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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回味我的童年，那段苦而涩的日子是绝对少不了的。
如果往事可以回放，你就会看到一个穿戴怪异的孩子，那件洗的发白的中山装，一看就知道是已经穿了好几年的。袖子和下襟都已经太短，露出半截棉衣来，棉衣也已经破了很久，又露出白白的棉花来。裤子也太短，露出的棉花却掩盖不住黑糊糊的踝骨。只有一双黑油油的布鞋倒显得合体，腰里挂着个黄帆布的旧书包，流着鼻涕奔跳在回家的路上，嘴里唱着刚刚从学校里学会的《打靶归来》，不时有鼻涕流下来，就顺便用袖子一揩，两块袖子上被揩的黑糊糊、硬邦邦的……
这个孩子就是我，对我的这个形象我总是记忆犹新，为了穿那条棉裤母亲总是费尽了心。冬天的早晨，天气特别的寒冷，我最害怕硬邦邦的棉裤冰人心骨，母亲就半夜里醒来把棉裤焐在烙炕上，后来我又嫌它臃肿，走起路来极不方便，母亲就安慰我说：“人焐腿，狗焐嘴，摔倒了还没事呢。”但我总是极不情愿，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了我们的大董老师也穿着一条臃肿的棉裤，两条短腿胖乎乎的，一道道裤子引线的针脚清晰可见，屁股上磨破了一个洞，白花花的棉花掉出一朵来，写粉笔字的时候就随着节奏左右摇摆。从那时起，我才对棉裤开始喜爱。
至于那两块缝补在膝盖上的长方形和屁股上的桃形补丁，我却无比敬佩我的母亲。那时，村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一件衣服总是补了又补。于是村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尤其是那个桃形的补丁，不大不小顺着屁股蛋儿安装在那里，既实惠又美观，可不知怎么的不几天工夫我就发现邻居家的秉东、新平，还有王叔、张大婶、李大爷他们全都补着一模一样的补丁来，我曾暗暗地骂过他们不知廉耻，偷学别人的东西。
还有那个军用型的黄色小书包，帆布盖子上还绣着一个小小的红五星，那是父亲去兰州挣钱，从阿干镇煤矿上带回来的。当时我就爱不释手，睡觉也不肯把它摘下来。天一亮，我就拎着它在院子里来来回回的走，踏着脚步，唱着从学校里学来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仿佛自己就成了小英雄来。
那时改革刚刚开放，人们都坐观其变，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有人从兰州回来，带回来了一床黄色军用式小被子和一个叫什么安全帽的大头盔来，村子里开始骚动，陆陆续续有几个年轻人踏上了冒险之旅，父亲也就是那个时候卷入挣钱的行列，去了阿干镇煤矿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坐到了很晚，母亲和姐姐都哭了，而父亲却像没事儿似的，安慰我们说：“这有啥，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了，十七八岁的那个时候，我身无分文，和三娃两个徒步去武威要馍馍，那么艰苦，饿的都皮包骨头了，还不是活着回来了嘛。还有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我们还打算去北京哩，北京有多远，坐火车要六七天呢！”
我不懂事，还扯着父亲的衣角问火车，问红卫兵，问北京，而母亲和姐姐却总是泪一串一串往下掉。不知不觉我却昏昏地睡着了。后来听姐姐讲，父亲只是带了一件破棉袄、一双毛布底儿鞋和一块包谷面饼子，天还没亮，鸡叫二遍的时候麻三叔和学娃叔就在房背后喊，全村的狗都汪汪的叫，而他们几次都没有摧醒我。
父亲一走，就像带走了我们家的魂儿一样，这个家一下子没有了生气，就连邻居家的B和P也开始欺负我。我每天被欺负的哭，哭着哭着心里就想：我大来了，让你们试一试。
每遇到有人玩笑式的问我：“想，你大呢？”
我不光彩的低声回答：“挣钱儿！”
“啥时去的？”
