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随公社建筑队进了城，造楼房去了。家里支撑门户的事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别的且不说，单说村里的婚丧嫁娶，每家至少要出一人去应门户，去吃酒。起初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郎，常常坐在酒席的挂角处（正正方方的八仙桌对角线之处），大人们喝酒，我们只是象征性地端端杯子，闻闻酒，然后吃点饭菜，就离开了。
　　
　　记得有一次，我一堂兄结婚，几个本家坐在一起，十分开心。席间，有几位比我大许多的堂兄，联合起来和我叔斗酒，我叔喝的太多了，后来坐也坐不住，被扶了下去。我看不过去，拿起了我叔喝酒的杯子，酒司令承武哥，看了看我，罚了我三杯酒后，让我参加了他们的斗酒。没想到，我一举成名，几个号称酒量大的堂兄，全栽在了我的手上。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承武哥大着舌头说，老弟，有毛劲了。是的，我的嘴唇上已经长出了一层黑黑的绒毛，我发育了。
　　
　　此后，尽管我叔说我是赶下山兔子，算不的什么英雄。可是村里再也没有人把我当小孩看待，每次喝酒的时候，都让我坐到正式的席位上，与大人们推杯换盏，呼五吆六，高中时，我已是村里小有名气的酒司令。酒司令负责倒酒，要大开门（与同桌每人喝两两杯，八人桌十四杯，十人桌十八杯）或小开门（一方两杯，八杯），通常还要倒两杯顺两杯（按左手喝两杯，转过去；再按右手喝两杯，转过来），加上敬酒，没有七八两的酒量，小开门也开不了，而我做酒司令通常是大开门，村里的后生无人能敌。上大学时，我依然喜欢以酒交友。
　　
　　但是，喝酒误事。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乡镇做了教书先生。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这些跳出农门的人都想找个“国家户口”的女孩子做老婆，“姑娘不丑农村户口”，要找个“国家户口”，困难重重。有一次，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位苏大毕业在邻镇教书的姑娘，约好星期天早晨七点钟在县城车站接她。我很重视，第一天晚上就赶到了县城，借宿在一位酒友的家中，酒友热情款待，天冷，我一高兴喝了一瓶多。有点兴奋的我，难以入眠。第二天，眼睛一睁，已是八点多，慌忙赶到车站，为时已晚。隔了两天收到姑娘一封信，说，人最重要的是讲信用。她在车站等了我将近一个小时，不见我的影子，不守信还谈什么对象，拜拜。我这个王老五，后悔的要跳河。还有一次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住房货币化的口号刚提出不久，我对妻子说，把握机遇，赶快卖房，那时房价每平米才千元左右，也是一时高兴，酒又喝多了，骑车从县城回来的路上，不慎摔倒。结果躺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买房的事隔在了一边。没想到后来房价猛涨，越涨越高，我那个后悔呀，别提。
　　
　　俗话说，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一九八九年的冬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邮局上班的姑娘。这一次没敢喝酒，见了面还行。可是不知是自己迂腐还是岁数大了，真的不会谈恋爱。虽然见过几次面，却始终没有什么进展。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气很冷，喝着喝着酒，就想起了她，一时兴起，便冒着严寒，骑车去了她单位。真是酒壮英雄胆，一见面，我突然抱住了她。和她一起上班的同事笑出了声：“明海老师，你真浪漫。”也许我的酒气醺晕了她，记得她在我的怀里，脸上红扑扑的，好像也喝了酒，酒不醉人人自醉。没想到经过这一抱，加快了爱的加速度。没过多久，她就成了我的妻。后来我借着酒劲说了一句，恋爱空间距离的缩短，等于时间距离的缩短。哈哈，没想到这句话成了“名句”。
　　
　　自从那次喝酒跌了以后，我的酒量再也得不到我妻子的认可。妻子对我喝酒严加控制，只要我在外喝酒，她都会想方设法寻去，搬个凳子，坐在那里，看着我喝酒，怕我喝醉，怕我有个闪失。不仅我不自在，其他人也不自在。为此，我一度还借着酒劲动手教训过她几次，可妻还是那么执着。结果邀我喝酒的人越来越少，我的酒量也越来越小。妻说，她不反对我喝酒，但反对我滥喝。只要你到我家里来，你会看到我妻给我准备的一个她亲自划上刻度的玻璃杯，那就是我的酒量。我长年拿它喝酒，到了冬天，尤其想喝点酒暖暖身子。现在，我越来越感受到我的酒量有“线”，妻的爱心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