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乡下，每天与爱劳动的乡亲们见面，我的心里由衷产生一种敬意。他们到了退休的年龄，还是到处打工，用劳动为家里挣钱。

        门前的湿地公园，一群上了岁数的妇女，坐在一个矮凳子上，用劲扯着杂草。干活特别认真，没有一个人玩巧、偷懒。监工的是男人邓长清，他不干活，在一旁悠闲地吸着烟。他的责任是安排劳工的活路，记载打工者的上工情况，年底结算打工者的工资。

        打工为每天八小时。男人每天100元，妇女每天70元。中午远路的妇女吃着自备的干粮，或来一桶快餐面。午休就在树荫下、房屋旁的地面，铺一块马粪纸板，小睡一会儿。

        那些妇女大的超过70岁，小的也有50多岁。由于土地被政府征用，家里没事做，生活需要钱，她们希望出门打工，丝毫不觉得丢人，丝毫不感到辛苦。假若她们出生在城市，那是不用这样干活的。

        家乡的老年人国家每月给予70元的养老金，根本上是不够花的。土地补偿费很少，人均土地没有1亩，每年家里收入不过几千元，只能补充过春节的费用。孩子们成家了，又要为小孩子上幼儿园发愁，为孩子上高中、大学交很高的学杂费、生活费做准备。农民还是农民，一年四季舍不得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

       邓桂桥大叔，今年74岁，他出任社区清洁工有8年了，工作兢兢业业，每月拿1000多元，养活二老。从不伸手向自己的两个儿子要钱。宋享容大婶有69岁，两房儿媳住进了城里，老伴是铁路退休工人，按说可以享受玩乐的生活，可是她这几年一直参加地方公园打工。邓春田二叔，虽然过了70岁，还像年轻人一样干活忙碌。他每年养猪10多头，还种政府撂荒的土地5亩多，并且把自己种的蔬菜拿到集市上出卖。严翠芝有57岁，老公中风10年，她总是一边耐烦护理他按时服药，给他做饭洗衣服，还坚持在公园上固定的班。每日含辛茹苦，从不抱怨社会不公。他们夫妻享受政府低保待遇，但她为了儿子读书、成家，总在忘我劳动。我的妻子有62岁，按说可以待在家里做做家务，可是她看见身边年龄大的都在出外打工挣钱，她也一样，让我在家看门，自己去了附近的一家工厂打工，每天早去晚归，每个月没有一天的休息。

       不打工的老年人，是家里有个小孩，需要一个人看管。

       开发区的农民，不像外面说的，土地被征用了，可以坐享其成。

       我们湾子里，户户有点蔬菜基地，是自己找的空闲地开垦的。种菜需要精耕细作，除草、施肥、浇水马虎不得。

       进入电气化时代，家里开销项目多，开支大，家庭成员都在为赚钱操心。虽说种地人不交摊派提留款，可是家庭杂用繁多，生存成本上涨，乡下人总是轻松不下来。假若开发区的失地农民，到了退休年龄，像武汉周边的失地农民一样，每月有一千多元的养老金，他们是不会这样劳累的。

       陷于困窘的农民，一般是家里出了一个大病号。清明节前夕，许银梅大姐走了，她身患胃癌，去医院动手术两次，自己花掉医药费达3万多，时间长达 两年之久，不到63岁就去了黄泉路，给全家人带来了悲伤，给家庭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的发小李建培，今年63岁，以前是机砖厂的添煤工，一个月可赚3000多元。前年突然脑溢血住院，现在成为一个不能打工的人。他的儿子、儿媳在沈阳工作，两老在家乡相依为命。眼下他的妻子在公路上干一份清洁工，维持二老的生活。

        家乡的老年人很辛苦，我是挺佩服他们旺盛的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