“狗叫的那晚上！”
回首沧桑，童年的记忆总是被饥饿的咕叫声占据的满满当当，不懂事的我留给左邻右舍的记忆只有一个，那就是哭叫食物和遍地打滚。是父母亲的尽心尽力和故乡深山里的黑土让我存活并看到了现在，看到了身后漫长的人生。在这里，我最感谢、最佩服的是我的母亲。说真的，母亲一字不识，是一个生活在山村里最最平凡、最最朴实的妇女，然而她的经历却是一部曲曲折折地血泪史。
据说，祖父的祖父很风光，是当地方圆几十里独一无二的大户，良田山林数百亩，骡马满圈，牛羊成群，还同一时间出过文武先生。然而到了祖父的手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家里的一切稀里糊涂的被洗劫一空，不曾招谁惹谁的祖父祖母在那个十年浩劫的年代受尽了生活非人的折磨。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双双都没有被饿死，仍旧是不起眼的黑土和从它身上生长出的野根野草救了命。我是想象不到当时的情景，但现在还健在的祖母一提起那段时光则泣不成声，从她痛苦的表情中，我或多或少的能感觉到那时的点点滴滴。
苦命的母亲就是出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那个年代——1960年。不敢提及母亲是怎样度过幼儿时期的，在母亲刚记事的那年，家里的顶梁柱（祖父）因为眼疾长时间的折磨无药治疗，终于在痛苦中失明了。刚满六岁的母亲在全家人抱头痛哭之后，在那魔鬼一般的年代，和祖母一起踏上了乞讨的路。讨饭要面的日子，苦不堪言，早出晚归，冬去春来，饥饿、寒冷、疾病、受虐……每一天，对母亲来说都是生与死的考验。可怜的母亲在死神面前熬到了八岁，然而被饥饿、疾病和抗争磨损的瘦如干柴的祖父，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冬倒在了床上。几天后，带着无奈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然而，母亲却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早出晚归，长途跋涉，邻近的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在每家每户的门口，都留下了一个幼小的女孩含泪乞讨的孤独身影。那时人们的生活都不宽松，很多日子，夜幕已临的黑夜，母亲拖着劳累和饥渴回家却两手空空。然而伟大的母亲——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却含泪默默地怕爬进被窝，听可怜的弟弟饿着哭叫的声音，母亲把无数的泪滴悄悄地流进了心里。
母亲十岁那年，又一噩耗如五雷轰顶偏偏降临到这个家的头上：八岁的弟弟也许是因为饥饿、也许是因为疾病又走了，悲痛欲绝的祖母和母亲抱头痛哭却无可奈何，然而母亲又一次默默地忍泪承受了这一切，顽强的活着，又一次咬紧牙关，和这个不公平的命运做着无声的抗争，与饥饿和死亡拼搏着……
日子一天天挪移，上帝对穷人真的太不公平了，连痛苦的时间也给穷苦的人特别的漫长。也许是房淌锅漏的生活实在太难熬，也许是孤苦伶仃的日子实在太可怜，也许还是周围的人虎视眈眈早已瞅准了那块四方四正的庄廓地，明争暗斗、排挤压迫的气势愈演愈浓烈，有人“好心”的劝说了多回，祖母要改嫁的命运似乎水到渠成。1976年，祖母无奈改嫁了，苦的日子也许从此就要结束。临走那天，十六岁的母亲、平时很少说话的母亲，第一次大胆地对着祖母说：“妈！你走吧！我不想走，都走了，谁照顾家呀！”这一大胆的决定，令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你一个人会被饿死的！”母亲镇定地说：“不会的，我一定不会被饿死，我要守住这间茅屋，这是我的家！”
众人的再三劝说都无济于事，无奈接祖母的牛车等了好久，祖母还是走了……
