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记忆之一：恶斗整人专家
　　
　　1971年元月，背信弃义的省革委会，把以正当理由留城的郑州几十所中学上万多的毕业生全部赶下乡，在远郊区设立了沟赵、乍城、须水、南曹等知青农场，每个农场又设立了几十个连队，每个连队大约有150个学生左右。
　　
　　由于自1968年以后，全国几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很多问题，为避免新的麻烦，省、市革委会这次针对我们这批知青，制定了“半军事化”管理的模式，派出“精干、可靠”的国家干部，分别到连队担任指导员、连长、副连长等职管理知青。
　　
　　我所在的沟赵农场一连，是由69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我们经历过“文革”中的许多苦难和事件，比起那些毛躁的初中生，相对而言比较成熟，一致的想法是好好干活，多挣表现，争取在招工招生招兵时早日脱离苦海。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一连的首任领导竟是个“左”得出奇，以整人为乐为荣的坏蛋，在郑州铁路局是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子。因在派性斗争中暂时失势，被下放到农场带知青。他姓杨，40多岁，天津人，1.6米的身高，上身明显长于双腿；宽额头上几条横纹断断续续，一道缝的眼神阴阴地深不可测，扁平鼻子，人中超长，厚唇大嘴，两腮天天刮得乌青，那样子演日本鬼子和类人猿就不用化妆。
　　
　　在第一次给我们训话时，他就凶神恶煞地自我介绍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刺儿头，可你们知道我是干嘛出身的？我是专门整人的！”1955年时我整死过一个人，1957年时我整死过两个人，1964年时我还整死过人。不是吓唬你们，今后好好给我干，没事！想捣乱，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他连说带练，指定了几个唯唯诺诺的学生担任班排长，颁布了一系列的“军规军纪”，如：盥洗用具摆放时，牙刷必须一律头朝北摆放，以示心向北京，心向毛xx；个人的箱子不许上锁，以防备领导随时检查；家里来信一律交领导拆封，审查后没有问题才能领回自阅。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每周三次“斗私批修”班会；每周一次“学习毛xx著作思想汇报大会”等等。
　　
　　因我是公认的“笔杆子”，重视意识形态的他找我谈话，连吓带哄地逼我就范。我想到家里还在挨整的年迈父母，觉得不过就是干完农活之后，再写写黑板报编编小节目而已，就咬咬牙了担任了宣传员的“职务”。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职务”，几乎陷我于灭顶之灾。
　　
　　下乡后，第一年的春天非常艰苦，我们要自己盖房子，在二百多亩地里整修沟渠，耕地播种，抗旱浇水，每天超常劳作十几个小时，其劳动强度大大超过了当地农民。最要命的是吃不饱，每天的红薯面窝头就白水煮萝卜还定量，天天饿得我们眼发昏腿发软。别人实在熬不住了，就偷偷跑到几里外的关帝庙火车站买一碗面条吃，我放下饭碗还要打着手电写板报。若不是常有几个女同学偷偷给我送几个窝头，我真不知会饿出什么病来。
　　
　　大家在背后悄悄地叫做“赖孙”的杨姓指导员，有时在上午装模作样地到地头儿表现一下，其实是监视大伙是否在偷懒，有没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常在下午就溜回郑州改善生活了。
　　
　　时至初夏，全国自上而下忽然抓起了“5.16”坏分子，连队空气一下紧张起来。“赖孙”像打了鸡血，有了用武之地的他想出政绩，东山再起，格外活跃起来，天天大会小会的传达文件，开展讨论，办宣传专栏，我自然被折腾的苦不堪言。最恐怖的是，他千方百计地想在知青中间抓个坏分子出来。终于，有一个桀骜不驯的知青被他盯上了。
　　
　　这个知青好汉其实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不过有些江湖习气而已。他喜欢当老大，身边也有些小兄弟，与争取“进步”的知青干部格格不入，但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赖孙”很有整人经验，他不出面，却交代跟班们不断以开“斗私批修”会的形式“重点帮助”，找碴刺激好汉，让他气恼让他多说话，希望能抓住他的一两句错话，好上纲上线整垮他
