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夜半，被一阵呜呜的大风刮醒。对面的山上，背面的山上，仿佛打擂一般，一会儿听的前面响的厉害，一会儿又听得后面的响动大了些。隔着窗户纸，月色下山上的树舞动着。　　
　　那年，那山
　　青春岁月中少不了一些鲜明的印记。
　　八十年代，正值青春而未敢青春，却也涩涩地青葱了一把的岁月。
　　那时刚进入某银行。坐在木质的高高的柜台后面，等着前来办理存取款手续的顾客。停下手里的活儿，就有领导或长者过来告诉你，该练习业务了。于是，一沓摸的起毛的练功钞票，一把上框一行下框四行珠子的算盘，哔哔啵啵，此起彼伏。
　　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夏天。奇热。在一个古旧的大院上班的一群女孩子穿着长的裤子。
　　37年参加革命的老领导说了一句“女娃儿们怎么不穿裙子？”哗，下午，四十岁以下的女性，古老的院子转眼改造成联合国，满院彩旗飘飘。
　　只一个下午，第二天立秋，细致入微的雨体贴了三日，北方的夏天就是这么短。
　　秋天，单位接到县里（很快改市了）的红头文件，抽调农村工作组成员，两男一女，干部。
　　我是没有资格的，刚入行，年龄最小（不满18岁）。最重要的我那时是一线人员，不是机关干部。
　　一个女副行是最佳人选，因为工作需要，离不开。
　　一个女打字员是第二人选，怕苦，不去。
　　有人想到了我，那个女孩，整天想东想西的，问问她，想不想去。
　　我那时已经在当地的小报上发一点豆腐块了，走进银行大门纯属误打误撞。那颗心不安份地在外面飘着。
　　当然去，想也没想，我脱口而出。旁边的人揶揄：很苦的地方耶，你受得了吗。
　　打小喜欢赵树理，浩然的小说。被上山下乡的那些北京来的哥哥姐姐诱惑着，一直对自己因为缺少农村的真实生活而懊恼不已，像捡了个大馅饼似地回家收拾行李了。
　　接受了为期三日的学习培训，我和另外两名男士匆匆上路了。
　　那个年月，无论走多远，出门是件大事。全家人跟着忙碌了大半天。我背了父亲出差常用的人造革大包，一个军用棉大衣搭在肩上。那时刚刚十月吧，城里的我们只在外套里面加了秋衣秋裤。两位男士比我大一两岁的样子，说起来，我们都是替补。好在他们俩都出身农村，对农村的生活习俗基本了解。
　　约莫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在一个叫做杨胡的公社下了车。这里不是终点，公交车放下我们继续前行。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村子四周高高的白杨规规矩矩的立着，像童年时站在操场的我们。一缕秋风吹过，有点冷，杨树顶上就会有一两片叶子在空中炫舞，尔后落地。
　　来了一个通讯员，领着我们。场面比较清冷。自个背着行李走。村庄就在跟前，远处是山，阳光下是灰色，没有小说里描摹的青山绿水的景观，忽然觉得心也被一阵风吹的有点冷了。
　　公社只呆了一天，和大脸盘的妇女主任住一屋，生了炉子。家小，炉子大。烤的人脸发烫。两班工作组，一班留在了公社所在地，我们这一组年轻，理所当然的进了山。
　　次日，快中午的时候，我们要去的村子来了两人，一老一少。牵了两头毛驴，一个驴背上驮了我们的行李，另一个驴背两侧各一篓子的煤块。一行五人，四女一男。两头驴，不辨公母，我们上路了。
　　路是爬山的路。忽上忽下，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需要手足并用，牵驴的人矮矮的个头，四五十岁的样子，走路极快。一身青布棉衣，不停地抽着用纸卷成的喇叭筒，烟灰落在身上，也不拍打，烧出了星星点点的窟窿，露出了里面的棉花。
　　另一个是20多岁的小伙子，爱笑，也爱唱。他告诉我们。老者是村支书。
　　村子叫曹家庄。和公社相隔约十八华里。一路爬坡上梁，黄一片白一片的野草葳蕤，有的地方掩了半个身子。间或有树，树长在山崖石缝里，旁根错节。却不挺拔，不繁茂，孤零零的。一路走来，没有人，也没有牛羊，偶尔有飞鸟，停在山尖或树梢，华丽的羽毛在阳光下忽闪着，牵驴的小伙说，那是野鸡。
　　老者不抽烟的时候，就背着手，也不说话。只顾自在前面走着，觉得走的快了，就会停下来，卷一只烟，抽着，看天，等后边的我们。