以后的日子，尽管祖母想方设法的来帮助和照顾母亲，但被生活折磨的倔强的母亲，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默默地承受着，静静地努力着，用独自孱弱的身躯挑起了整整的一个家，她又一次咬紧牙关，向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发起进攻，她承担了一个家所有的一切，在逆境中忍耐、坚持和等待着。从此，在那间破旧的茅屋里，演绎了一段动人的友情故事：晚上，同村的女孩子轮流给母亲“做伴”看门的经历铸造了一段段深刻而难忘的友谊……
后来，1979年，母亲同父亲结婚；再后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后来，1982年，我出生在那间破旧的土坯屋子里。然而，母亲还是默默地，无声无息的喂养着我长大。少年时代的我，在母亲经历的熏陶下，我早早的认识了镰刀、镢头和麦粒，学会了忍耐、承受和奋斗，在再三的挫折和打击下，我越是挺直了腰杆，并一直这样走着。
那么大的困难都没有压倒她，这些个没有父亲的坎儿算得了什么呢。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看着母亲任劳任怨的累，我和姐姐心里真的不是滋味。为了减少开支买肥料，母亲给我们俩每人买了一付笊篱，镶上两个长长的柄，每天放学我和姐姐就背上背斗满山满凹的去拾粪。为了不受冻，母亲就给我们俩用狗皮缝制了两双手套，中间用绳子栓在一起搭在脖子上。手套尽管丑陋，四指并拢十分笨拙，但戴在手上却热乎乎的。
中午，我从娃娃湾里进去，翻过马鬃岭，又从堡阳坡绕过去，再从麻籽湾里出来。而姐姐比我大，走的是一条难走而远的路，竟然拾了满满的一背斗，尽管背的满头是汗，但倒在粪场里自然比我的堆子要大，于是我想方设法，蹑手蹑脚故意将两堆粪混在一起，同时很不服气，嚷着要和姐姐换路线的。有时一旦太阳从西边出来，我竟然也有拾满背斗的一刻，那骄傲的气势必须要让满世界的人都要知道，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故意弄出声响，要么咳嗽，要么唱歌，等大人们轮流夸到了才肯罢休。
冬天，人们都把马、牛和羊放出去，满坡满坡到处黑乎乎的。马吃饱了就在山里撒狂，一撒狂就特别容易消化，而牛吃饱了是要全部聚集在山下的，像开会似的全卧在那个打麦场上，不劳其烦的开始咀嚼嘴里的东西。如果那头牛猛的站起来了，就一定是要屙粪的，如果这时你反应灵敏一点，在它翘起尾巴的同时把笊篱放在尾巴下面，准能接住它，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这个发现让我曾兴奋不已。但好景不长，不几天就被别人学去，于是新的梦想产生：好好学习，等长大当了官以后就把这个大场包下来，不让别人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拾这里的粪。
猪粪可以上肥，马粪晒干了却可以填炕，至于牛粪母亲就一块一块的贴在墙上，贴的满墙都是，等晒干了扳下来却成了上等的燃料，放在锅底下是可以烧火做饭的。
日集月累，一个冬天过去了，我和姐姐竟拾了一间房子那么大的一堆，村里过往的邻居就啧啧地称赞着。有一个早上，天蒙蒙发亮，母亲从睡梦中惊醒，只听得粪场里“叭！叭！叭！”的直响，母亲披了衣服去看，却有一个黑色的人影闪过。借着微光，母亲一眼就认出正是前几天和我在麦场边上为抢粪儿生过口角的邻居家孩子小兰。之后发现那堆粪就缺了很大的一个口。我难过的哭了，母亲说幸亏粪被冻住了。
在家里，我和姐姐很听母亲的话。冬天，就是钻在房子里也冷的刺骨，但母亲给我们俩的分工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姐姐是负责扫地的，我是负责把桌子和柜擦干净。（开始我是负责扫地的，但扫地太累，土地一扫起来就尘土飞扬，呛的慌，我强烈要求换过去，姐姐就是姐姐，有着当姐姐的风度，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堂屋不宽，屋子本来就是最简陋的土棚子，但姐姐还是洒了水扫的很仔细。至于我，全屋子共有三样家具（一张老式的笨重而发黑的有着两个抽屉的大桌子、一个依旧发黑的六脚柜、还有一个漆着红面绿边的四脚柜，那还是奶奶唯一的嫁妆呢！这些个陈旧斑驳、满目疮痍的家伙和两面斑驳陆离的土墙上覆盖的一张张奖状就我们家所有最值钱的家当），就这么点活，却要把手在被窝里捂好几次才能完成。
