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之四十
　　1963年9月2日，我考入的保定市第五中学开学，我被分到了36班。我小学的同班同学程同学、农同学也分到了36班。初一新生班还有37、38、39班3个班。我小学的一位不同班的殷姓同学分到了37班。
　　除了程同学和农同学，班里我最先认识的同学是石同学，因为他是班长。他在我们班年龄最大，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他被指定为班长的原因之一。班长人很好，不仅能和大伙儿说到一块儿，玩儿到一块儿，还处处维护大伙儿，有长兄之风。他爱给大家讲一些农村的故事，听着都很有意思。有时也讲“坏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他父亲是保定老调剧团的演员，唱旦角，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他有时也会弄兰花指。他也能唱老调，每次班里搞联欢会他都要唱上一段儿，多数是《潘杨讼》里的唱段儿，唱的最多的是寇准的“两条龙相斗我在当中”。
　　班里的同学熟悉之后，就相互起外号，人们也给班长弄了一个，叫他“大洋马”。因为他个子高，走路有点儿甩脚，而马走路时要甩蹄儿，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
　　班长对他的同桌杨同学非常推崇，说他有学问，不但会背古诗，还会背古文。我很想见识杨同学的学问，就求他背几段，可他说什么都不肯。人们说这是真人不露相。不过，他知道的东西就是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都能说出个条条道道来。我喜欢听他白活，就整天跟他摽在一起，还去过他家。
　　杨同学属鼠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是“耗子”。后来37班、38班、39班都有同学外号叫“耗子”，为防止混淆，他的外号中又加上了他的姓。
　　杨同学个子高，较胖，很有力气。记得我们搬入新建的教学楼之后，他说他能推断楼上走廊的护栏。那护栏看着确实单薄，但还是没人相信他有那么大的力气。他为了让人们信服，还真的推了一把。他双手抵住护栏，腿成弓步，大喝了一声：“嗨！”，就全力推出，可护栏没断，他后脚上的鞋帮儿却“嘶”地一声裂了口儿。这戏剧性的一幕，逗得大伙前仰后合。他很尴尬，说以后换了鞋再推。
　　杨同学家住在东升街，比我离学校还远。我们这些离学校远的，下午放学后一般都不回家。因为中学不但早上有早自习，晚上还有晚自习。晚自习是晚7点上课，家远的孩子回去吃饭就可能迟到，所以放学后就在学校玩儿，等上完晚自习再回去吃饭。
　　晚自习前这段儿时间，我除了和班长、杨同学一块儿玩儿，还经常和其他同学一起钻到小树丛里去打牌、下棋。
　　我们学校的西边是民房，民房的地面比我们学校高出一米多（我猜着是为了抵御水灾垫起来的），这样民房边上就都有一米多高两米来宽的土坡。坡上长满小树丛，钻到里边玩儿谁也影响不到，不用担心爱学习的同学告状。我们在里边主要是打扑克、下象棋、下军棋。和我一起玩儿的最多是申同学和石同学。
　　我猜着申同学是1950年出生的，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庚寅二字，而1950年是庚寅年。申同学眼神不好，体检时确认视力为0.2，于是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零点二”。申同学性情随和，处事低调，我挺愿意跟他玩儿。
　　石同学家住双井胡同，离我们学校很近，可他也不回家吃饭，不知是家里没人做饭，还是贪玩不回去。石同学的嘴有一点儿凸，有人便把上英语课时学的单词“fox”（狐狸），作为外号送给了石同学。石同学爱笑，也爱逗，跟他在一起玩儿也是很快乐的。
　　我们在一起下棋都觉得自己棋艺不错，谁也不服谁，所以就天天较量。直到班里流行打乒乓球之后，我们才不再较量棋艺，而改为较量球艺。