　　小伙子继续聊着。从他口中，我知道了我们要去的曹家庄，一共四十二户人家，分为三个自然村，分别是盘到底，曹家庄，鱼拢沟。
　　小伙子许是吓唬我，说山上有狼，冬天的时候有听到狼嚎。我问他狼是什么样子，他回答跟狗差不多。银行的同事揶揄我，小心狼把你拖走，这里的狼专找花姑娘。
　　太阳落到山那边的时候，我们进了村子。走了将近四个小时。这里比公社所在地好看多了。一条称不上河的水沟，一片向阳的地势，错落着几十幢房屋，背靠着山，山上有树，更多的是荆棘。树叶一片金黄，撒的到处都是，连水沟里也飘得满满的。路窄窄的，铺了碎石。但毕竟是路。此时，手表上的时间显示为下午四点半，而掩映在大山里的人们已经进入黄昏了，烟囱上的炊烟随随风招摇着，呼唤着归家的人。
　　我们落脚的地方是村里的小学校。学校是一个稍大的院子，说大，是因为靠山的缘故，一般人家的院子都比较小。两间教室。其中，一至三年级集中在一起，四五年级在一个较小的教室里。学校有一个公办教师，住着教室旁边的一个屋子，两位同来的男士和老师同处一室，我暂时被安置在了一户没有男人的老百姓家。
　　吃了饭。好像是在大队长家里吃的，大包子，红豆粥。交代了工作要点。接我的人就举着灯笼来了，是俩半大的孩子，支书简单的交代了他们几句，我就跟着去了。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了一段，到了。小小的院子，女主人打开屋门，憨憨的笑着。
　　进屋，上炕。炕烧的烫手。寒暄几句，就张罗着熄灯，睡觉。
　　我的天。才七点刚过，省略了一应洗漱事项。不好说什么。我套着衣服躺下了。
　　次日早上。热情的女主人熬了红豆粥，新蒸的玉米面窝头，就着一大盘咸菜。不好推让，接我来的吃派饭的村民被女主人挡住了。我也就不客气的坐在了炕桌旁。。女主人和两个孩子也脱鞋上炕。我的天。包括女主人在内，三双露着脚后跟的袜子下，那脚后跟黑的发亮。我端起大碗，遮住视线，使劲哧溜着喝粥，眼角的余光缺不时瞥向那黑的发亮的东西。
　　上午的支部会开完以后，我悄悄跟老支书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我也住在学校，教室也行，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浑身在发痒了，似乎有什么小的动物在我皮肤上爬来爬去。
　　支书说早有安排，教室里面有一小套间，已经用报纸裱糊过了，怕你害怕，先安排住人家了。
　　我连忙表示，不怕不怕，我从小胆大。
　　支书说安排一个女的和我作伴，想起那黑的发亮的脚后跟，我连连摆手，不用了。
　　我把自己的行李搬到了收拾出来的小套间，除了一张小小的炕，炕上铺了席子，什么也没有了。挪进一张没用的课桌，我把洗漱用具摆放好。
　　在男教师的帮助下，学着烧炕。
　　男教师的屋子大概是村里人小聚的一个场所。烧着的炉子，点着的灯，都由大队安排，开会的时候也选择在学校，小会在宿舍，大会在教室。
　　一帮年轻人就着油灯在屋里打扑克，人多的时候开两摊。我不会玩，拿了书，找一个没有阴影的角落看。第一天，不熟，也插不上话，同行的两位男士玩的正欢。
　　八点多钟，烧了一锅热水，洗漱，准备歇息，才发现，教室里的套间竟然没有门插。找了一根木棒顶住了门，心里惴惴的，裹了大衣阅读。
　　听的隔壁的人散了，打着手电，举着火把走了。外面漆黑一片，除了偶尔的狗吠。
　　我也吹了灯，歇息了。
　　夜半，被一阵呜呜的大风刮醒。对面的山上，背面的山上，仿佛打擂一般，一会儿听的前面响的厉害，一会儿又听得后面的响动大了些。隔着窗户纸，月色下山上的树舞动着，厮杀着，宛如人与兽的搏击。突然，外屋顶门的棍子啪的一声，被风吹倒，教室的门忽的开了，里屋的门仿佛猝不及防被什么猛的推开，我下的喉咙里喊着，却发不出声音。半响。看看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战战兢兢爬起来，用棍子重新顶住门，却是再也不敢睡了，裹着大衣，被子哆嗦着，被窝里掐着手电筒，不敢往外照，只守着一点光亮，眼泪不争气地流着，哭，发不出声音。
　　好不容易挨到五点多钟，听得上山砍柴的人互相吆喝着，走了。我跳下炕，敲开了隔壁男士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