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淳熙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178年，史浩东山再起，再度为相之后，他极力地向朝廷推荐了朱熹。朝廷于是派朱熹出任南康府知军（即今天的江西星子）。朱熹初时，是屡辞不属，后迫于朝廷的压力，才于翌年到任。朱熹刚上任不久，南康府一带就发生了很大的灾荒，朱熹便给朝廷上疏，要求减免南康一带的赋税并开仓济民。同时，还请求朝廷要着力兴修长江大堤，一方面要解决长江大堤久未修筑维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雇用饥民来做工，借此解决饥民们缺少粮食的那个大问题，这样的话，既帮饥民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广大饥民的就业问题，因此，他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饥民的无比称赞。
　　
　　朱熹在出任“知南康军”一职之后，尽管是重入仕途，但是他却未忘记自己是一个学者的身份。朱熹在公务之余，深入到唐代李渤隐居在庐山的旧址，白鹿洞书院遗址去察看，察看过后，朱熹这个智者大儒，面对残破的山河，虽然是身在半轮如血的残阳里，他也要尽去颓废，力倡理学，拼全力复兴白鹿洞书院的规制，亲自担任洞主，置学田、编课程、订学规、聚图书、聘大师，并将书院的情况向朝廷报告，恳请朝廷拨专款重修白鹿洞书院，用来进行讲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动手制定了一整套的学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科目”来开展教学活动。
　　
　　朱熹在重开白鹿洞书院之初，曾经在任上发出过这样一道榜文，《知南康榜文》：“本军。土瘠民稀，役烦税重，民力日困，深可哀怜。今管下士人，父老僧道，军民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源，次第合作。如何处置，可以宽恤，并请仔细开具着实事状，不拘早晚，赴军披陈。切待面加询问，多方措置。庶几户口岁增，家给人足。”号召治下民众，随时都可以来到知军府交流和探讨学问和修身之良策，向民众宣明读书、教化的重要性。
　　
　　此榜文一出，便立即引起了南康本府辖属的都昌文士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等人的重视。他们先后带着自己的论著与学术疑难来找朱熹，谦恭地要拜朱熹为师，向他请教学问，或者是直接来白鹿洞书院读书，接受朱子的教诲。
　　
　　冯椅曾经手执自己解读的经书前往拜见朱熹，并自动行了朱门正修弟子礼。冯椅的诚挚心意感动了朱子，朱熹不肯以师礼受之，坚持要以朋友之礼相待。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相互切磋，领悟经义，探讨治学之道，并共同提出了“注疏经书，考证古籍”的读书主张。朱熹曾经在读过冯椅的某些著作之后，给冯椅写了一封信：“某衰晚，疾病待尽，朝夕无足言者。细读来示，备详别后进学不倦之意。世间万事，须臾变灭，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
　　
　　死为究竟法耳？余正文、博学、强志，亦不易得。礼书中间商量多未合处，近方见其成编，此旧无甚改，易所谓独至无取者，诚然，然渠亦岂容它人之取也。
　　
　　此间所集诸家杂说，未能如彼之好，然仪礼、正经，断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颇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时下得书，讲论精密，诚可嘉尚。李敬子坚苦有志，尤不易得。近与诸人皆已归，只有建昌二吕在此，早晚讲论，粗有条理，足慰岺寂也。”
　　
　　从朱熹在信中说到的“世间万事，须臾变灭，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而已”这段话来看，朱熹与冯椅之间的交流是放在平等的立场上的，而态度是诚恳与真挚的，一点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师尊味道。
　　
　　朱熹同时还在信中提到了冯椅的同乡黄商伯（黄灏）近来写的一本书“商伯时下得书，讲论精密，诚可嘉尚”。告诉冯椅说，你可以看看他的书，在一起就近切磋学问，提高自己。
　　
　　黄灏，字商伯，南康府都昌县人。幼时敏悟强记，肄业于荆山僧舍三年，后入太学，擢进士第。朱熹知南康军时，经常伴随朱熹出游而自称为弟子，质疑问难于朱熹左右，常自言“不敢轻为人师”。朱熹便告诉他说“以所知语人可也。”因此，黄灏每与朋友在一起讲学时，遇到了有疑问的地方，就先放在那里，过后，就必然要手持书本，亲身往来鄱阳湖上，行走于庐山的石泉之间，不管是风雨霜雪，他都要到白鹿洞书院去向朱熹讨教，借以来解除心头上的疑惑。即使是在黄灏辞官归里之后，他也一刻都没有放松学习。黄灏还会不定期地去到朱熹远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之中，去聆听朱熹的教诲，跟着朱熹一起研究学问，他一心要从朱熹那里接过传播理学的重任。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朱熹的《答冯奇之椅书》一文中读得出来。
　　
