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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父亲的遗作《陋斋琐忆——教学生活四十年》，似亲见南开解放初期如朝阳初升般的蓬勃景象，许多已故名师的音容笑貌也一一鲜活眼前。 寸草春晖，本文将以家父的亲历透映“名师摇篮”的独特辉光。 我的父亲郭垒是在重庆解放前夕进南开的。在南开仅教了四年半书，却享有“南开名师”的盛名（见南开校史馆）。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何以能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便校史留名？何况家父既非科班出身，入职南开更是在“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之时；靠的竟然是毛遂自荐。带着这样的疑问，我重读了父亲的遗作。追寻那些尚可辨析的足迹，答案也在眼前清晰起来。 众所周知，重庆南开中学是由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的。1936年日寇的飞机炸平了天津的南开校园，张伯苓先生为了“培养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而毅然西下，于重庆再创南开。其有诗曰： 大江东去我西来， 北地愁云何日开； 盼到蜀中寻乐土， 为酬素志育英才。 父亲与南开也有着相似的际遇，也是因日寇侵华而被迫“西下”的 我的父亲出生于山东济宁的一个达宦世家。一九三七年“日寇的铁蹄踏过了黄河，直驱山东省会济南府”，父亲怀着一腔“甘愿流亡他乡而不愿坐当亡国奴的爱国热情”，跟几个在济宁搞“抗敌后援会”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一起，夤夜出走，投奔了举校西迁的山东联中。“几千学生一个个肩扛被卷，脚着草鞋，徒步千里，艰难跋涉于冰雪途中。”经过“近乎半年的颠沛流离”终至四川绵阳（至此，山东联中也更名为国立六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个娇生惯养，从未离开过爹妈的十几岁的青年”，硬是靠了“读书救国”的意志，“金榜两提其名”：“始则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继则为中央大学录取到政治系”。川大发榜在先，父亲已入校之后，四大学（中大、联大、武大、浙大）才联合发榜。当时川大地处峨眉山下，十分幽僻；而中大就在陪都重庆。为了能及时获悉抗战近况，尽管酷爱文学，且自幼擅诗善咏，父亲仍毅然选择了中大。冒着被“开除全国学籍”的威胁，翻墙“逃”出了川大校园。在由峨眉去渝途中，父亲曾口占了一首七言诗，入读中大后，发表在校学生会主办的墙报上： 征衣褴褛怯朝寒， 闷倚车窗独自看。 呜咽江沱千里水， 一天浓雾触舟难。 1945年，父亲于中央大学毕业。先在市一中教语文。1946年一中由沙坪坝迁到两路口，原址又建了市二中，父亲便留在二中任教。 当时的市二中是政府“为了收容在抗战胜利后结束了的各国立中学尚未毕业的学生而设的”。亲历了国立六中的流亡生活，父亲对二中“吃公费”的穷学生既“同病相怜”更“相濡以沫”，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牺牲在渣滓洞的聂晶、黄细亚二位烈士就是父亲家中的常客。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全国开展的“反饥饿，争温饱”斗争中，黄细亚等人领导二中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涂斗争”。作为教职员选出的代表，父亲“是坚决支持他们的”。 同年暑假，父母正在为双双接到市二中的聘书而高兴时，却听到有人传信：两人的名牌都被从课表上取下来了，只怕有变故！父亲“吓得饭也来不及吃”，便饿着肚子一直跑到山洞校本部庄校长家。以下黑体字皆出自父亲的遗作： 他（庄校长）正在吃饭，谈了几句之后便说：有人把你告到杨市长（杨森）那里去了。所幸市长把信交给我查办……。说着就把那封告密信拿给我看。其中的大意是说：郭某是奸党地下分子，组织过市二中历次学生运动。而庄作铭还“重用”他。如此等等。对于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我自然要向庄解释一番了。庄作铭便说：我们知道郭先生是北方人，为人耿直，没那种政治背景。你放心好了。……哪知第二天便见到庄作铭的亲笔信。大意是说：郭先生是政治问题，碍难留聘。我爱人也受到株连，学校就把我们双双解了聘。 既被戴上了“红帽子”,在当时白色恐怖遍及全国的形势下，等于把你打入了“另册”，人人视为“异端”，个个当成“猛兽”，谁敢聘你？谁又愿意请你去教书？果然，几经奔波，吃尽了“闭门羹”，我总是失望而归。这时，两女嗷嗷待哺，家中了无储蓄，我只有和爱人“牛衣对泣”而已。真正是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了！ 那么，父亲又是怎样“捧上了南开的饭碗”呢？ 想来想去，只好再去试一试南开中学。……在当时，南开中学是执重庆中学界“牛耳”的。素以学生成绩好、学校纪律严、校园幽美著称。说到师资条件，当时在重庆，恐怕没有哪所中学能比得过它的。