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漫谈

　　

　　我是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始阅读鲁迅著作的。鲁迅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清代的文字狱。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先生记述了一件发生于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铨文字狱案。尹嘉铨曾任大理寺卿，退休后因文字获罪，他又是一个著名的道学先生，而当时的时尚是攻击道学，这也是“圣意”，于是大学士三宝在审讯尹嘉铨时，就揭发尹嘉铨的种种生活丑行，来打倒他。鲁迅在文中引用了《清代文字狱档》中尹嘉铨案的审讯记录――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字：旧时指女子许配）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鲁迅先生又在《隔膜》一文中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

　　

　　自从读过鲁迅先生这些文章以后，我就对清朝的文字狱产生了强烈兴趣，一直在寻找《清代文字狱档》，将近40年，才于去年4月买到，为上海书店2011年第1版【增订本】，原来建国后才首次出版。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共9辑，上海书店【增订本】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第10辑。前9辑都是乾隆朝的案件，共65案；新增的第10辑，共21案，其中康熙朝1件，雍正朝3件，其余17件也是乾隆朝案。作为一个喜爱买书、看书、平时也写写文章的人，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文字狱方面的文章，今览此书，有所感悟，遂成此文，曰《文字狱漫谈》。

　　

　　一

　　

　　1•文字狱，古代又叫“文祸”或“书祸”，就是“以文字罪人”，用现代语就是“因写文章而犯罪”。写文章而犯罪，这在现代民主社会似乎无法理解；这是极权政治的产物。但即使是在极权政治时代，也是没有文字狱的法律的；清朝的皇帝，一面高举沾满读书人鲜血的屠刀，一面又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文字罪人”。所谓极权，就是可以任意而不受约束地使用权力，写文章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就另外找个罪名，或甚至什么罪名也不要将人杀掉。清朝凡因文字获罪的，总是依大清律定为“悖逆”之罪，“悖逆”就是“谋反”，相当于现代的“现行反革命罪”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这种罪我国在“文革”结束后被取消；现在只有朝鲜还有这种罪。但不久前，有一个公安局长说：不准攻击国家的现行制度和领导人，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攻击”显然不是指武力而是文字攻击。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社会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有这样的遗老遗少在爬行。在小布什任美国总统时，有一个英国男子，因不满海湾战争，身上写着“我是美国总统布什，请踢我的屁股”，在纽约大街上爬行，以示抗议。美国政府和民众也不以为怪，有一个小女孩觉得很好玩，就成全了他。对国家的政策表示不满或者抗议，是很正常的事，国家的政策难道就永远百分之百正确。被人打得痛了，可以流泪，可以呻吟，当然也有权利说“请不要再打我”或“请打轻一点”。因为一点不同意见，就治人以罪，不仅显示出当权者的霸道，更显示出这种霸道的虚弱本质。

　　

　　毛泽东曾说：“一个阶级要夺取政权，总要先做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林彪则说得更直捷明了：“夺取政权要靠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巩固政权也是如此。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集团，在夺取政权之前，所进行的是启蒙运动，也就是“唤醒工农”，用进步的思想教育、武装民众的头脑；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实行的则是“愚民政策”，强化“主流意识”，保持思想的纯洁性和高度一致性。毛泽东还说：“文化教育这个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可见，“思想舆论”或曰“笔杆子”，对于政权的巩固、长治久安，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产生文字狱的最根本的原因。

　　

　　2•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文字狱，是发生于春秋时期的“崔杼杀太史”案。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有奸，被崔杼所杀；齐国太史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弑与杀不同，是以下犯上。于是崔杼将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又被崔杼杀了。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当时还有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此事，就抱着竹简和刻刀前往，前赴后继，半路听说此事已记录在案，遂作罢。这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在齐太史简。”我想那时的古人到底愚直，明知刻字的刀敌不过杀人的刀，也毫不肯转弯。所以我们看秦代以前的史书，如《春秋》、《左传》、《国策》等，就并不全是歌功颂德，也记载着许多权贵的凶残、荒淫的丑行。常听人说，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秉笔直书”的写史的优良传统；其实，这种优良传统并未能传下来，后世的人，渐渐变得圆滑起来，所以，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一部廿四史，其实就成了帝王将相们的家谱，就连公认的比较客观、真实的司马迁的《史记》，也是满篇荒唐之言。例如，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游天下，百姓都来围观，人群中有两人，各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一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是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可是，他们当时还都是“黔首”，他们说的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呢？再如，为刘邦作传，说刘邦不是他老爹生的，而是一条龙爬在他母亲身上，他母亲就怀孕生出了他，意思就是说他是龙种。他的鼻子有点大，但不说是大鼻子，而说是“龙准”。他用宝剑杀了一条小蛇，这种“杀鸡用牛刀”的行为，其实就是“腰里别个死耗子，假充猎人”一类的事，刘邦看来也是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写的英雄事迹了。我小时候什么武器也不用，不知打死过多少蛇，从未有人说过我了不起，而《史记》中却大书特书曰：“高祖斩白蛇而起义”；还说他杀蛇后，遇到一个妇人在哭，说她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刚刚被赤帝的儿子所杀，赤帝的儿子当有天下。