　　上初二下半学期的时间，我迷上了无线电，一位姓李的小个子同学就跟我吹嘘，他的好友梁同学的哥哥搞无线电特棒，梁同学也懂。我立即向梁同学请教。梁同学便带我去他们家观摩。他家住在我们学校的南边，离学校非常近。他让我看了他哥哥安装的收音机，还借给我一个全铝壳的单只听筒。
　　我对梁同学非常佩服，这倒不是因为他懂无线电，而是因为他会做熏田鸡。此事也是李同学给我讲的。他说，梁同学的父亲就卖熏田鸡，梁同学和他的哥哥、弟弟都帮着捉青蛙，帮着加工。他们家做的熏田鸡小有名气，可好卖了。他还说，梁同学兄弟捉青蛙都是晚上去，打着大号手电，手电照到青蛙之后，青蛙就一动不动，等着你拿。他们出去一次就能捉半口袋。
　　一次，我去梁同学家还真的看到了正要熏的田鸡，一口大锅里放着锯末，锅上架着铁篦子，铁篦子上是穿好的田鸡。那竹签很长，穿在上面的田鸡已剥得只剩肉，盘在一起成了一团，整体看着像大号的糖葫芦。感觉着扣上笼屉点火就能熏了。
　　我虽没有看到过梁同学家的田鸡成品，但见过街上卖的，都熏成棕红色，闻着味道不错，不过我一次也没有吃过。我上小学时曾和程同学一起煮过青蛙，那效果没法和熏田鸡相比，所以我对梁同学有这手绝活还是很佩服的。
　　由于他家离学校最近，经常有好多同学去他家玩儿，跟打狼的似的，可他老父亲从不轰我们。不过他是最先离开我们班的，文化大革命不上课之后，我们都忙着串联，他却上了班。去的是保定第一棉纺厂，那时他应该只有16岁。
　　我们班里起外号成风，你没外号别人就不舒服，怎么也得千方百计地给送一个，于是人人都有外号。这位小个子李同学的外号是“老臊儿”。缘由是他上了小学还尿炕。听说，她母亲到处给他讨偏方，其中有一个偏方是，烙好葱花饼放在他褥子下边，等他尿过之后再让他吃。当然，这不能告诉本人，不然就吃不下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反正上中学时他肯定不尿炕了。至于梁同学，肯定也有外号，就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大概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中学运动会的400米赛跑，也因此交了一位名叫虎的朋友。那次比赛是预选赛，还是中学的分片比赛记不清了，反正是不用考核，报名就能参加。我报了400米，他也报了400米，我们俩经常一起练习，也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他在班里朋友不多，因为他有个外号叫“老肝”。他的外号是与申同学那个“零点二”的外号一起获得的。那次体检时大夫要用手摸一摸肝脏，摸到他的时候说他的肝大，还给写在了体检表上。同学们就说他是肝炎，会传染，不敢和他接近，还给他起了个“老肝”的外号。我没那么多顾虑，自从一起练跑步之后，就经常一起玩儿，大串联都是与他结伴而行的。
　　这个时期，班里调入一位叫旺的同学，人们就叫他“老旺儿”。他一到班上，人们就对他刮目相看，因为听说他父亲是武汉军区的大军官，是由于战备顾不上照顾他，才把他安排到保定的伯伯家里。他是我们唯一属免的，年龄最小，可他学习一点儿不差，到了班里后就跻身好学生之列。
　　旺同学不但学习好，长得也好，还会打篮球，而且人品好，能跟同学玩儿到一块儿，很快他就和我成了朋友，并进入了男生经常在一起玩儿的那个小圈子。我们班有二十四五个男生，经常凑在一起玩儿的有十来个人，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基本就进入了班里的“主流社会”。我曾去过他家。他家也住在双井胡同，与我们班一位姓杨的女同学住一个院儿。1969年我去了兵团，1970年他参了军。1974年3月底时，他到保定探望伯父，我正好在保定培训，我们见了面。分别时互留了通信地址，他留的地址是四川省崇庆县7860-51分队。
　　上初三的时候，我又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崔同学。我和他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同病相怜。我俩都是入团积极分子，都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未能入团。我的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他的父亲则参加过三青团。他的父亲在生物制药厂工作，据他说，他的父亲很积极的，不仅热心厂里的科研工作，还经常给报纸写科普的稿件。他还邀请我去他家看他父亲的那些见报稿件。