因为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办学的人很有经验，懂得教学的质量高低是和教师素质的好坏分不开的。而且它收费高，待遇优……因此，也就很有条件强调教师的资历了。 关于这些传闻，父亲心中早有惴惴： 第一、我虽毕业于“名牌”大学，教语文却并非“科班”出身…… 第二、在一、二中虽然教了四年半的书，但当时教书还不久，关心的多是政治斗争，教学经验积累不多…… 心中怎能不有所忐忑！ 但我也只好去试一试了。 我走到南开，经兆吉同志介绍，受到喻传鉴主任（那时是张伯苓当校长）的接待。记得就在范孙楼（今为红专楼）主任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喻老。我和他相见的第一个印象是：喻老为人平易，亦谐亦庄。蔼然可亲，饶有风趣，没有“大架子”。虽则他是“名牌”中学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在教育界已是享有声誉的教育家。这种平易可亲的作风，在旧社会是很难得的。接着自然是大家寒暄一番。当时我所担心的就怕他问我的学历，何况还带着一顶“红帽子”。可这位老人谈话很有艺术，他言不及学历，却说：从兆吉处我看到郭先生的一本《触蛮楼未是草》，知你喜欢旧诗，也有素养。请问这是出自家学还是出于自修的呢： 这一问分明是话中有话。无非是说：你既非科班出身，何以“会”写诗？能胜任语文教学吗？能担得起南开的教学吗？ 听闻之下，我颇为不安。心想已经“露了馅”，还遮掩什么。于是便天南地北地开怀闲扯起来，谈得比较自然些了。 直到我告辞出去，他还没明确表态。我心想这碗饭十分之九又怕端不成了。……哪知没几天，南开居然送来了聘书，为我排了高三、初三各一班课。…… 真没想到，我的那本“诗集”竟成了一块“敲门砖”，终于靠着它敲开了那扇“难开”的大门，后来在《大公报》上我写了篇散文，还谈及此事哩。 其后，父亲在南开的经历可谓“幸遇伯乐，如鱼得水”。 在喻老的关心、爱护和提携下，父亲不仅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且被指派为高三班主任年级组长；继而又提拔为南开中学的副教导主任，还被选为工会主席，学委会副主任。然而，重要的不是头衔，而是父亲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策励下，“当仁不让更无前”的践行。 那时南开中学的工会，广泛地开展了师生的文娱活动。我们组织学生演出过《赤叶河》，请教职员参加了京剧的演出。我还主演过鲁迅的《过客》。说到我演话剧，不禁想起了抗战发生后，我演的几次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至于组织校际之间的教职员球类比赛或是本校教职工的球类比赛更是常事了。 要办好这些事，一是离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当时学校还没建立党支部），二是要充分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积极性。记得请“厉家班”来校演出京剧时，南开的老职员如周尽生、王少西，语文组的王林等同志不仅积极主动地出面去邀约演员，精心筹备，而且还粉墨登场，踊跃献技哩。少西同志演的是“吊金龟”，以老旦应工。其嗓音之圆润高亢，实为难得。王林同志串了“打渔杀家”中的李俊。由于他初次登台，还有些腼腆，台步是踱着方步走出来的，惹得观众护口葫芦。但他那几句道白和风度还颇有点味道，像个英雄人物。教职员的这种蓬勃进取，甘为学生服务的精神，在当时是十分感人的。可惜这两位同志已先后作古了。还有周老先生，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素好京剧，尤长操琴。那天演出，他是伴奏到底的。 使我难忘的是，由工会组织的一场三中（南开）和一中的教职员排球友谊赛。一中领队的是体育教研组长许泽清，三中（南开）领队的是体育教研组长王经才。那时都还年轻。他二位个头差不多，体形也近似。球赛一开始，两位组长的那股劲头就甭提有多高了。算是赛出了水平。 事隔三十多年，而今老许早去重师，老王还在南开，成了寒舍座上的棋友。都已是六十多的老头了。但为教育事业贡献余热的雄心，还未熄泯。…… 在工会组织的乒乓球比赛中，甲组第一名被于丕哲同志夺去了，我争到了乙组第一名。现在不少六十岁以上的老教师见面都还记起那时的活动，说得有声有色，真是“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啊！…… 在党支部还未成立之前，南开的工会还组织过教职员的政治学习。记得曾邀请过刚从美国回来的叶谦吉同志来跟师生们介绍留美观感。…… 谈到解放初的语文教学和教研活动，其困难对我们这些教惯“旧书”的人是很大的。 从教材来看。解放之前南开高年级使用的教材是自编的，文章多选自“先秦诸子”；低年级的课文则多为五四时期的名家名文。其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听、读、说、写的能力。是收到过可喜效果的。至今还有些老校友言念及此，感谢母校语文老师对于他们这方面的培养。 但，社会不同了。教材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可是当时新教材尚未统发，只有拿大家选的新作品如《库里申科大队长》之类，印成活页，权且应急。 