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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隔壁是一家KTV。我是乡下人，恪守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我们算是邻居了，打个招呼，或者双方会意地点个头，应该在情理之中。但两年多来，我们绝无招呼可打，市里没有像乡村那样，人与人之间存有天然而成的一种比邻而睦的关系。
据我所知，KTV是复合名称。TV应是电视的英文缩写，K只凭揣测了：卡拉OK是最普遍的叫法，本义应当指的是没有歌词的乐曲。有人说这东西源自日本，起初是把具有配音功能的一个工具移置话筒上，唱歌的人可以不需要别人的伴奏，自个儿就唱着歌。随着科技的发展，曲目的图像和字幕就能直接按节拍依次呈现到电视的屏幕上，唱歌的人，看着电视屏幕就可以放心的唱了，不必担心走调。这么说来，KTV本来只是具有自我娱乐的功能。人是聪明的动物，一件东西的出现，居然催生出一个商业性的产业。市里星罗棋布的KTV场所就是商业性的娱乐产物。
三十几年来，我极少进入KTV，细算起来，次数不超过三次。笼统的印象，KTV是个声、光错杂的场所，普通人难以适应这样的环境。有个点歌的小平台，大约像银行或医院里供人排队用的取票机。想唱歌的人，跑去坐在它前边，用一根手指点点几下，不久挂在墙上的大屏幕就老实巴交地映出相应的歌曲。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两个球状的灯，形如我国第一颗人造地求卫星，它不断旋转并射出令人眩晕的彩色光柱。看不清屋内的音响在何处，歌声和配音以超出耳膜需要的音量灌满整个空间。朦胧的人影东倒西歪在沙发上，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散放些果盘和小吃，比如柑橘啦，烤鸭舌啦，鸡翅啦，矮胖的厚底啤酒玻璃杯，敞口等待人们不断地注入新的啤酒。两三只沉重的话筒轮流停栖在人们的掌中。独唱、二重唱、三重唱轮番上演。香烟袅袅中，他们有的嘶哑地读出某首歌曲的歌词，有的随乐调笨拙地走入屋子中央，从脖子到脚踝作夸张地抽动。偶尔有话筒伸到我面前，我好奇地接住，掂量一下，至少半斤重的家伙啊。我很快就传给别人，仿佛它是田径场上跑步用的接力棒，千万别落在自己手上，怕误了队友的成绩。交谈的人根本看不清对方的眉目，如想对话，嘴巴与耳朵的距离不会超过两厘米。偶尔进来一些像穿制服的人，男的一般白衣黑西裤，插腰；女的白衫黑短裙。他们一进来像是很早就认识我似的，但走近了，却总是先自我介绍说是什么当班的经理，叫小黄或阿黄之类。然后问我该如何称呼，开始我很礼貌地如实回答，后来我见他们更像是随口按工作流程问问而已，于是我乱说是老李或阿毛，对方纠正说叫毛哥好过，多多关照！说罢他们往往自酌一杯，一饮而尽，或掏出一支烟，建议我也来一杯或一支。我一般都表示拒绝，我是怕伤身的人，这与给不给热心人面子真的没有一丁点关系。不过，他们很快就如法炮制转移到下一个目标。
我从心底感激叫我进KTV的人，毕竟是一种诚心的邀请。但我更像是个游客，很快就当逃兵。我坦诚交待，我五音不全，不胜酒力，从不抽烟。我曾疑惑地问过某位同学，说KTV里唱歌的人，唱得并不怎么好听啊。干嘛那么卖劲地唱？他笑说，那是唱歌吗！去那里本来只是群魔乱舞，是狂欢，是甩掉弗洛伊德所说的多余的利比多。像你这样的人，酒量只有一瓶啤酒，几时你喝下两瓶后，试抓那话筒，还怕唱不了歌，保证你唱得嗨！难怪我曾听到有人相互打招呼时，有的问昨晚在哪嗨歌，几时又去K歌啊？在询问时暗含着炫耀的成分，好像他们很享受KTV带来的快乐似的。
虽然我没步入过KTV邻居营业场所，但按相类性推测，差别应当不大。在这么近的距离，被动地收听它发出的音响声和歌声，这已经是两年多来的一种无奈的习惯。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它总是女音合唱《军中绿花》这一曲目。这歌我熟悉，1999年大学一年级军训时曾教官教的歌曲。当年军训的晚上，我们在图书馆后如茵草坪上席地而坐，曾教官沧桑的喉咙，唱出他远离湖南老家在外当兵的悲壮情怀。KTV邻居的这一特定曲目，曾让我勾起军训和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但它几乎晚晚准时奏响，于是，我质疑那群女子的身份，她们不会是退役的军人，而是一群“美国人”。正常人是深夜休息，积蓄第二天劳作的精力。她们仿佛在远隔重洋处生活，时差距大，作息早已颠倒了黑白时序，在别人正常的休眠时段，疯子般地瞎吼“想妈妈”的响声。《军中绿花》中的“想妈妈”歌词，老是不合时宜地响起，那不协调的意味好比大灾难现场正上演笑星们的相声节目。
而今，这熟悉而陌生的KTV邻居已经关闭。刚关闭的那一周，日夜在门前叫卖各种音响设备，这算是KTV邻居最后的挣扎。缺少KTV邻居的喧嚷后，马路上偶尔碾过的车轮声更衬出此地深夜的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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