　　
　　一天晚上，好汉再也按捺不住了，在会上把那些跟班的小丑骂了个狗血淋头。跟班们痛哭流涕地找“赖孙”告状，他大喜过望，马上找我要《会议记录》，以便白纸黑字地讨伐。我交给他的《会议记录》上对好汉的话却只字未记，大失所望的他从此对我开始怀疑不满起来。
　　
　　秋后的一天，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吸收了上次的教训，“赖孙”这次亲自出马抓典型。妄图在此次运动中立功，好离开这个他根本不想呆的地方。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百五十多人再小心翼翼也会有空子可钻，没有空子他也可以制造案子。那时正值种冬小麦的农时，秋旱严重，我们每天用柴油机带动水泵在机井抽水抗旱种麦。一天黄昏收工时，“赖孙”对我身边的一个叫大黑的哥们说：“你晚走一会儿，把柴油机卸下用架子车拉回去，不然没准儿会让农民偷了。”大黑是个懦弱的人，忙不迭地答应后留下干活了。我与大黑是铁哥们，生怕他一个人干不了，就要求也留下帮忙。“赖孙”说：“我还晚饭后还找你有事，你赶紧回去吃饭。”
　　
　　两个小时后，大黑出事了。原来，他干完活又饿又累，到食堂吃晚饭，食堂里却没饭了。等了一会儿，新蒸的馒头熟了，炊事员拿了两个馒头给他，又在他掰开的馒头里加了一点儿熬好的猪油。大黑边吃边走，出门就撞上了“赖孙”。
　　
　　“赖孙”厉声问大黑在吃什么？大黑老老实实地把馒头递上说明缘由。“赖孙”说：“胡说！我什么时候让你卸柴油机了？分明你是偷馍偷油吃嘛。”他的无赖，让本来就嘴拙的大黑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赖孙”不再理他，转身回到办公室，紧急召集班排干部和宣传员开会。会上，他自然信口雌黄，说：“上面有风下面就有浪，阶级斗争有了新动向。国内形势很紧张，我们一连也不平静。大黑竟然乘机捣乱，盗窃食堂不说，还诬陷领导干部，这不是一般的案件，是否有人指使？是否有政治动机？大家要认真对待，这也是对每个人政治觉悟的考验。今天晚上加个班，写好批判文章，明天上午开大会，在座的每个人都要发言，马春除了发言，还要负责把发言稿整理好，出一期批判专栏。”
　　
　　我听了他的话，浑身发冷。我知道，在如今是这种人的天堂却是我的地狱里，遇上此类事情，这个坎儿我是很难迈过去了。
　　　　
　　是夜，我辗转难眠。我知道，我必须在正义与邪恶，友谊与背叛，良知与无耻之间做出选择。看《水浒传》长大的我，从来就把重情谊视为立世之本，如今，缺乏父母呵护的我，更把“出门靠朋友”视为圭臬，何况我们下乡之地——关帝庙，是天地正气聚合之处，岂容宵小残害无辜！为尽量避免剑拔弩张的正面冲突，我决心幽默一把，即以搞笑的口才搅局，来个以弱胜强。
　　
　　翌日上午，打麦场上秋阳高照，批判会轰轰烈烈地开场了。不出所料，前三个发言者昧着良心胡说八道胡连八扯。看着他们底气不足的嘴脸，我一阵恶心一阵悲哀。那样子，让我觉得好像有一群羊，被狼圈着，为争取晚一个被吃掉而在互相攻击互相出卖。
　　
　　轮到我上场了，我以正气凛然的样子走到发言位置，首先念了一段“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语录，紧接着做金刚怒目状，身子一侧，手指角落里的大黑，厉声喝问：“大黑！你这个林彪反党集团安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郑州市沟赵人民公社沟赵知青农场一连四排三班的黑干将老实交代！你担负着什么任务？负责实施反革命计划的哪部分内容？你偷馍偷油是什么目的？”
　　
　　不消说，我这一番话让全场都懵了，大黑更是慢半拍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紧接着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对着大黑讲：“你傻了吧？说不出来了吧？想不到革命群众掌握了你最机密的东西了吧？好吧，你不说，我就说给你听。”
　　
　　我转向正面会场，以非常严肃的样子说道：“我从小脑子笨，可是又爱琢磨事。
　　