　　彭蠡，字师范，号梅坡。在家庭的薰陶下，他是从小刻苦攻读，并且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涉猎多科，大凡诗文、音乐、书法等，尤其对乐律研究颇有造诣。朱熹知南康军时，彭蠡经常慕名从游在朱熹身侧，或是泛舟于鄱阳湖上，或是畅游匡庐山中，每日里诗词唱和，相聚相交甚欢。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建成后，聘请彭蠡为白鹿洞书院的经谕，负责讲解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和《西铭》。彭蠡在白鹿洞书院教授时，经常在与朱子释难问答时，总能够辨析疑义、见解精僻，因此，彭蠡的才学深得朱子的赏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彭蠡不光是朱子的学生，也是白鹿洞的先生。朱熹在调离南康军后，对彭蠡仍然是念念不忘，时刻记挂在心头。有一次，朱熹的老友甘叔怀来游庐山时，朱熹曾经写了一封书信给甘叔怀，请甘叔怀代他自己过鄱阳湖去看望彭蠡，他在信中说：“吾友彭师范胜士，在隔江都昌，可为一访。”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朱熹与彭蠡两人之间，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
　　
　　曹彦约，字简甫，号昌谷。他是都昌朱门四友中唯一的一个，朱熹在白鹿洞的亲传弟子，正宗的门生。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曹彦约高中进士，历任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尉、桂平军（今湖南桂阳）录事参军、司法参军，知乐平县，江西安抚司京湖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权知汉阳军事。开禧年间，金兵“重兵围安陆，游骑闯汉川。”而郡兵寡弱，形势危急。曹彦约登高一呼，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招募乡勇，加强水陆防御，制定周密作战计划。他先派赵观迎战金兵，在渔民大力配合之下，“斩其先锋”，“焚其战舰”。接着又遣党仲升偷袭金营，杀敌千余，“民赖以安。”
　　
　　曹彦约不但是一位干练的将才，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和著名的诗人。
　　
　　在庆元元年到庆元三年，即公元1125年到1128年间，曹彦约担任常侍，每每于讲筵之上，“殚心启沃”，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事迹为宝训，反复阐明，以为效法。他将所讲内容辑为一书，名为《经幄管见》，共计四卷（已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中）。他“旁证经史而归之于法诫。”《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很高：“其间奏议，大都通达政体，可见施行。所论兵事利害，尤确凿有识，不同于摭拾游谈。
　　
　　曹彦约还是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名已经收入在《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一书中。在《偶作》一诗中这样写道：“此天然处不亦妙，费尽思量却不到。有时父召急趋前，不觉不知造渊奥。此时合勒承认状，从古痴顽可不晓”。他教人要读圣贤之书，信孔孟之说。他在《赠杨伯洪》诗中这样说道：“扁舟下峡七经年，犹忆西民困备边。已病一夫空有议，误谋元帅本非贤。公朝虑蜀天常近，之子忧时火未燃。遇合却留经济用，此行应不愧登仙。”写出了自己当时的情状和心中的忧虑。在一些迎来送往的题赠诗作中，却充满了情义和友谊。比如他在《祭刘仲明文》这样悲叹道：“二十余年，手足弟兄。有财共用，有田共耕。”“生不同姓，居不同州”。“慰我寂寥，问我穷愁。别久不见，贻书置邮。”冯椅辞世时，曹彦约就写了《亲友冯仪之运干挽章三首》的诗来祭奠冯椅。关于这个轶事，我已在前面的篇章里有过陈述，就不再展开了。
　　
　　由此可见，曹彦约不愧是一位真文士，真名士，真侠肝义胆的豪杰也。
　　
　　我们从朱熹与都昌朱门四友之间的关系来看，都昌不愧是一个文风学风繁盛的地方。难怪后来的元代大儒吴澄先生在写给都昌先贤祠的《先贤祠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南康，偏垒也。传道二大贤，尝过化焉。都昌，南康属县也。畴昔仁风之所披拂；教雨之所沾濡，流芳遗润，世犹未冺，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也正是因了周敦颐与朱熹先后任知南康军，吴澄才说南康是一块“先儒过化之地”，当然，这其中也把都昌包括在内了。因此说都昌是一块先儒的过化之地，的确是此言非虚了。
　　
　　据清同治版都昌县志记载说：“都邑汇彭蠡之奇观，钟南山之秀色，前朝名辈林立，为人文渊薮。而北控浔江，东连饶郡，水陆冲要。所以志其险隘形势者，不特修文教也，抑具备武略焉。”可事实却恰恰与志载的相反，正如曾经的邑令陈嗣清说的：“登著述之堂，搜理学之薮，而知士有宗盟；吊止水之魂，溯开辟之勋，而知人多正气。况为国未过化之属也，则流风善政具在。且宦游于斯者，又皆鸿儒硕彦。”
　　
　　都昌，也就是从朱熹知南康军的那个时候开始，在朱熹的帮扶下，走出了与朱熹亦师亦友的文化名家黄灏、彭蠡、冯椅，走出了名重一时的，朱熹的弟子曹彦约，后世称他们为都昌的朱门四友。在他们的带动下，都昌呈现出了一派兴旺强盛的读书之风，使都昌开始真正地走上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并得以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还能够保持了下来，致使都昌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各门类出色的人才辈出，不胜枚举。
　　
　　朱熹有缘知南康，重修白鹿立学堂。都昌文风自此盛，朱门四友美名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