　　他家住在生物制药厂的宿舍，离市里可远了。他是班里少数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之一。与我一起去他家的是一位名叫型的同学。型同学是崔同学的好朋友，我和崔同学交了朋友之后，也与型同学成了好朋友。型同学家住物探公司，住的是楼房，楼梯是木头的，楼板也是木头的，走在上面“咚咚”响，也不知住楼下的人怎么忍受这长年的噪音。
　　我和型同学向北走了很长时间才到崔同学的家。崔同学立即拿出他父亲发的稿子让我们看，稿子都贴在一本杂志上，把杂志撑得厚了不少。我翻了翻，发现稿件涉及好多方面的科学知识，觉得他父亲知识好渊博呦。另外，他们家还养了两只小白鼠，白鼠的笼子做得很巧妙，不但有楼上楼下，还有转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雪白的毛，红眼睛，粉尾巴，像迷你小白兔。它们能把转轮推转，看着真可爱，心想我要养两只多好。
　　崔同学在我们班很要求进步，被选为小组长。当了小组长后他特别认真，事事都管，而他个子又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干部”。虽然因为父亲的问题入不了团，受到打击，可他很坚强，依然积极如初。
　　型同学也很要求进步，但做事低调，所以在班里不显山不显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迷上了毛主席诗词，他借给我一本，是他父亲的，大字竖排版，没有标点，繁体字。我一首一首地抄，还试着给词断句，费老鼻子劲了，还是多数都没整明白。型同学的父亲在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应用地球物理工程公司这样的科技单位上班，还能读没有标点的毛主席诗词，还没有历史问题，我感觉比崔同学的父亲还牛。
　　由于我是入团积极分子，和团员同学接触得也就多了，当时班里的男生团员除了石班长，还有邵同学。他大概是初二时入的团。他是我们第一个在教室吹笛子的人，虽然也是刚学不久，没有我小学同学大徐吹得好，但不知怎么就触动了我，我也跟母亲磨着要了7角钱，买了支笛子，偷偷在家练。我不让他知道，但目标却瞄着他，一心要比他吹得好。可我和他交上朋友的时候，他却不怎么吹了，也不知练到了什么程度。
　　他是我们班的住宿生。我们学校在东边小院里安排了一些学生宿舍，家特别远的同学可以住校。学校对住宿生管理严格，有专门的管理员管理他们。夏天时午休我们可以不睡觉，去玩儿，去游泳，他们得老老实实地睡觉。不睡觉偷着出来玩儿，就可能被抓现行。记得学校曾在下午上课前的大喇叭广播中广播：“邵某某同学，午休不睡觉，出来偷葡萄，严重违纪。”原来，他睡不着就出来溜达，看到小院的葡萄都熟了，就想摘两颗尝鲜，没想到让偷偷监视的管理员看到了。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入团，他家庭出身是工人，苗红根正，本人也积极上进，偶尔犯个小错也不算什么。
　　邵同学也有外号，因为他后脑勺稍大，人们就叫他“邵梆子”。后来又叫“四九梆子”，好像与女同学有关，但具体怎么回事已记不起来了。
　　我们班住校的同学共有3位，除了他，还有一位叫伟的同学，一位姓朱的同学。
　　伟同学和邵同学的家长都是保定惠阳机械厂的职工，而惠阳厂是生产飞机螺旋桨的军工厂，是小三线企业，建在了满城的深山，他们不可能走读，只能住校。住校要有不小的花费，当时觉得能住校的同学，家族经济条件肯定不错。
　　伟同学，个子不高，肢体粗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日本”。他的家庭出身也不错，是工人，但本人有点儿调皮，所以没有被班长他们划入“积极进步”行列，到闹“红卫兵”的时候，他才彻底扬眉吐气。