　　自打听说大黑的反动行为后就一直分析研究，他偷馍是为了吃，这点很明确，反革命也不能饿着肚子反啊！偷油是为啥呢？偷油给谁呢？给谁干嘛用呢？
　　
　　想了一夜，想得头疼，想到五更，房东张大爷家的公鸡一打鸣，我就恍然大悟了。公鸡——飞机——三叉戟，这不连上了。林彪坐的三叉戟飞机烧油烧得厉害，后来不就是因为缺油掉下来的？大黑是负责给林彪的飞机找油的啊！大黑，你没把油送到，可把林彪害死了！”
　　
　　全场哄堂大笑，批判会不欢而散。我拉着大黑扬长而去，我知道，背后有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在盯着我们。
　　
　　意料中的报复接踵而至，首先停止了我的“宣传员”的工作，其次不点名地在每天的训话中讲一些诸如“出身不好，表现更不好，一辈子就在农村改造吧”之类的话来刺激我。对此，我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倒也坦然。
　　
　　所谓“百密一疏”，尽管我小心翼翼，一个月后，我还是一不小心让“赖孙”这条饿狼咬了狠狠的一口。原来，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几个耳目，天天盯着我，每天汇报我的言行。有一天，我从外连队哥们处借来一本文革前美专的《素描教材》，想在闲暇时继续我的美术学习。不料，此书第二天不见了，我正满头大汗地寻找，有人来通知我到连部开会。
　　
　　我到时，小小的连部已是人满为患，心腹跟班们簇拥在“赖孙”周围，
　　
　　狼盯鼠窥地看着走进房门的我。我立刻感觉到不祥，心里发紧，觉得要有麻烦上身。这一幕仿佛是1968年我在学校被“工人宣传队”叫到学校，然后宣布我为“为叛徒老子翻案”的现行小反革命情景的历史重演。
　　
　　果不其然，“赖孙”手里拿着我借的《素描教材》，极为得意地说到：“我就知道早晚会抓到你的罪行，你的罪证终于被革命群众检举到我这里。你的思想不仅反动，而且糜烂透顶，崇拜封资修那一套，这本书上居然有好几张女人裸体画，就凭这定你的罪名就足够了。”我看着他的嘴脸，一时间怒火中烧，义正词严地回道：“你一个高中毕业生，居然无知到如此程度？
　　
　　这是国家出版的教材，你说的裸体画都是世界著名画家拉菲尔，伦勃朗的名作，你想凭这定我的罪名是异想天开，你想整我，我奉陪到底！”说完，我摔门而去，身后是一连串的咆哮。
　　
　　第二天，我被发配到张五砦大队的集体菜地，交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从此，我被与知青集体隔离，开始接受“劳改”。
　　
　　我没想到的是，此事却让我因祸得福，一是监督我的两个老农对我极为友好，不仅不把我当成坏人，而且把我视为传统戏剧里所演绎的英雄落难式的人物。他们不让我干活，经常从家里带吃的给我，其中，一个大爷把当民办教师儿子藏的《唐诗三百首》拿来让我看；另一个当过冯云祥参谋的大爷闲下来就和我谈今论古。一个月下来，我因吃得饱歇得好，气色比别的知青好多了。
　　
　　“赖孙”当然不会便宜我，经常隔三差五地派人到菜地检查，两个大爷很会给我打掩护。虽然没让他找到整我的新碴子，但我却不断听说“赖孙”整人的恶行，大黑也在夜里找我哭诉过几次。我思来想去，觉得非要整治一下这个“赖孙”了，打击一下他的猖狂气焰，为自己为哥们出口气。
　　
　　冬天到了，一夜间大雪弥漫。我觉得机会来了，就约上大黑，带上铁锨，摸到“赖孙”住房的台阶下，挖了一个近一米多深的陷坑，里面倒上猪粪尿和有刺的荆棘，表面铺上席子盖上薄土。很快，纷纷扬扬的大雪就掩盖了全部痕迹。
　　
　　第二天早上，“赖孙”被人整了，腿脚摔伤了的特大新闻,就让早起的社员和知青传遍了村里村外。上午，有人跑来告诉我，亲眼看到“赖孙”由人陪着上了火车回郑州去了。“赖孙”一走几个月，知青们欢欣鼓舞，轻松了许多，我也返回连队结束了“劳改”生活。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郑州市“知青办”下文件，要求各农场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并创作一批反映知青生活的文艺节目，以参加河南省举办的全省知青文艺汇演。沟赵农场场部据此也发文到各个连队，要求选文艺骨干到场部集中组建宣传队。我被作为手风琴手和写手推荐到宣传队，高高兴兴地打起背包走了八里地，来到沟赵农场场部报了到。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我从宿舍里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赖孙”那个坏蛋！他养好腿伤又回来了。他贼眉鼠眼地溜进场部一把手——王政委的办公室，半小时后气狠狠地走了出来，用眼睛扫了场部院子一遍，转身走了。我感觉到，这小子可能是冲我来的。
