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吃酒，在桌上遇到一中年男人，五十多岁，我落座后，感觉他不停地对我张望，似乎有话对我说，我也看了他几眼，感觉好像在哪见过，但叫不出名字。参加工作多年，见过的人确实不少，叫不出名字也很正常，所以我也就没有多在意。席间，他敬了我两次酒，我也客气地道了谢。吃完饭，我匆匆地向外走出去，只想早回办公室休息，当我跨出酒店大门的时候，仿佛听见有人在叫我，我回过头，原来是同桌的那中年男人。我笑了笑，“是叫我吗？”他紧走几步，怯怯地露出白牙，“是的，不认的我了吧？”我给他递了一支烟，他双手接过，谦恭的脸上又露出了白牙。“我是老五家的呀！”我苦笑地摇了摇头，他急了，“襄阳街，面粉厂宿舍的老五。”我好像记起了点什么，他又提醒道“你还坐过我一次车呢”。我想起来了，他是老五家的女婿，比我大几岁，以前在面条厂工作。我握着他的手，“原来是你呀，黑皮（他小时候的小名），现在搞么的？”“我现在开出租呢，你还记的我的浑名啊”。我帮他给烟点上火，“怎么不记的呢？不过我一直没有回襄阳街看看了，现在不存在了吧？”他狠狠地吸了口烟，脸上有点失落地说：“还有么的襄阳街呀？街拆了，人也散了。”
　　
　　小时侯我住在文化路，正处在五完小斜坡与大堤闸门之间，出了闸门就是襄阳街。我家和十多户邻居住在一排“板壁房”里，屋后就是面粉厂两层楼的红砖宿舍，屋门前是一条柏油路，路对面也是一排“板壁房”，还有一家专门做木雕刻的作坊。闸门外的襄阳街是最热闹的地方，虽然路不长，只有二百来米，但饭馆、茶馆、理发店、煤店、小人书摊、铁匠铺、杂货店等各种店铺应有尽有，还有汽车站和船码头。每当轮渡船到岸或者是班车到站，便是一片嘈杂声，人们都是行色匆匆地上下船或汽车，各自而去。家门前的那条柏油路是我儿时快乐的路。柏油路面不宽，偶尔只有开往窑坡和新洲的班车经过，后来附近湘澧盐矿运盐的运输车辆要开往河码头，路上的车辆才多了起来。不过，这不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兴致。我们这些孩子一放学，便成群结帮的上了马路，有滚铁环的，有跳皮筋的，有跳“房子”的、有捉迷藏的，各种游戏都是孩子们喜欢的，疯玩，疯跑，疯闹，玩的大汗淋漓，直到天快黑了，家家户户的大人就扯起嗓子，此起彼伏地喊着自己的孩子回家吃饭，间或有几句大人“砍脑壳的”、“剁八块的”责骂孩子的吵闹声。当时大家关系很融洽，谁家烧个红烧肉，整排“板壁屋”都闻得到，几乎无秘密可言，邻里之间串门蹭饭是常事，邻里闹意见，当面锣对面鼓，直截了当一句话就过去了。记忆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小人书了，每逢星期日，我都要缠着找母亲拿上几分钱或是一角钱，跑到襄阳街小人书摊去看书，一看就是大半天，经常忘记了回家吃饭，有好几次都是被母亲揪着耳朵回家。年龄稍大后就不再看小人书了，就缠着、磨着找比我大的邻居“哥哥”、“姐姐”要小说看，那些“哥哥”“姐姐”也不为难我，只是很小心地把书交到我手里，叮嘱我不要被人看见，不要弄丢了。整个初中，我是课堂上看、吃饭的时候看、上厕所也看，有时候因为还书的时间比较急，就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以至于两个表哥笑话我是“书呆子”。《红日》、《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等“毒草”小说就是在那个时期看完的。
　　
　　夏日的夜晚最让人难忘。由于居住的房子小，家里人口多，也没有风扇、空调，所以吃完饭，家家户户都搬出藤椅、竹床、竹席来纳凉，像开会似的。路灯下，马路边上，到处是纳凉的人们。出来晚了，都赶不上好地头。男人们都光着膀子，借着路灯的光亮，地上铺张席子，摆上扑克或是象棋，拿个矮板凳，围坐在四周，就在马路上开始了快乐的“征战”。来晚的就只有观看的份了，或拿个矮板凳坐在旁边，或站着观看，也可以消遣一晚上。马路边上聚集的都是老年人、妇女和孩子，铺着凉席，拿着蒲扇，席地而坐，纳凉谈天。家里有婴儿的也抱出来了，孩子在席子上有的玩耍，有的酣睡，大人们在旁边扇着扇子，赶着蚊蝇。最快乐的当属我们这帮半大小孩了，围着纳凉的人们追逐打闹，穿梭似的，欢笑声，嬉闹声不绝于耳，孩子们疯闹的差不多了，就缠着大人要听故事。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大人们讲的故事确实不精彩，更没有什么“天仙配”、“牛郎织女”的故事，倒是有几则鬼怪故事把我们这些孩子吓的不轻。记的有天晚上，我听了邻居“周小嗲”讲的鬼怪故事，心里吓的“砰砰”直跳地去上马路另一边的厕所，脑子里满是赤面獠牙的鬼怪形象，我慌里慌张地正从厕所里出来，猛抬头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影悄无声息地飘在我面前，我惊惧地叫了一声，人影发了声“叫么的”？我再定晴一看，原来是隔壁的“钱大嗲”也来上厕所，回到家里，我一头钻进被窝，还扪着自己的心跳。