中午和晚上，姐姐负责给猪食，而我是负责挡猪食的。那个年月，人都粮食紧张，猪总是成天饿的扯长声音吱吱吱的叫。终于简陋的石芭墙圈不住肆虐的饥饿，要么拱开堵住出口的大石板冲出；要么从狼牙一样的墙头一跃而起。各家各户的猪就拖着脏而长的毛在村头巷尾到处流浪。于是在每天的两次吃饭时的特定时间段，在村子的各个巷头就会传出两种奇怪的长音吼叫，一种是孩子喊父亲、或母亲喊孩子来吃饭的腔调；一种是女主人喊叫自家的猪回来吃食的腔调。孩子和父亲听到了总会应一声，于是一种声音停止。而悠长而曲调婉转的叫猪的声音总是不间断的声声叠起，引来无数的回声在村子上空飘荡。在黄昏的映照下，一群群黑影夹着尾巴向自己家中窜去。这两种滑稽的声调不免让这个宁静的山沟多了几份活气。
饿极了的猪一听到“脚盆”（猪食盆子）的风吹草动，它们就一起窜过来，烘烘乱挤，一不留神就把姐姐挤倒在地。我提了锄把奔过去，瞅准了，专挑长长的嘴和大大的耳朵敲下去，狠狠地打，打疼了，它们就吱哇乱叫，疼的把嘴在地上拱，但总是“贼心不改”，还是要冲上来的。最让人烦躁的还不算这，母猪和小猪的食是分开给的，那母猪狡猾多端，趁我和姐姐搭话的空，飞速就奔过去抢食吃，于是我就像严肃的警察，等小猪全吃完了，舔干净了猪槽，围着猪槽乱转，我才抽身离开。
唯一和姐姐不分工的就只有拉风箱了，那风箱足足有一米多高，笨重而粗糙，那拉风箱的差事吃力而乏味，是我们最不愿意干的。每次到做饭的时候，我们就把嘴噘的老高，垂头丧气的钻在厨房的那个黑旮旯儿里叹气。如今那幅陈旧发黑的画面还像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清晰的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冷的风从厨房东边的那个黑窟窿里灌进来，吹动着摆放在锅台上的那盏小煤油灯左右倾倒，锅里的水已经开始冒气了，透过白色的雾气，慈祥的母亲，被生活劳累了一生的母亲，脸像胡基疙瘩一样的母亲，一边擀面，一边给我们讲《王二朋》的故事，讲《猴子拜丈人》的故事，听着听着，饭就熟了，而我们额头冒汗却没觉得累。母亲说：“等你大挣了钱回来，就给我们买一个手摇鼓风机。”于是我们多么希望父亲早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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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溪，汩汩水流是从一根碗口大小的黑色水管里冒出来的，清澈圣洁，沿着河滩弯弯曲曲一直流向远方，引来成群的黄蜂（我们管它叫水蜂，不蛰人的）飞到这里来喝水。我们提了瓶子，准备了线头蹲在旁边猫捉老鼠一般地守侯，只等“水蜂”落在石子上，才把针尖一样的长嘴扎进水里，我们就瞅准了一把按过去，受了惊的“水蜂”在手心里嗡嗡乱嚷，哭着喊着要出去，我们要么把它们囚禁在透明的“篷溪二曲”瓶子里，让它们看到光明的前途却找不到出路，要么用线头拴着它们的一条腿，让它们在空气里飞翔却逃不出我们的“手心”，“水蜂”痛苦的哭了，我们却高兴的笑了，等长大后的现在，经历了生活磨难的我们，想起曾经却是多么的后悔。
那天，我正跪在水池边，集中精力只等那只托着一片绿叶的“水蜂”盘旋着要落下去，一颗石子却丢在水里，溅起一丝水花，“水蜂”就一股烟一般不见了。抬了头，村东头的金长叔却笑呵呵地站在眼前，我赶紧用袖子揩了一下欲落的鼻涕。
金叔叔笑眯眯地对我说：“小蜜蜂在等它大哩！你捉了它，谁给它们喂食呢？”
我又提了一下欲掉的裤子说：“还有它妈呢！”
“你大不在，你觉得高兴吗？”
我低下头，不语了。
“你大来信了，快去让你妈拿印章到杨书记家去取！”
我不敢再看他，心里想：以后不捉就是了，干嘛编慌伤人自尊哩！
那天晚上，母亲把柜底的那两碗白面特意的刮出来，给我们做了一顿洋芋臊子面，让我们吃的很香。
