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人们的文化生活异常的单调和枯燥，特别是农村，可以说是极度贫乏。虽然为了宣传上的需要大队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里也排演了一些如沙家浜、红灯记的现代戏，但看去看来都是这几出，又都是些出不得门的水平，人们也都厌了。想看场电影更是千难万难，当时也有轮流下乡的放映队，但电影来村里一次起码得半年。有一次，有消息说晚上有《渡江侦察记》的电影要从汉江对岸的丰乐那边过来，放映点就在江边的前锋大队里。吃过晚饭，我们就到江边上等，一直等到半夜，也没把电影等过来。
　　
　　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听说了电视机，并且已经有人在别处看到过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据看过电视节目的人描述，看电视就跟看电影一样，而且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想看什么里面就有什么，真是方便极了。于是人们自然都希望队里啥时候也能像买收音机那样买台电视机回来，他们只当是电视机也像收音机一样用干电池就能放的，哪知道电视机要用从发电机里发出的电才行。也就是说，没有电，就是把电视机送给你，你也还是干瞪眼。
　　
　　用电的日子终于来了，而且来得比我们预期的要早得多。大约是一九七三年底，街道上的五爱三队队长来约我们，商量买电线接到转斗铁木社，把电引过来用。
　　
　　铁木社是从事铁木器具生产的一个镇办企业，所用的发电机较大，白天发电用于生产时负荷还可以，但晚上发电照明，若只是他们厂里用就有点儿浪费。他们想拉上附近的几个农村生产队为他们分担一点发电的油耗，于是他们找到附近的五爱三队，五爱三队的队长又来联络我们队。
　　
　　两个队长一拍即合，当时就决定到商店买电线，并叫我当我们小队的临时电工。我和队里的所有人一样，都想快点把电接过来。这一是为了春节期间好用，再就是早一点把电接过来，让队里早点买电视机，因为我们听队里的会计说过，如果有电了，队里就买电视。
　　
　　一切都在匆忙中进行，什么都没准备好。电线从铁木社牵到我们队需五根电杆。我们借用了五爱三队的两根，剩下三根我们用能搭三间屋的檩条代替。到队里后就不用电杆了，电线就从屋檐下、屋脊上、山墙上的猫耳洞里穿过，拉一段距离就用瓷瓶再加瓷夹固定住。电线接通后，我们按各家的需求，分别装上几个功率不大的灯泡。由于刚用电，肯定其它什么电器都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电表。我们就用盖了小队公章的白纸条把灯头与灯泡的接口处封住，然后记上灯泡的瓦数，作为以后分摊电费的依据。
　　
　　过了约半年多的时间，街上开始有了电视机。最早出现的是襄凡电视机厂里生产的襄阳牌黑白电视机。营业员们极力推荐，说了襄阳牌电视机的许多好处。于是在某天上午，队里不由分说地搬回了一台。电视机搬回来后，叫铁木社临时给我们送电，由我和队里的另一个年轻人汪文亮进行调试。
　　
　　那时电视机的天线需要架得很高，天线的朝向也只能因定在一个位置上（因为只能收一个台）。汪文亮爬到仓库的屋顶上，一边转动天线一边问，怎么样？怎么样？我则站在下面看着电视显示屏，觉得基本可以了，就叫他用铁丝把天线在那个位置绑牢。他下来后，我们又一同验看了效果，都觉得还行。于是我们便放出消息，说晚上在仓库门口放电视。
　　
　　听说队里晚上要放电视，有些人家下午还把附近的亲戚接了来。天还未黑。稻场上就集了一大群人，除了本队的还有邻队的也来了不少。吃过晚饭，我把桌子搬到仓库门口，把电视机搬出来放到桌子上。插上电源，打开开关，银屏上出现的却不是上午调试时的还算过得去的图像，而是不断闪动或滚动的画面，且不管怎么调节各种指示的旋钮都没有用。我叫人把汪文亮喊来，他来后也无计可施，只好再爬到屋顶上去转动天线，但这会儿转动天线也不起作用了。看到场子里越来越多的人，我急得汗都出来了。实在没法，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努力。由于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看电视，尽管银屏上是些扭曲得变了形的人脸和一些模糊得辩不清形状的物体，一场子的人还是不肯散开去，还在耐心地盯着看。
　　
　　白天一检查，原来是把天线的两个端头扣在了一个螺母上。究竟是我自己的失误，还是在我们调试后又有人动了的，就不得而知了。电视经过重新调试后，银屏上虽然不是人们期待的像电影银幕上那样清晰的画面，但毕竟能辨出人的脸，能看得到人的动作，能结合电视伴音通晓故事情节，因此，每晚电视机前都是人满为患——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拥挤着站在地上，再后面的人则站在大板凳上。那时电视机就收一个台，人们也都知道了什么时候开始放电视连续剧，一晚放几集。不到最后一集的片尾曲或演职人员的名单出来，是不会离开的。
　　
　　在这种电视前看了年把时间后，人们又不满足这样的黑白画面了。听说西边十五公里外的放马山上，国家“206”工程处有彩色电视，人们都想去看看。那时路上还没公共汽车，虽说有拖磷矿石的车，但不是什么人都搭得上的。队里也没有谁家有自行车，为了看新鲜，也顾不得路远了。那天我们从傍晚开始，走了约三个多小时才走到放马山脚下。正要上山，却听到从上面下来的人说，今天晚上没有放。说话的也是我们附近的人，我们不得不信，只好怏怏地再花几个小时走回来。后来又听说住在包庙学校的石油勘探队里有大的彩色电视机，我们又在一个下午专门跑去看，还是没看到。几次的无功而返，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彩色电视机向往的热情。人们想象不出，在彩色电视机里究竟是一个怎样五彩滨纷的世界。
　　
　　七十年代后期，国家在镇上建起了变电站，农村开始统一架设电线，用电时代正式到来。用电问题解决后，大队给每个小队都配置了一台彩色电视机。这时我们队又修了个大仓库，大仓库里除东北墙角处约有一间屋子大的地面上装了点东西外，其余全空着。电视机就放在仓库里靠南墙边的桌子上。电视机前一排一排的摆满了大板凳、小板凳、大椅子、小椅子，座位摆下后，就不准备再搬回去。每天一吃过晚饭，几乎所有家庭都是举家出动，到仓库后各就各位。这个时候，已分田到户，人们白天在各自的责任田里劳动，晚上聚到了一起，在电视剧播放之前，免不了一番热情的寒暄。到电视剧开始之后又是边看边议论着剧中人物的命运，陪着剧中人物一齐高兴或一起悲伤。
　　
　　那段时间看的电视剧有中国大陆的《霍元甲》、《陈真》、《乌龙山剿匪记》；有台湾的《一剪梅》、《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有日本的《血疑》、《排球女将》、《聪明的一休》等。这些电视连续剧情节跌宕起伏得使人牵肠挂肚，白天在地里干活还想着电视里的故事的发展，人们总是互相催促，快点把活儿干完，早点吃晚饭好去看电视。
　　
　　当时农村大多数人还没有打牌的习惯，晚上看电视成了唯一的消遣。现在看来，人们似乎更喜欢在那种有着众多人同时看电视的场合里看，人一少反而提不起精神来，以致后来有的人自己家里买了电视机还要跑到那人多的地方去。人们对那种环境已产生了某种依赖或精神奇托，似乎只有融入到那种氛围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满足感。
　　
　　好多年过去了，人们不知不觉走完了众多人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时代，然而细一想，又觉得那种日子并没走多远，就像是昨天夜里刚从那热热闹闹的电视场里走出来，今晚还会再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