　　
　　邻居间最热闹的事情当然是婚礼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屋后面粉厂宿舍的一对新人要结婚了，我们这些孩子根本就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反正跟着大人凑热闹。吃完晚饭，我们这些孩子就跟着大人去看热闹。新房设在一间单间房里，挨着墙壁的是一张书桌，书桌上方张贴着毛主席画像，画像两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对联，书桌正中安放着毛主席的石膏像，右边整齐地摆放着《毛泽东选集》，左边就是两个暖水瓶和一套水杯。房子当中还是一张大桌子，大桌子上铺着红纸，糖果盘、豌豆盘、瓜子盘就放在上面。靠里的是张“荷花床”，床上叠放着几床崭新的被子。新郎倌和新娘穿着新做的蓝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一脸笑容地给客人发放着糖果和瓜子。结婚仪式开始后，首先是新郎新娘共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再拜客人，最后才是夫妻对拜。客人强烈要求新郎新娘坦白“恋爱经过”，新郎新娘交代完“恋爱过程”，客人们就要求他们表演节目，新郎操起二胡，新娘亮开嗓子，唱了几段《红灯记》李铁梅选段，客人不时回以热烈地掌声。为了看清新郎和新娘的表演，我使劲地往客人前面钻，结果在头顶遭了父亲一“丁吧”，我咧开嘴，跑出新房，和小伙伴们比谁的糖果纸好看去了。闹完新房，有几个大人开玩笑地要我们这些孩子去“听房”，我们还没有走到新房窗下，就被大人一个个地揪着回了家。
　　
　　要说人世间最纯洁的友情莫过于发小间的友情了。那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年龄都差不多，谁有什么好玩具、谁有好看的小人书、谁的力气大、谁的成绩好，都十分清楚。只要星期日不上课，小伙伴们就相邀去“抓特务”、打土仗、放风筝、捉迷藏、摸鱼塘，或者是欺负女孩子，常常是把自己弄的灰土灰脸地回到家。在小伙伴中，我最骄傲地是做“橡皮枪”了，因为当时我妈在邮电局工作，维修电话线的工人常把铁丝、电线暂放我家，所以我就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先用铁锤把铁丝打直，然后仿照着手枪的外形用钳子把铁丝弯好，再装上橡皮筋，一把“橡皮枪”就完成了，如果要想做的更漂亮些，那就用彩色塑料丝把“橡皮枪”缠好。有好几个小伙伴的“橡皮枪”都是我做好了送给他们的。上学去的时候，腰里插上“橡皮枪”，口袋里再带上一些“纸弹”，仿佛自己成了“将军”一般，神气十足。隔壁的“兵伢”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所以叫“兵伢”，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兵的父亲。他个头不高，长的比较文静，我和他上学一个班，成绩也差不多，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就是打架，也是我们两个一起上。记得我们上小学四年级时，放学回家路上看见有高年级的学生欺负“兵伢”的妹妹，当许多同学惊恐万状但又不敢相助时，我们两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二话没说便扑了上去，立马和高年级的学生对打起来，虽然我们被打的鼻青眼肿，但我们始终没有后退。稍大一点后，我和他都喜欢上了篮球，可我们家都没有，于是，我和他便日夜策划怎样搞到篮球。一天我和他一起到附近的“澧县一中”去玩（澧县一中一直建在津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搬走），澧县一中的学生正上体育课打篮球，我和“兵伢”也凑了上去，和他们一起打球，有一个篮球滚到球场旁边的一条水沟里去了，没有人去拣，我和“兵伢”相互会了下眼睛，便留上了心。等澧县一中的学生下了课，我和“兵伢”拣起水沟里的篮球就往校外跑，可惜还没出校门，就被澧县一中的老师和学生抓在现场。我们垂头丧气地写出了深刻检查，彼此保证不告诉自己的家长，这才灰溜溜地回家。自从这事以后，我一看见篮球就有点发沭，以至于渐渐地离篮球远了。
　　
　　日子就像一条刚解冻的河流，带着刺痛的冰渣，不经意地向远方流去。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由青涩的小毛孩步入了天命之年，当初我住的地方，如今已是金鱼岭大道下的一个小角落；曾经热闹的襄阳街，也因澧水南岸拓宽工程而荡然无存。但老街的画面从不曾在我脑海里消散，那留存我幼时温馨、美好回忆的老街，像所有历经的斑斓，成了我心灵深处无法抹去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