父亲在信中说他很好，吃的很好，有时还有罐头吃……干活是发了工作服的，头上戴盏灯，穿了水鞋在地下几百米的黑洞里，一点也不怕太阳晒……头上戴了保护头盔，一点也不危险……工资高，一个月近二三百块钱哩！暂时截了二百元寄过来，买些粮食，剩下的给孩子们交学费，再每人买一件新衣服，其他的工资要等到年底才发……告诉我和姐姐要听话，在外不得生事，过年时他就回来……
不知是哪儿学来的，公式似的开头就先套上这么一句。姐姐写一会儿，我写一会儿，我们轮流着往下写。
小寨集上人很多，母亲领着我们转了好几圈，给我诱惑最大的一个是街中间叫喊十分买力的那个卖老鼠药的：买的人很少，口角满是唾沫，一刻不听的叫喊着；另一个是一个卖油炸饼的老太婆：集市的一角有一块很大的被废弃的磨石，顺着磨石老太婆把一个小小的锅支起来，一口气一吹，那锅底下的柴禾就呼啦啦着起来，锅里的油吱吱吱的响着，脆黄的油饼就在油锅里打转。我馋的只咽唾沫却不敢开口向母亲要，而姐姐却早就已侦察好了，她偷偷地对我说：“商店对面的那个拐角处就是馆子，面片子，还有辣子哩！”
在去商店灌煤油的时候，我特意朝饭馆里多看了几眼，几个妇女围着锅台，把一条条白白的面条一头搭在手腕上，另一头速度极快的往锅里丢。有一个戴着大棉帽子的在桌前大口大口的吃，那碗里满是油花，红红的辣子闪动着诱人的光……
我和姐姐都想着新衣服，但谁也没敢提。母亲用4毛钱给我们俩每人买了一个油炸饼（麻麸个个儿），自己却没有吃，她说她胃疼，吃了就想吐，至于姐姐所说的下馆子，母亲却说辣子太辣小孩子吃了要牙疼的，再说就那么一碗辣面团要一元钱呢？不值！
回来的路上，我们两手空空，既没有买到新衣服，也没见着有什么手摇鼓风机。我见别人都大包小包的提，我也嚷着要提母亲手里的瓶子，母亲不肯，说：“一斤煤油一块钱哩！”于是，我为母亲能够花四毛钱为和姐姐买油炸饼感动不已。
我觉得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贫穷的。
眼看柜里的面越来越少，我一天天焦急地跑到麦地边看小麦，而母亲却不慌不忙，把园子里的一大片蔓菁削成片晒干，一袋一袋的储备起来。
我家曾养过一条花狗，它为人忠厚老实，那年的那段日子却饿得一天天开始消瘦，到最后已经毛包骨头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生出六只小崽子来。我们已经吃了两个星期的蔓菁片了，它们的到来的确太不是时候了。
实在没有办法，母亲硬着心将那六只小崽子用背篼装了倒在了古那湾的一个河沟里（那年月村子里狗太多，经常有人将小狗倒在这里饿死），不料第二天早上，母狗却又将它们一只只用嘴叼回来了，于是我们再也不忍心伤害它们了。
但它们终究是要饿死的。
最后还是门外面的那个“尕闲人”帮我们解决了难题。“尕闲人”长的大大咧咧，论辈分我还得叫声“尕大”呢，他在我们村辈分很高，脑子一冷一热的，人们都叫他“尕闲（先）人，此人手段毒辣，盗窃、打人，什么耻辱的事都能做的出，他敢从麦场边上两米高的石垅上跳下，敢把园子爷的小卖部撬了偷出罐头吃，他曾把山神庙的神像挂在脖子上，骑在胯下当马骑，最后无缘无故就把胳膊摔断了，但他仍不改性，有人看见他还把扔在洞湾里夭折的婴儿用石头砸的稀巴烂。
他听到这个消息，一溜烟就跑来了，脱了衣服缠在手上哄着母狗毫不费力就把六只崽子装在背篼里，嘿嘿嘿地笑着跑了。我们再也没有跟着去看，后来听他说真好玩，他说他们在上游掏了一个很大的坑，聚满了水，放一只小狗在下面，一下子挖开一个缺口，水流一泻而下，小狗冲倒了，再起来，冲倒了，又起来，后来就在泥水里倒下起不来了。他还说其中有一只顽的很哩！倒了三十几次不死，最后他们又在水坑里淹了三次，回来时它的肚子上还动哩！
后来花狗还是去了好几次那个水坑边，不停地绕着水坑转，最终没有再叼回来却像疯了一样。
我们跑回家，狗窝旁边鲜血遍地，血泊中遗留着一条黑色的小猪腿子，还有满院子打过狗的飞棍乱石。母亲气坏了，拴了狗的脖子，提了锄把就往死打。狗狂叫着，围着母亲一圈一圈的转。我疼爱我的花狗，就站在母亲旁边撕扯心肺的哭。金三叔说：“算了，算了，不要再打了，以后要拴起来，咬死一条小猪算不了什么，才六块钱，要是咬着人就坏了。”