这样一来，编选教材的任务就很艰巨。加之我们都讲惯了文言文，专研新教材感到很吃力。特别是对思想内容的正确掌握，大家都感到难。……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向兄弟学校学校的过程中，我们终于做到了有书可教，有课可讲，保证了教材的供应。…… 至于教学方法，那是不拘一格的。因为我们认为“教无定法”，以针对本班实际，取得成效为准。如果只许这样，不许那样，或是只搞一个模式，宣扬偶像崇拜，那只会挫伤人们的创造性，于教学改革不利。因此，当时在教法改革上，我们坚持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记得当时在三中（南开）语文组高年级时，曾经一度流行过一种做法。我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放羊式”教学法。…… 其做法就是把学生拉出教室，让他们坐在大操场看台上，由教师布置思考题，指导学生读书并进行讨论。我做过几次，学生感到很新鲜。…… 为了更好地带动学生办好“壁报”，当时我们语文组自己曾出版过几次“壁报”。组里提出的要求是，每位教师必须按时交稿，文体不拘，长短随意。此外还组织了编辑委员会，负责组稿、编选和誊写。“壁报”用的是白磅纸，版面不下三大页，设计也力求美观大方。每期都陈列在图书馆楼下，看的人还不少。…… 教研组还有一项较为长期的例行工作，就是为学生分析电影。那时从苏联引进的电影很多，学生有些看不懂，或是理解起来有困难。我们便及时组织了分析活动。逐渐由一个班推广到全校。有时团区委也来找我给兄弟学校的同学分析电影。如像“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攻克柏林”。还有一些文学性很强的影片。当时我很重视这种活动，把它看成是语文教学的补充。觉得它可以为学生打开思路，扩大视野，提高阅读欣赏能力，有助于写作能力的培养而大力提倡。这种活动，对青年教师文学修养和分析、表达能力的提高，也有极大好处。不过备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电影镜头一晃而过，如果找不到说明书，还要边看、边记、边思索，不像钻研教材那么方便、具体。而且是一种义务活动，负担是很不轻。那时我还年轻，只要有任务就愿意承担。…… 父亲“在南开的四年半”真可谓干得风生水起，酣畅淋漓。。今天读来，似亲见当年南开师生尤其是老一代教师的音容笑貌。那朝气蓬勃的教学生活，日新月异的共和国新篇，着实令人感慨。那么，父亲又为何离开了南开呢？ 一九四五年春，刚刚由民盟市委把我发展为民盟成员之后，就被调回一中去当副教导主任了。……记得当时是邓垦同志当市教育局局长。他接见了我，向我解释了原因。指出：现在的市一中是由过去的市一中和市二中合并而成的。你既教过一、二中，对那里的情况较熟悉。调你去是为了加强领导工作，并可以把南开的经验引过去，把市一中办成一所新型的学校。……到一中不久，我被市教育局明令提升为教导主任。 原来还是与南开分不开。南开不仅培养了我的父亲，更为重庆教育界输送了大批优秀教师，其足迹几乎遍布重庆市各重点中学及大专院校。一九五六年“为适应当时普中的迅速发展，为提高中学教师的业务和教学水平”，市里组建了重庆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由邓垦同志兼任院长。父亲又被“提升”到进修学院，并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而原来在市一中教语文的我的母亲张绮雯，则于同年调到南开任教。 补述一下母亲的情况：49年暑假，父母同时被二中解聘后，父亲虽捧上了南开的饭碗，母亲仍失业在家。因此刚一解放，父亲便向重庆市文管会的负责人任白戈陈述了受迫害的事实经过，又把当时庄作铭送来的聘书和又被他解聘的函件一块交给了驻二中的军代表。就在五0年春，母亲便由人民政府征聘到市一中（当时一、二中已合并）教语文了）。在南开，母亲一直站完了最后一班岗。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担任高三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学生的优秀作文也成了我最好的课外读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的名字至今记忆犹新。他（她）们是：彭秋和、马昌纾、文容、陈景秋、程娟娟。 身为南开子女，我们怎不感怀父母的风范；作为南开学子，我们怎不感戴母校的恩德。寸草春晖，何以相报？惟铭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以励继往。。 附录：张伯苓先生对“南开精神”的阐述 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先生是南开精神的阐述者，他将南开精神高度概括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个大字，并作为南开学校的校训。 张伯苓先生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摘自百度百科“南开精神”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