　　朱同学是后调入的，瘦高的个子，近视眼，一口京腔，印象中是从北京转过来的。和他接触不多，只记住了有关他的几件小事。一是敢用手从煤球炉子中拿出红煤球儿。他们住宿生都在学校食堂就餐，由于定量，经常吃不饱。一次他们几个打赌，谁用手从火炉中拿出红煤球，谁赢一个馒头。朱同学为了这个馒头，真的从炉火中拿出了红煤球。二是，他说美国人的生活比中国人的生活好，还唱“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飞到美国吃面包啊!”现在这么说当然没问题，当官的还把老婆孩子往美国送呢，可当时不行，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我觉得他有点儿另类。三是，说他的拳头是“金钢拳”，能砸碎砖头，可他并没有砸过。文化大革命前，他调走了，不知去了哪个学校。
　　在朱同学转入之后，我们班又有姓汪的男同学、叫葆的男同学、叫平的女同学、叫娜的女同学，先后转入，他们都来自京津二市。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因为战备疏散人口才来的，后来从有关资料得知，1965年8月至1966年4月，保定市曾开始过京津家属迁保工作，共有72个中央、省驻保单位的339户、1058人迁入保定市，其中有421名中小学生，他们也有可能是因此而来的。另外我还觉得，天津的学生到保定也可能与河北省省会迁回保定有关。1958年时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河北省的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1966年1月天津市又改为中央直辖市，4月河北省省会又从迁回保定。他们中也许有省直单位干部职工的子女。
　　我和他们之中的汪同学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胖乎乎的，戴眼镜，有点儿像电影《小兵张嘎》中的翻译官，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胖翻译”。汪同学是由天津转来的，说话天津味特重，还有意思，人们都愿意听他白活，他很快就融入了我们经常抱团一起玩儿的那个圈子。汪同学家就在我们学校对面的排子房工厂宿舍，他经常带着一帮一伙的同学去家里玩儿。
　　那时候照相机是稀缺的玩意儿，只有特潮的人才玩儿，汪同学家就有一台，有时他就带我们一帮人去照相。由于玩儿照相是烧钱的事，胶卷、相纸、药水都得花钱买，所以这项活动并不能经常举行，一旦举行大伙就兴奋得不得了。那时到底照了多少照片已没有印象，我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张我们在古莲花池的合影。
　　他听说我喜欢画画之后，还送给我十几张画片。那画片与明信片差不多，上面印着名人画的扇面，有吴伯年的，有齐白石的，有余樾园的，有张志鱼的，有溥靖秋的……这在同学间已算是很重的礼物了，尤其对我这喜欢画画的，简直是如获至宝。
　　葆同学是从北京转来的，平同学是从天津转来的，我凭他们的口音就能确认。而娜同学说普通话，所以我没记住她是哪儿的人。
　　葆同学跟班里同学说，他有海陆空战棋，特别有意思。我们只玩儿过军棋，没人玩儿过带飞机、军舰的，都想见识见识，就跟着他去家里看。他家好像在和平里一带，离学校不太远，住的是一个大院中的北房。他把战棋拿出来，大伙都围着看，棋盘上除了有铁道，还有海和机场。他给大伙儿讲了半天规则，也没人完全明白。最后我们只看了个新鲜，一盘也没下。
　　他转到班里后不久，学校让我们照初中毕业证的照片。我照好后葆同学非要看，我就给了他。他看后评论说“油头滑脑”，气得我够戗，就不怎么跟他玩儿了。
　　升入初中之后，男女生虽然也说话，但亲密了还是会被人起哄。有位姓耿的男同生与同桌的女同学关系不错，就被同学们说成是“媳妇迷”，还给他起了个“老迷子”的外号。所以我基本不主动与女同学交往，说更别说交朋友了。可初二下半学期时，有位女生偷偷在我书桌里放我想看的无线电的书，竟被同学知晓，我也遭到起哄。此事说来话长，只能以后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