夜很晚了，花狗汪汪汪叫了几声，村主任的媳妇神神秘秘敲了门。抬了一盆子白面和一个大而圆的的白面馍给我们送过来。她说村主任不在，她就偷偷地取了一些送过来。母亲不住口的感谢，而我却憎恨起那女人来，因为我最反感她老是把油光油光的头发在手里一遍遍的捋，不时妖里妖气的还问母亲她头上的红牡丹和红头绳好看不，最后炫了好半天她的雪花膏才离去。
那年月特别盛行偷盗，稍慢一点，要么被冰雹给糟蹋，要么让小偷偷走，短短十几天，不时有人就站在自家地头日娘骂老子的叫嚷，诅咒让偷了麦子的贼不得好死，急了连什么无耻低下的话都敢骂出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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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还是暖暖的照着，没有任何征兆，在我们一家似乎支撑不住的时候，父亲却回来了，背了一个很大的包。不顾一切我们扑上去。父亲笑着，笑出了泪花，一件一件的从包里掏出许多新鲜的东西，洋糖、饼干、桔子罐头……最让我高兴的是掏出的那套运动服，比二舅家孩子的那套还要好。
父亲回来，我们家立刻有了生机。白天，父亲和母亲在地里干活，姐姐寻猪草，我就拉着牛去放；晚上，我愉快地唱着歌儿行走在山村的小路上；夜里躺在炕上，父亲给我们讲煤矿上的故事：“火车又黑又长，一停下来，人们就像洪水一样往上挤，我们回来的那个晚上，当场就挤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从窗口里没翻进去火车就开动了，里面塞不进去掉下去轧死了……”“火车上贼多，骗子也多，防不胜防，稍不留神就上当受骗，我们足足等了六七天的火车哩……”“煤矿很深，像是到了阴曹地府，一出井口，每个人都黑的像一块炭，只有转动的眼睛才像个活物，小煤矿一点也不安全，三天两头就有人死在里面……”“兰州有座华丽儿山，就像梁山一样全是抢贼，是黑社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专在火车上抢东西，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和我一起去的尕平就加入了那个帮派，第一次去偷就被人在背上砍了一刀……”“和他们一起下井掏煤的还有一个河南人，人很好，对我十分关照，闲时还教会了他吹笛子和拉二胡……”说着就从土墙上的那个木橛子上取下笛子吹起来，笛声清脆，传入暮色中，夜晚那样迷人……
然而没过多久，父亲却把我家养了好几年还不会干活的那头牛卖掉换成了一匹高大健壮的大白马。开春的时候，又奇迹般的推来了一辆金灿灿的加重自行车，但却始终没能给我们买手摇鼓风机……
那年月，自行车的确是乡村里最珍贵、最耀眼的缺物。村里最开始是杨支书买了一辆，去跟集开会，来回十多里路一分钟也不骑就推着它，好像是专门让过路的人啧啧称赞的。累了，他就把自行车立在路边休息，于是人们围过来，看马戏一样的听支书讲自行车。我们一群小孩子也从大人的腿缝里挤进去，看见那辆自行车也似乎骄傲的扬起了头颅。为了防止生锈，三角形的梁架上是用绿色的塑料带缠住了的，绿的发光，轱辘中间夹着书记特意剪成圆形的塑料胶片，车轱辘转动的时候，七颜六色交替转换，美妙极了。
后来村里的赤脚医生老杜也买了一辆，开小卖部的“稀罕”也买了，三娃叔和父亲一起去挣钱，才回家的第二天就去县城里推了一辆回来，于是逢人就谝：“他们那都算什么，我的是‘飞鸽’牌的呢！”那时我就羡慕三娃叔的大儿子炳珍。看了一天的炳珍学自行车的那个晚上，我梦见了父亲笑嘻嘻地推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进来，没想到一年后的今天这美梦竟成真了，我们高兴地狂叫着，把头抬的老高，觉得父亲是那么高大，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父亲，而母亲却拉长了脸，一个晚上都唠唠叨叨的埋怨：一百多块钱呢，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父亲就解释说，他买车不是为了攀比，摆阔，而是想利用它做点小生意。