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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门铃又响了。门缝里塞进一个小纸包。我漫不经心地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只大尺寸的儿童手表。一看送货单上的价格——278元！这回，连我也多有微词了。“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小兜兜都买过5——6只手表了，还花这个冤枉钱干嘛？” “不对！这是妈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小外孙闻声，放下手中的作业，旋风般地跑出来了。 “哇塞！和我们班马家浩一样的！我终于有自己的智能表了！”他接过表，熟练地装入手机的SIM卡，居然与还在上班的妈妈通起话来了。 我暗自一惊，情不自禁地说：“这时代什么奇迹都会发生，连手表也可当手机用。” 小外孙听了，接茬说：“岂但可以当手机通话，还可以导航呢！这是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碰上坏人拐骗，可以告诉家里，还可以自己找路回来！”小外孙如数家珍般地述说着它的百般好处。 怪不得，早几天，他就和妈妈软厮硬磨，要买这表。一会说当生日礼物，一会说当圣诞礼物，这会，终于如愿以偿了。我相信，依他这种喜新厌旧的习性，说不准那一天，又会扔过来，由我来收破烂。 我的这个担心是不无根据的。 现在，我手上戴的是他在西宁旅游时买的数字表，因为字大，让我情有独钟。我枕边放着他前年在香港迪斯尼园哭闹着买下的米老鼠石英表，因带荧光显示，方便我起早看钟。我抽屉里，正行走着一块4月份我给他买的“生日礼品”模拟表，加上在西安丢失的那块表，足足有5—6块之多！ “怎么啦？不好吗？你不是常说，你们那时有钱都买不到吗？”小外孙最善于用我的矛来攻我的盾。他的这话击中了我的要害，让本来就口笨舌拙的老爷爷，半天说不上话来。 他指的是我经常同他回忆的一件往事。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南昌某航空工厂机械加工技术组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时，组里共有9名员工：6名中专生，3名大学生。也只有我一个江西老表。 在那个唯工龄至上的年代，作为最后一个加盟的成员，我是最没有发言权的。 那年月，人们收入极低，中专生每人每月只有36—37元基本工资，我们大学生也只有48.5元一月。所以，经济十分拮据。粗茶淡饭，省吃俭用，一月下来，也仅有10来元的结余。当时的物资也十分紧张。人们梦寐以求的“三转一响（注）”都得凭票供应。而且，那票也不是人人都有，得由单位人头数，按比例分配的。 记得1972年下半年，我组好不容易分得一张“手表票”。组长廉洁民主，不欲独占，就开会讨论，让大家发表处理意见。 一时间，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面面相觑，谁也不肯表态。 最后，还是一个湖北藉的钱大姐，打破沉默，她提议将这票发给我组新来的“江西老表”。 我闻言，连忙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在全组，数我工龄最短，贡献最少。还是给其他老师傅吧！”，说话间，我的脸都急得通红了。没料到，我这诚心的推让，反倒引来一致的赞同。 拿着票，我实在哭笑不得。 那时，最时髦、最走俏的手表是上海产的全钢防震表。每块120元。凭我当时的经济实力，得花整一年的积蓄。可在生人面前，我又无颜哭穷。推辞无门，只好苦笑着，将票放入口袋里。 回到家中，与老婆一谈，她二话没说，就从箱底掏出了她多年的积蓄，整一百元，成就了我的梦想。 记得头一次将上海表戴在手腕上，比戴上劳力士还忐忑，总是心慌意乱，老大地不踏实。生怕表带不牢，锁扣没对准什么的，丢了这盖世奇珍。也不知什么原因，那手腕总是不由自主地抬了起来，两眼盯着，看个不停。当天的日记中，我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圆结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表缘”，彻底告别了那“手无寸铁”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这一切，特别是自己那戴表时的洋相，对眼下小外孙的惬意和舒心，我也就无可厚非了。 注：“三转一响”是上世纪7、80年代中国家庭现代化的“梦”，包括：手表、单车、缝纫机（3转）和收音机（一响）。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