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到年边，见得最多的，就是母亲和姐姐没日没夜地赶着给家里的人一人赶制一双新鞋。下雪了，没有火烤，母亲就和姐姐坐在床上，纳她们的鞋底。见我无事可做，便也叫我坐到床上，她们一边纳鞋，一边要我把在学校里学的歌唱给她们听，唱完后，母亲就会给我和姐姐讲故事。
　　
　　母亲说：“从前有个傻子，有天他母亲病了，想吃猪肚子，就叫傻子上街去给她买个猪肚子。傻子怕忘记，便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念着：肚子、肚子、肚子......走着走着，前面有个大沟，傻子一使劲，“嘿！”地一声就跳了过去，哪知他这一跳，就记住了“嘿”，忘记了“肚子”。来到菜市场，站在卖肉的辅位上，人家问他要买什么，他说买“嘿”，再问他，他又说买“嘿”。如此走了两家，卖肉的也不知他到底要买什么。来到第三家，卖肉的问他两遍，他照样说是买“嘿”。卖肉的火了，就向他骂道：“你就知道‘嘿’、‘嘿’，嘿你妈个肚子！傻子被他一骂，突然想了起来，就对卖肉的说道“嘿！我就是来买肚子！”母亲讲完，我和姐姐歪在床上，乐得哈哈大笑。
　　
　　家里差几个装菜的大碗，母亲喊哥哥起来，叫他上街去买几个碗回来，哥哥要睡懒觉，不起来。亲无奈，只好在头上包了块围巾，手里提个竹蓝，自己上街去了。
　　
　　那时没有自行车，人们到哪儿都要靠步行。街上离家远，一个来回要几个小时。回来后，母亲就给我们讲，今天好造业哟。我问怎么了，母亲说，那么大的雪，下河堤时，我怕摔跤，不敢站着走，只好蹲下来，把蓝子放在雪地上，一只手拉着，另一只手扶在雪地上，一步一步顺着斜坡往下滑，别人见我这样，也跟着我学，一个个乌龟似的慢慢地滑到了渡口，安安全全地过了河，没想到我今天还成了人家学习的楷模。
　　
　　年年三十，家家都要在自家的门上、庭院里贴上一些鲜红的对联。有年我闲着无事，从朋友处借了一本怎样写毛笔的书来，在家里照着练习，哥哥说我练字耽误了做事，威胁我说要把我的书和笔扔进灶堂里，吓得我再也不敢写。三十那天，哥哥说你一天到晚没事就在那儿写呀写呀的，现在要写春联了，你就来写吧。
　　
　　弟弟从小卖部里给我买来红纸、墨水和毛笔，我把红纸用剪刀裁成一张张的长条，借来一本写春联的书，从里面挑了几副我觉得好的对联，就在红纸上写了起来。写完后，家人拿起一看，只见那些横、竖、撇、捺组合起来的汉字，看起来还真象那么回事。接下来几年里，家里的春联都是由我来写，再没去求过别人，乡里人见了我写的春联，都纷纷对我竖起了他们的大拇指。
　　
　　初一那天，村里的人就会三五成群地结伴去给大家拜年。不管平时有仇的、还是有怨的，大家一拜年，各种吉祥的话语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即便平日里有再大的怨和仇，也会在这美好的祝福声中，倾刻间化为乌有，在这亲切的一问一答里，大家又成了和眭可亲的好邻居好朋友。
　　
　　那时没有电视，新年里人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在一起打打纸牌，或是聚在一起小闹小赌。但是大队部里的人时常会来巡查抓赌。有次人们正在一户人家小打小闹，户主站在门外不远的地方给大家放风。大队部来了几个人，问他你们村里哪儿有没有赌博的。那户主以为是外村的人来参赌的，对那几个人连声说有，就在我家。结果，那户主稀里糊涂地就给那几个人当了向导，一屋子参赌的人刚好被抓个正着。巡查人员让大家把穿在外面的衣物脱下，一个个老老实实地站在屋子的中央，被寒冷的空气冻得直打哆嗦。人们的赌资全部被巡查人员没收，有些人还被大队部带去关了两天，这事后来成了远近乡里人传说了好久的笑话。
　　
　　而小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在一队一队前来村里划龙船的队伍后面，从一家到另一家跟着龙船看热闹。说是龙船，其实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站在一艘纸糊的龙船里，小孩身上穿了大红的衣裤，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脂粉，头上扎了一块大红头巾，腰上挎了龙船，在几个同样装束大人的族拥下，在一阵阵有节奏的“咚鼓隆咚锵”的锣鼓声里，不时玩出一些划龙船的花样，唱着一些新年吉祥的话语，一家一家地到处讨要新年的祝福。主人为了图个吉利，往往会给他们一些小钱作为喜庆的打发。新年就在这一阵阵的锣鼓声里慢慢地过去了。
　　
　　随着岁月的渐长，社会的发展，离开故乡十多年后，在异地他乡我再不曾见过故乡那种浓浓的年味。如今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像我们那时一样希望过年能穿上一件漂亮的新衣裳，或是吃上几块甜甜的芝麻糖。然而，那种远去的浓浓的年味，却一直装在我的心里，在每一年的年边，它就会引起我对那些逝去时光的美好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