母亲依旧疑云重重，她想起了大伯曾经因为卖了几束木香，就被揪出来说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挨过多少次残忍的批斗哩！而父亲却胸有成竹地说：“现在不一样了，市场经济都自由了，就和分田分地一样不是骗人的。”尽管我们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看着母亲脸上的疑云慢慢散去，我们自然高兴多了。
村里买自行车的人不少，但做生意的却没有几个。父亲的话的确不是骗人的，没过几天，他就推着车子去了临近的几个村子收山药。收山药很苦，走村串巷的确不易，有时晚上十一二点，我们都睡的香甜，父亲才驮了两大包山药回来，满身的土，满脸的汗，嗓子都吆喝的沙哑。
后来挖山药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忙不过来，就捎了话回来，放学后我和姐姐便赶上我家的那匹大白马去邻村帮父亲驮山药。在那个陌生而宽敞的打麦场里，父亲满头是汗，手忙脚乱的过称、算帐、付钱，我和姐姐便坐在高高的草垛一样的山药堆上一面看守，一面扯着长长的嗓子吆喝：“收山药—收山药—收奶奶花儿根根儿！”
直到有一天，我们无意从买山药的队伍里看到了姐姐的那位同学，她的竹篮子里的山药不多，七八斤的样子却从父亲的手里接过两块多钱，第二天一到学校就买了糖杆吃，让我们羡慕极了。后来父亲和别人合伙了，我们则背上背斗，拿了镢头加入浩浩荡荡挖山药的队伍。
山外，那是一片快乐而自由的天地。整个山腰密密麻麻布满了挖山药的人群，妇女们嘻嘻哈哈的争吵议论着别人家的是是非非。我们一群小孩子挖不了多少山药却像日头一样在山头上不停的转移，一会儿在这座山头，一会儿又爬上了那座山头。偶尔有人竟在隐蔽的草丛中发现了一窝鸟蛋，我们一起涌过去，看见鸟窝构件十分牢固，里面五颗灰色的蛋热乎乎的，有人建议用火烧了吃，我们就在荒坡里燃起一堆篝火，两只老鸟却不甘心的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来盘去……
忽然有人惊叫一声：蛇！！我们又连滚带爬四散逃跑。大胆地“尕闲人”却蹑手蹑脚拨开草丛，瞄准了用镢头按住蛇的头部，那蛇竖起钢鞭一样的尾巴在空中飞舞。我们个个吓的目瞪口呆，而他却不慌不忙就将蛇灌进了一个装过凉水的塑料水瓶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但再也不敢轻易在山坡上走动，总觉得浑身痒痒的，脚下的每一丛草都不安全了。
“尕闲人”把胸部拍的“叭叭”直响，扬着那双关节粗大的手给我们讲：蛇伤人是因为有一条长着双叉的舌头，那舌头反应灵敏，只要舌头触到人人就会被伤到，不上半小时人就会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命丧九泉；他还说：捉蛇他是有绝招的，镰刀的刀刃在夏天的太阳下晒的滚烫了只要让蛇的舌头舔一下，就能轻而易举把蛇的舌头粘在刀刃上活活拔下来。他还说最好的材料应该是橡皮做成的水鞋，粘住蛇的舌头特别牢。他还说：进山要准备一种神奇的东西，有了那东西无论走到天南地北都不怕蛇。那东西就是水烟枪里面的烟屎，蛇只要一闻它立刻就会昏过去……我们越听越神奇，没想到村里人都说“七份脑”的“尕闲人”竟懂得这么多东西。看到我们敬佩的目光，“尕闲人”越是来了精神。他顺势将鞋一脱，盘腿坐在土地上继续讲起来，他说：走在长草丛里，只要找一根小树枝拨动草丛发出声音，同时嘴里吹起口哨，就不怕被蛇伤到。要是真的不小心被蛇伤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那条咬人的蛇用衣服下襟包了反咬它一口再放了它，你身上的毒就会消失了。要是不这样做也没什么的，只要找一副刺猬的皮用齿扎伤口数次会慢慢好起来……