　　
　　停了一会儿，通讯员来叫我，说王政委找我有事。我忐忑地走进办公室，王政委和蔼地让我坐下，开门见山地说道：“刚才你们一连的杨指导员来我这里，就说一件事。他要求把你调回一连，理由是你政治表现不好，说社会主义的舞台不能让你这种人上去表演。”我听后强压怒火，说：“我不顺着他整人，他就整我，一连的人都知道，这事你们场部领导决定，我去留都行，不添麻烦。”
　　
　　王政委笑了，说：“我把他批评了一顿，说一个高中学生哪会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即使有问题，放在场部由我们教育改造，不是更好吗？你还不放心吗？我这么一说，他只好回去了。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好好干，争取在汇演中出成绩！”
　　
　　我听后，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认认真真地搞创作，三天后，我写出了一部四场歌舞剧的剧本《雏鹰展翅》。王政委看完剧本后大大表扬了一番，安排宣传队另选驻地，从铁路文工团选调了一个詹老师任导演，要求全力以赴地把改剧本排练好。
　　
　　一个月后，该剧在郑州最大的河南人民剧院演出获得成功。在当年的“知青汇演”中是唯一的大型剧目，得了大奖。我也让当时的文化部门看中，被选到由著名剧作家杨兰春负责的豫剧《朝阳沟》剧本改编小组工作，直到两个月后，始作俑者江青没了兴趣，改编工作流产为止。
　　
　　在这个阶段，我也初涉爱河。初恋人是同一个农场的知青，清纯秀丽，很让我痴情。在没有“赖孙”的日子里，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大半年后，宣传队解散了，王政委也调回郑州了，秋后，我又回到一连重新开始面对“赖孙”的日子。有他在，自然好事永远与我无关。如这以后的招兵、招工农兵学员，我连边都挨不上。省内有大学来农场点名要我，都让他以“出身和表现都不好”的借口而回绝。这都是我意料中的事，想想生气也没用，也就算了。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我下定决心，以鱼死网破的气势公开与他作对。
　　
　　1973年春节过后，，我已处于热恋之中了。因为“赖孙”的“军纪”严禁知青谈恋爱。我和她只有严守秘密，小心谨慎地交往。常常在晚上收工后，我要沿田野小路走上一个多小时到她驻地见上一会儿，再走一个多小时回来。但就是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在当时艰苦单调乏味无奈的生活里，她的柔情是我不可或缺的唯一的精神寄托与安慰。
　　
　　忽然有一天，晴天霹雳响在我的耳边。她托人带给我一封信，其内容是我欺骗了她，出身不好政治上也有问题，表示要和我分手并不再见面云云。我当时是天坍地陷的感觉，一整天头疼欲裂地饮食不思，昏昏沉沉地不言不语，打麦场上彻夜都回响着我的手风琴的悲鸣
　　
　　早上起来，我不管点名不点名的事，一口气奔到她的驻地，找到她问个明白。她清楚地告诉我说：’前几天，她的几个闺中密友坐火车回郑州。，碰巧和“赖孙”坐个对面。她们以崇拜之情提起我，说特别欣赏我的才气。
　　
　　“赖孙”打断她们的话，把我扁了个一沓糊涂。几个小姑娘回来就赶紧告诉了她。人生阅历很肤浅的她信以为真，哭了一场就写信与我断交了。
　　
　　又是“赖孙”！此时，我知道我已到了与他水火不容的地步。回到连里，我找到几个要好的哥们。告诉他们，我们与其束手待毙，让“赖孙”早晚整死我们。不如公开对抗，有理有据地与之斗争，取得上级领导和大多数知青的同情支持，以摆脱挨整的厄运。大家听后，摩拳擦掌一致赞同。
　　
　　其实，“赖孙”没想到的是，经过两年多的磨练，大多数知青已脱胎换骨，学生的稚嫩已不复存在，对前途的绝望，已让不少人变得桀骜不驯玩世不恭，他的那一套高压手段早就不好使了，爆发反抗是迟早的事。
　　
　　在“文革”中挨整过来的我，早已有了一些对付坏人的经验。我知道，大凡整人的坏人，共同的特点是——怕死。所谓硬的怕不要命的。第二天早上照例是排队——训话——分配活路——出工的老一套。我们几个总站在后面的人，破天荒地站在了第一排中间位置，每人手执一把磨得雪亮的钢锹。
