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方老干部的不断出来工作，单位在镇上开大会时，由单位的发言或表决心，常叫我去代表单位，因老干部多数是南下干部，他们虽在地方工作多年，但大多数都还是南腔北调，会听懂但不会说南方话，到后来开全公社的群众大会，我干脆坐在台上领呼革命口号。
　　
　　1969年的3月下旬，公社为迎接和庆祝党的“九大”召开，我被抽进“三大庆”办公室，去当播音员，被抽的当时是两男三女，我和杭州商校毕业，分配在供销社的一女同志担任普通话的演播，管理我们的，是新仓中学的一位张老师，（他是袁老师去世后，派来代课的）他曾在武斗激烈时，在平湖地主庄园馆担任“大刀班”的班长，所以刚开始他来播音室，我常不理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凡接触，我慢慢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其实大家一样，他也是位血性青年，他有远大的理想，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里，由激情和冲动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争斗，他告诉我：“你可能不知，你几次在平湖都被你跑掉，等在大街上发现你，再来集合人来抓你时就不见了，说实话当时如真抓住你，我也不会打你，在我们那些人里，大多数人都认识你，对你两派的強硬观点表示恨，但对你人看法都还不错”
　　
　　我告诉他：“有一次你们集合人来要抓我，这事我察觉到，另几次我不知，这可能是我命不该吧，再说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咱们之间就更没有利害冲突了，”他还告诉我：“其实我刚到新仓中学就对你有过印象，那是我带领学生去参观各单位写的大字报，我当时看过你写的几张，曾问过学生，XX是哪一个人，后来你在台上演出时就知道了”
　　
　　我对他说：“我文化水平低，不会写，我全是从报上摘录下来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和他关系很好，但他在1969年的下半年被调入乍浦中学，后不知什么原因，他自杀身亡了，当时传来消息说，上面在追查他武斗时的打砸抢的事，而想不通，我想如他敢于当时去面对事实，今年也该62岁了。
　　
　　播音室的日子，是在快乐和担心中度过的，快乐是大家各其所能，配合默契，非常融洽，担心的是，那是个以政治为纲的年代，每天要读大量的政治言稿，並返复演读报纸上的文章和文件，我深记得在读“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要连续读完，而又不能读错字，深怕读错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桌上放了一本新华字典，常对某些生字进行核音。
　　
　　我记得有天下午三点多了，我读完文章下楼去宿舍，在回广播室的路上，忽听从高音喇叭里传来“朝鲜平壤人民广播电台”对华播音的声音，我快速向播音室跑去，这时公社G书记也在跑过来，他见我就说：“怎么搞的？这是播的什么？要当心呀！不然会出大事的！”
　　
　　我说：“可能扩音机旋扭不好，小H不当心调在短波上，总算还好，朝鲜是咱兄弟友好国家，我们一定注意，今后决不会了”等我走到楼上，只见小H呆呆的坐着，他对自已的误调频道吓坏了。
　　
　　我对他说：“朝鲜电台还算好，但短波今后千万小心，咱今后只放中央台的节目和唱片，小心为妙，”说实话，那时的人在公开场合讲话非常注意，生怕说漏嘴，说不定今天在台上，明天就被群众拉去当反革命批斗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