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直先生设计的中山纪念堂，是广州的地标建筑，二九年动工，三一年竣工。几次过门而未入，八月上旬天最热的时候，才专门去了一趟。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其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做到。他值得我丢掉所有的俗事，专程拜谒。
　　
　　这次同样不是为了写什么狗屁游记，不要想我会介绍堂外美景和堂内设施。如果非要分享我的游趣，我只好无奈的告诉大家，不收钱的绿荫草地别处也有，收票的展览厅只摆了一部连环画册，足有上千米。而我站在烈日下的铜像前面，静静的流着汗抽了一支香烟。眼前烟雾缭绕的缤纷画面，却只是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的，剪切复制不到英特网上面。
　　
　　我虽然是个小人物，但眼界却很开阔。在生活里我还没有发现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在历史的星空下，我同样没有发现十全十美和大奸大恶。所有人都在社会染缸侵泡了一生，当爬进棺材里睡觉时，早染得浑身上下色彩斑斓，有红有白也有黑。
　　
　　中山先生晚年的活动主要在广州，临近逝世前，还把两广建成了大革命的策源地。这场大革命给后世留下了什么？这就是我要搞明白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自由平等博爱满天飞，把世界搅成了一锅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权威扫地，庶民站起，好些大人物开起了生意兴隆的作料铺，只要在网上一开口，后面就涌上几十万来打酱油的。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摧枯拉朽，把北洋军阀和其主掌的北京政府送进了坟墓，它的余波一直荡漾到了今天。大革命队伍中的两个派别，因为对革命的手段和目的产生了分歧，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一个暂时失败了，一个暂时成功了，却同时认识到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才有了多次惨烈的内战，才有了上亿人死于非命，才有了台海两岸至今的分裂，才有了孤悬海外的领土沦落他人之手。
　　
　　不要设想中山先生多活二三十年，国家就会一片清平。
　　
　　不会。
　　
　　主张议会斗争的宋教仁遇刺身亡了，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被逼造反了。辛亥年间跃马挥刀的黄克强，已经认识到仅靠流血救不了中国，却又因病去世了。早期呼吁建立湖南共和国的现政权领袖，也改弦易辙，和北大与时俱进的两个教授一道，已经做起了推翻旧世界的准备。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新学说不断涌入的国家，最需要铁血人物。铁血人物救得了时局，却救不了宪政，只会把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推到遥遥的无限期。
　　
　　中山先生幸而早逝，国父的帽子戴上就取不下来了。若他能活个七老八十的，历史还真不知道怎么摆弄他。要知道，中山先生一生迷信武力，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比中正先生强不了多少。从国共合作的第一天起，他就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笼子，把合作者关在笼子里活动。虽然这个笼子很大，但是关不了一个政党的勃勃野心，更关不了下一场土地革命的砰砰有力的脚步声。冲出囚笼是必然的，反目为仇也是必然的。根本不承认中国有阶级斗争的他，难道能容忍一部分农民把另一部分农民往死里整的农民的运动吗？
　　
　　我仰望着高大的铜像，心想，无论怎样，他一生为了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值得后人铭记。虽然他曾经想把东三省送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政府对反满革命的支持；虽然他把幽灵一样游荡的共产主义请进南方政府，以换取苏俄对北伐战争的援助，但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国民革命和贫穷落后的同胞。他的做法，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功过相抵，那是历史学家探讨的事，我不想抢他们的饭碗，不予评论。
　　
　　革命，是一朵芬芳四溢的妖冶花儿，就是需要太多的血液灌溉。现代世界上的人们，谁都喜欢它，在进行任何一场社会变革时，都爱把它摆在前面装潢门面。比如文化革命、民柬革命、玫瑰革命、伊斯兰革命等。好像有了它，一切杀戮和牺牲都有了合法性和正义性，一切新产生的不平等也都有了必然合理的依据。可惜人们并不知晓，当革命之花坐果成熟后，究竟是像预期的那么甘甜可口呢，还是意想不到的五味俱存？
　　
　　女儿一家坐在空调车里等我，他们才不关心这些侏罗纪的事情。尽管他们今天生活在强者为王的商业丛林法则里，但对恐龙之外的人间喜剧一向无动于衷。她问我，大元帅府还去吗？
　　
　　我摇摇头。我怕那些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的往事，把我的脑袋搅得更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