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高中毕业后我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成为一个社员，由于我们喜欢写诗，公社和大队广播站经常播送我的诗歌，所以我就成了村里闻名的诗人，右派大叔也经常称呼我诗人。

　　
　　文革开始了，我们队的一些老街坊也都被戴了帽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齐全。那年我十岁，上小学四年级，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丝毫的怀疑，但对本队被定性五类分子的老街坊倒没有认为他们是坏人，原来我总是大爷大叔大婶地叫着，他们也都和蔼善良。虽然他们戴着五类分子的帽子，但他们都是本队的社员，本队的贫下中农也没有把他们看成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只不过为了形势的需要不得不要有这么几个人被戴上帽子，这等于完成了公社和大队的指标。
　　我们队的五类分子中有一个右派，我管他叫大叔，住在我们家墙后。这个大叔姓牛，原来在天津工作，五七年反右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就开除工职回老家接受劳动改造，但他这个右派，生产队一直也没有真正把他当成右派，跟广大社员一样天天参加劳动，都是老街旧坊的，相处得也不错。队里的人也都清楚他这个右派是怎样成为右派的，不就是喝酒的时候发了点儿牢骚吗？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右派大叔在天津工作的时候，和单位几个不错的朋友一起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发了一些牢骚。当时正是反右斗争进行得轰轰烈烈的关头，其中的一个朋友把牛大叔喝酒时发的牢骚一五一十地向上面打了小报告。领导正要上报本单位的右派指标呢，正好还缺名额，好！正合适！这下子不用天天发愁右派指标不够呢，这不是正好吗？就这样，大叔回到了原籍，接受劳动改造。
　　虽然牛大叔戴了二十多年右派的帽子，但基本是相安无事，生产队为了应付上面，也走走形式，搞了一些小型批斗会，没有搞逼供信，批斗也很文明，所以大叔和其他的五类分子文革那么多年也没有受什么大罪，不像其他生产队和其他的村子造反派队五类分子实行武斗，发生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现象。本队的牛鬼蛇神没有受一点儿皮肉之苦，这与本队的干部社员都老实巴交有关系，书记是老实人，生产队长人也实在，没有恶人，所以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在我们就在这里打个转儿，整个队上还是坚持生产第一，社员都是干活吃饭，当然也不能说不要政治，学习开会也不能拉下，上面的指示精神不能不贯彻。
　　队上有几个五类分子包括牛大叔，他们不是彻底的农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自然也注视形势的发展，他们对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从文革后期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体会和感到了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了。他们听广播看报纸，对时事很关心，再加上他们的思考，他们总感觉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自己的命运迟早会发生改变。
　　高中毕业后我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成为一个社员，由于我们喜欢写诗，公社和大队广播站经常播送我的诗歌，所以我就成了村里闻名的诗人，右派大叔也经常称呼我诗人。大叔的几个儿女也都聪明上进，但在那个年代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特别是有了这样一个右派老子，与参军上学都没有任何关系，也只好回生产队当社员。
　　给刘少奇做饭的厨师郝苗与大叔的关系不错，粉碎四人帮后，郝苗回村也总是看望大叔，大叔也经常看望郝苗，这个时候大叔戴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帽子也摘掉了，他没有回天津原来自己工作的单位，让自己的小儿子到天津顶替他的班了。可是好日子没享受几年，大叔因为癌症状去世了，死的时候大概六十刚过。
　　我喜欢喝酒，母亲总是劝我少喝酒，总是拿右派大叔的例子说喝酒没有什么好处，你大叔多好的人啊，还不是因为喝酒成了右派？喝酒有什么好呀？很多事都坏在喝酒上了。我对母亲说；现在不是那时候了，喝酒喝醉了说胡话再也不会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了，现在毕竟不是阶级斗争年代了。
　　我们家成分不是很好，文革开始那几年母亲也总是担惊受怕，这么多年都是低着头过日子，大概母亲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从那种状态下解脱出来。十年文革对人们心灵和精神的伤害是多么大呀！2009.12.5晚

[责任编辑：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