑。我想，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有文化修养的人大概也是这样想的。 好多年没有见到老林了，他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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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