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白天干活，还觉得日子充实，到了夜晚，却无所事事，难得打磨寂聊的时光。我所处的地方属于穷山僻壤，文化生活极其匮乏，加上经济落后，日子过得十分的简单。生产队为了创收，队长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出了一个主意，成立一个锣鼓队，其目的两个字——创收。
　　
　　但是，创收的途径十分地单一，即哪家哪户需要“坐夜”（悼念逝者活动），锣鼓队就去凑个热闹，找几个零花钱，相当于现在的丧事乐队，只是彼时简单而粗俗，此时复杂而繁华。
　　
　　于是生产队投了资，派人到城里的百货公司出差，买回一套川戏锣鼓，其中有鼓，有钹，有大锣，有马锣，四人一组，成为乐队，如若配上舞狮，算是一套完整的祭祀行头。
　　
　　我也感兴趣，跟队长说好，参加了这个队伍。白天记“引子”（即敲锣打鼓的符号），晚上集中在生产队保管室练习。我将各种引子用笔画下来，揣在荷包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背引子，什么“倒划船”，什么“冲天炮”，什么“红双喜”，名堂很多，完全是一些“××”或者“○○”之类的符号，如“×”的地方，表示用钹，“○”的地方，就该击锣。学习了一段时间，倒也有些长进，一口气可以打出几十个锣鼓引子来。
　　
　　接下来就可以出门找钱。一拨锣鼓4个人，10元钱，每人一盒8分钱的“经济牌”香烟，衔在嘴里，还很体面。10元钱要交生产队，作为副业收入，生产队给每人记一天工分，因为锣鼓是公家买的，收入归集体所有。
　　
　　其实“坐夜”还是很辛苦的，因为祭祀活动是晚上的事。太阳落山才放工，放工之后，一行人才随请锣鼓的主人家一道出发，往往摸着黑翻山越岭要走几个小时的路，才能达到目的地，一般已是深更半夜。放完鞭炮，送了花圈，点燃香烛，跪拜磕头，末了主人家安排吃饭。那年头，山区不是很富裕，特别是“白事席”，办得很马虎。最难咽的是包谷籽饭，加上山风吹拂，又冷又硬，难以下喉。“白事席”讲究的就是煮“硬饭”，吃了后人的腰杆才硬走（方言，表示有出息）。
　　
　　吃了饭，主人家给每拨锣鼓安排一个房间，不是用来歇息，是为比赛锣鼓之用。因为亲戚多，一般送礼，除了现金以外，还送“锣鼓”、“舞狮”之类的礼品，并且在礼簿上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点不含糊，也便于今后礼尚往来，有据可查。因此，随便哪家做“白事”，锣鼓就不止一拨。为了闹热，为了气派，一晚到亮，“亡人”所在的院子里，锣鼓声锁呐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有些锣鼓队好斗，你打一个“引子”，他打一个“引子”，比来比去，看谁的“引子”多。有时输了的不服气，赢了的趾高气扬，于是发生斗殴，当事人整得头破血流，主人家搞得狼狈不堪。
　　
　　我随生产队的锣鼓队出了几回门，到了异地，人家听说我是个知青，大伙也觉得很稀奇，纷纷来看望我，还赞扬我真的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在乐队里，我喜欢打锣，铜质乐器，声音响亮。不喜欢击鼓，一是鼓的重量不轻，难得背负；二是麻烦，打鼓的人要“坐统子”，负责指挥整套锣鼓，大伙都要盯住打鼓人的鼓槌，看他的比划，来确定工作的方向。
　　
　　那年月，一套锣鼓要花100多元钱，钱多钱少不说，凡是铜质的东西，要以“铜”换“铜”，铜很紧张，属于国家计划供应的金属。生产队想方设法，把每家每户衣柜或者箱子上的“门扣”搜集拢来，好不容易换回一面大锣和一个马锣，因此倍感珍惜。
　　
　　后来，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出去演出，将我们生产队的锣鼓派上更好的用场。一路敲锣打鼓，渲染气氛，只是用的“引子”不同，相当于娶亲或者扭秧歌的调子，十分喜庆。
　　
　　1977年春天，我离开了农村，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师范学校是培养综合性人才的地方。唱歌跳舞，琴棋书画，学校要求不说精通，但要懂得。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各种宣传活动仍然频繁。学校也成立了宣传队，经常进城演出。同样也有制造声势的锣鼓，不过不再是川戏锣鼓，而是阵张更大声音更响的京戏锣鼓。我自告奋勇，接受锣鼓队的工作，天天课余时间，和几个爱好的同学练习京戏锣鼓，凭着在农村学的一点技术，摇身一变，陡然成为锣鼓师傅。
　　
　　后来，我又学会了“军鼓”的打击方法，还找专业人士讨教“架子鼓”的打法，最终成为一名有点专长的业余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