　　
　　“赖孙”照例准备训话时，我故意用钢锹用力碰了一下大黑的钢锹，“当”地一响过后，我乘“赖孙”一愣的功夫，大声问道：“我说大黑呀，不就是挖个土吗！你把锹磨那么锋利干嘛？是要杀狗还是要杀人啊？”
　　
　　大黑笑呵呵地大声回道：“不杀人，杀狗！这几天老有野狗到地里转，我这铁锹一下就能把狗头铲下来。”几个哥们也咋呼道：“好啊好啊！那大家伙就有狗肉吃了！”这一番言语让“赖孙”目瞪口呆，半天才醒过神来。招招手，示意贫农代表安排活路，自己一言不发地回办公室了。
　　
　　从此以后，”赖孙“再不参加早上的队列训话，只是在晚上召集几个亲信嘀嘀咕咕。我们对他百倍警惕，时刻准备回击他的任何迫害。
　　
　　8月，青纱帐起来了，一天，我们在靠近砖窑的坡地上干活。忽然，一个哥们发现“赖孙”从远处的小路钻进玉米地，在玉米地里匍匐前进，慢慢接近我们。毫无疑问，他是想偷听我们的谈话，想抓个“现行”什么的。
　　
　　我们交换一下颜色，大家心领神会地一笑，由我挑头，大惊小怪地喊起来：“大伙快看，前边玉米地里有动静，不是野兔子就是黄鼠狼，快砸呀！”话音未落，雨点似的砖头、土坷垃就砸了过去，玉米地里一阵大乱，挨了不知多少砸的“赖孙”居然不敢吭声，狼狈万状地逃跑了。我们一个个地笑出了眼泪。
　　
　　“赖孙”被戏弄了几次，花岗岩脑壳的他死硬不改，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想尽办法对付我们，倒也是屡败屡战。后来，他可能认为大黑是比较好对付的吧，到了年底评工分了，他就对大黑出手了。按照自下而上的评分程序，他有意安排几个亲信在下面搅局，故意不给大黑公正评分，然后在连部集中讨论时，把大黑刷到了最后，上榜公布时，我们一看气炸了肺，我在下面的评分是一等，现在在榜上的150个人里是四等，全连倒数第三名，倒数第二名是外号“洋瓷盆”的一个作风很差的女生，大黑成了倒数第一名。
　　
　　我二话不说，走上前去，几下就扯烂了墙上红色的榜纸，一群人里有一个“赖孙”的亲信，目瞪口呆地看着张了几下嘴想说什么。我眼里冒火地盯着他，准备他一开口，马上就给他一顿暴揍。他见势不妙，转身走了。
　　
　　就在我转身要找大黑时，忽然从连部办公室传出了几声嘶力竭地叫喊：“救命啊！救命啊！”人群呼啦一下涌到连部门口，我连忙挤到了前面。
　　
　　仔细一听，屋里原来是大黑手执利斧，顶紧房门，万丈怒火地把“赖孙”挤到了墙角。我赶紧招呼大黑：“大黑，别激动，人命不能换狗命。说清楚再下手也不迟！”
　　
　　大黑在屋里，平常口拙的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这个赖孙，你就说想死还是想活吧？想死，老子一斧头劈死你，再回郑州劈死你老婆孩子。老子光棍一条，好汉做事好汉当，杀了你全家，老子自己到公安局自首：想活，你马上在全连大会上给我赔礼道歉，给我应得的工分，然后滚出一连，否则，我只要看见你就弄死你！”
　　
　　屁滚尿流的“赖孙”吓成了一滩泥，哭嚎着说：“大黑呀，我们无冤无仇啊！你不能杀我呀！我有老母有老婆孩子啊！我都答应你啊！”此时，我灵机一动，让一个哥们赶紧去叫正在连里搞调研的场部新的政委过来。
　　
　　新的政委赶过来时，我拨开人群，走上前向他简单说了情况。对我印象良好的他马上就明白了事件的缘由。他让我喊大黑打开房门，然后走进去，对着“赖孙”训斥；“你算是什么干部！有你这样做领导的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这一套符合党的知青政策吗？你必须给这几个同学赔礼道歉，给场部写出深刻检查。否则，我绝不管你这事。”
　　
　　以后的事就不赘述了。总之，“赖孙”终于永远在一连消失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梦魇结束了。事后几年中，“赖孙”一时时来运转，当上了郑州铁路局造反派的三把手，不知对多少好人施过淫威。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一栽到底，开除党籍开除路籍，被天理人心国家时代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完）
　　
　　预告：不日将推出《荒唐岁月荒唐事》之第二篇《大战郑州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