　　

　　3•然而，文人总是最不安分的一族，统治者也就总是对他们施行利诱和威逼两种政策，利用他们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同时，又时时打压他们离经叛道的思想。因此，崔杼杀太史事件之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文字狱现象一直不绝。

　　

　　魏晋时期，曹操攻破邺城，曹丕私纳袁绍之子袁熙之妻，北海太守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曹操问出于何典，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以后曹操下令禁酒，孔融又写信给曹操说：“你说饮酒亡国，那么桀纣以色亡国，为何不禁婚姻？”曹操愈加恼怒，写信给孔融说：“即使我不能安邦定国，但杀几个文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后来，孔融又对东吴的来使有“讪谤之言”，曹操终于借机将他杀了。

　　

　　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字狱，是苏轼的“乌台诗案”。苏轼写了那么多诗文，还能找不出问题来？他的《秋日牡丹》中的“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被指为以“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意为执政出新意，小民不得休息；《山村五绝》中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嬴得儿童闲语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为讥讽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盐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又举《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对神宗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皇帝还算冷静，说：“诗人之辞，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同时又因太后对苏轼素有好感和王安石等老臣的维护，苏轼才被免于死罪。乌台诗案受株连大臣达22人。

　　

　　北宋时期还有一件有名的文字狱案，即蔡確《车盖亭》诗案。哲宗时，丞相蔡確被免，徙湖北安州时，曾游当地名胜车盖亭，作《夏日登车盖亭》诗10首，被人告发“吟诗寄意”。其中一首云：“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告发者说：“睡起‘莞然成独笑’，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確所笑何事？”尤其是第四、第五两首，“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沈沈沧海会扬尘”，告发者解释说：郝甑山是唐高宗时大臣，唐高宗欲让皇位给武则天，郝甑山在上元三年上疏反对；如今太后垂帘听政，蔡確这是用武则天比太后；而“沈沈沧海会扬尘”一句则是说人寿几何，咒太后不得长寿。太后听后盛怒，将蔡確贬为英州别驾，后死于贬所。

　　

　　南宋初期，奸臣秦桧弄国，他推行一条投降路线，卖国求和，又恐遭人议论，遂大兴文字狱。那些附势之徒，邀功请赏，“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又在市间闾巷，遍布“察事卒”，有人对现实不满，即捕送大理狱处死；有上书言朝政者，贬万里外；又让儿子秦熺以秘书少监掌管国史馆，撰文歌颂秦桧丰功伟绩，凡以前非议秦桧的诏书、章疏全部焚毁。绍兴二十年制造了李光私作《小史》案，副宰相李光被贬，李光的两个儿子死于贬所，另外两个儿子下狱；弟弟李宽被革职；约20名与李光友善或有关系的官员被株连流配或革职。其中，福建安抚司机宜吴元美，曾写过一篇《夏三子》的文章，骂夏天的苍蝇和蚊子，被认为是骂当政。他家有潜光亭，因亭号中有一个“光”字，被认为甘心做李光的党羽；又有商隐厅，被解释“商”指秦国的商鞅，商隐就是隐去商鞅，因此是不想事秦（桧）。兵部侍郎程瑀，因与李光有过书信往来而受到贬斥。程瑀曾注释《论语》，其中记载了周公对鲁公说的四句话，意思是“君子不怠慢他的族人，不让大臣抱怨未被信用；老臣故旧只要没有发过严重过失，就不应该抛弃；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饶州的貶官洪兴祖欣赏其文，作序阐述其意，京西转运副使魏安行又刊刻传播。于是，程瑀虽已故去，仍被“籍其家”，毁掉《〈论语〉讲解》书板，直到秦桧死后，子孙才被免除禁锢。洪兴祖和魏安行被发配到蛮荒之地。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文盲，因此，他对文字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仇视和独特的理解。他自幼出家，以后又参加红巾军，对与“和尚”、“贼盜”音似的文字，非常敏感。明初每逢国家大典、皇帝生日，各地长官都要呈献“表笺”颂扬，“表笺”中多有“道”和“则”字，而“道”、“则”与“盜”、“贼”同音，那些撰写“表笺”的教官因此而被杀。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字狱，又叫“表笺祸”。例如：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表内有“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表内有“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作《正旦贺表》表内有“建中作则”被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被诛••••••

　　

　　还有忌讳和尚的：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表内有“睿性生知”，“生”与“僧”音同，被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内有“体乾法坤，藻失太平”，“法坤”音同“发髠”，“髠”即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被诛。杭州教授徐一夔贺寿表中“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览后大怒：“生者，僧也，以我曾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则近贼也。”遂斩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