第一次，我们从“尕闲人”嘴里听出了一连串的“经验”与“道理”，我们心服口服，恭顺的跟在“尕闲人”身后寸步不离。“尕闲人”要求我们将死蛇割成七段，必须要扔在不同方位的七个小山头。“尕闲人”的吩咐，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服从的。每个人都认真细致的完成了任务。因为据“尕闲人”讲，扔的距离太近蚂蚁就会将它们运在一起接起来。要是被接在一起，那蛇报起仇来太可怕……
我们正听得津津有味，山顶上忽然飘来了一串清脆的“花儿”，那悠扬的声音一下子从云层那儿荡开来：“啊——呕，他们阿姨呕吼吼，到那梁梁儿背后走……”只见另一座山头上拔草的婆娘们便来了精神，清清嗓子，立即对过去：“啊——呕，梁梁儿背后我不去，胡基疙瘩儿垫人哩……”随后便是一串地动山摇的笑声。那放羊的文中也不甘示弱，在另一山头上扣响了一个响亮的羊鞭，连唱带笑又对过去：“啊——呕，垫你妈的屁者哩，爷的主叶儿（棉衣）铺者哩……”婆娘们哪肯败在一个羊倌儿娃的手下，咳了一声响嗽没有犹豫就对过去：“啊——呕，铺你妈的屁着哩，阿婆给你支着哩……”
越对越不像话，我们实在听不下去。孝娃挤了一个眼，我们一起爬上一个小山头，放开嗓子齐声吼背《静夜思》，背完了再背《示儿》、背《黄继光》，再唱《水手》、唱《新鸳鸯的蝴蝶梦》、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国歌》……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那些女人们没法再对下去了，骂了一会儿就不作声了。我们就像获得胜利的运动员一样在山头上疯狂地起哄。结果不知是谁不小心的，“尕闲人”的背斗就从山顶上一泻而下，像一只小鹿奔跳着一跳高过一跳。左右山上的人都看见了，如同观看山洪一样的惊险。而蛐娃儿家老二的十几颗洋芋蛋也像凑热闹似的从背篼里挤出去，小兔子一样紧随其后。“尕闲人”无什所谓，嘿嘿直笑，而蛐娃儿家老二却在山头一边跺脚，一边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蛐娃儿家老二是怎样忍饥挨饿挨过那一天的，总之是下午回家的时候我们一群毛男孩子都傻了眼。除了“婆娘式儿”万生外，我们背篼里的山药都少的可怜。正当我们都担心如何厚着脸皮进村时，“尕闲人”却唱着“鞋儿破，帽儿破”，背着差不多要满的一多半背篼山药从那条滚落背篼的山沟里扭出来。我们个个惊叹不已，而“尕闲人”却依旧嘿嘿嘿的笑着不作声。还是新平聪明，抓了一把山药起来才发现下面垫的全是草。于是我们谢天谢地，忙着仿效起来。整顿好队伍，前呼后应，喊着“亮亮儿”下了山。
春天过去，夏天来临。地里的活慢慢多起来，挖山药的人则越来越少。父亲又收拾了行囊，驾起他的那辆加重自行车继续走村串巷，收烂铁、收头发、换糖杆、卖冰棍儿。冬天来临的时候，他又领着母亲去集上卖煤油、卖棉花、卖柿子、卖梨……任劳任怨，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慢慢做大做强。我对父亲形象的建立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父亲高大的形象一直伫立在我的脑海。直到后来父亲染上了赌瘾，十天半月不回家，甚至连他最喜爱的那台木盒子收音机也变卖的时候才一并垮塌。我常常对着天空思索，要是那年我家没有那场火灾，父亲买来的那些准备盖房子的木头就不会烧毁，父亲也不会为此染上赌瘾。要是父亲没有染上赌瘾，而且越陷越深、走火入魔，姐姐就不会在上四年级的时候辍学，我家的命运，我现在的命运会不会还像现在这样悲哀呢！
有时我也开始高兴，我又觉得上帝是关爱着我们的，他执意要把苦难中的人塑造的更加坚实，便特意把我投入到这条粗砺曲折地“畏途”之中磨练。蓦然回首，那经历的一切平淡其实才是最美、最真实的风景。
我终于懂了，其实失去比得到更值得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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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