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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是我插队落户的第10个月，生产队里组织社员们，在全队的所有山坡的梯田里和坝上丘陵地带的干田里，栽种上油菜、洋芋，又称为土豆（学名：马铃薯）。 栽种油菜的时候，我看见那些油菜秧，绿油油的。和城里菜市场的小白菜，样子很相像。开始我不知道是油菜秧，误认成小白菜。张口就说：“这块地里在剩下的，给我，我拿着晚上下面条吃。” 队长笑了：“你去年子来的时候，偷豌豆尖，害得我差点冤枉了人家养牛户。今年个你是改成小白菜秧下面了。不过你要看清楚，这个可不是小白菜秧，而是油菜秧。明年子队里就可以给你们分点菜油了。” 还有一位老人，是个五保护，她在旁边搭上了一句话，说得大家心里直发酸：“这个油菜秧，就像是你们这帮知识青年的命一样。不管把它栽在什么地方，都能生根开花结出果实。”我不由得点点头。别看这位老人家年纪很大，说出的话真是牛都踩不烂。 从这时候起，全公社的农活基本上算是完成了。我们从罗坝街上赶场回到生产队。在沿途的一路上，都看到家家户户的社员们，都忙着侍弄着自己家里的自留地，干着自己家里的小农活儿，用手工编着一些竹制农具和工艺品，修理一些农具，搞一点儿家庭副业。家家户户门口的晒坝里、台阶下都可以看到那么几只鸡在撒着欢儿，远处的山村里偶尔还听到几声狗叫声，好一派悠闲自在的乡村农家田园风光。 广阔无垠的田野上，纵横交错的层层梯田里，也翻耕完了，冬水田里蓄满了水。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冬水田边，褐黑色的耕牛悠栽悠栽地低着头，咀嚼着田坎地边上的青草，显示出如此悠闲和自由自在。 远远望过去，罗坝公社一望无际的大峡谷里，到处是一片又一片黑里夹杂着深绿色的丘陵坡地，各家各户的屋顶上冒着乳白色的缕缕炊烟。漫过这碧绿色的竹林，在半空中慢慢地飘散开。广阔的田野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寂静和悠然，处处充满着无限奇妙的神奇色彩。 这几天生产队里正在搞年终结算，家家户户的社员们，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能把我们队里应该分到的钱和粮食，尽可能早点拿到手上。我知道，现在队里最忙的不是队长，而是记工员和会计。在我的小木屋里，我的房东家两个小女儿和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儿子，也钻进了我的寝室，和我们几个知青在一起，一边围坐在火盆旁烤着火，一边吃着烤土豆和烤红薯。 在开始的时候，队长并没有安排我去配合记工员和会计，帮着打算盘。这几天，记工员和会计天天都在向队长叫苦，只要见到队长的面，他们总是说实在忙不过来。说他们的工作量太大，根本就忙不赢。队里的社员们也是成天到处围着追他，催问队长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结算的钱。 队长是被记工员和会计吵昏了头，也是被队里的社员们围得急红了眼，事已至此，他突然把我想起来了。便三步并做两步，连忙来到我的小木屋，人还没有进门，大声武气的声音就先飞进门来了：“小石，你不要在屋头烤火了，马上到仓库去一哈，帮到记工员和会计清理一哈工分。” 话音刚落，队长就来到我的房间里，继续问我：“你打得来算盘不？” 我当时很得意地回答道：“不瞒你说，我的父母都是会计，打算盘嘛，我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已经教过了。” 这下队长他倒是高兴了，用一只大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还不满地回了我一句“你也是哦，为啥子就不早点说嘛？” 紧接着，他用一双大手把我从房间里抓了出来，在我身后不停地用力猛推着，从我的小木屋，一直推到生产队仓库的台阶上，生怕我会突然消失，亲手把我交给了队里的会计和记工员。 队长满脸得意地对他们说道：“这一下总该对了，我给你们找来一个你们都认得到的小会计。” 会计和记工员正忙得不可开交。一抬头看见是我，他们马上都笑了。“咋个开头会没把你想起哟。害得我们已经遭围了好几天了。” 这不是，我也很荣幸地参加了这项工作。说实话，这些个账目并不是很复杂，只要摸清楚了原理，其实也不难。我很快就插上了手；先拿一张白纸，找出一枝铅笔，打好几份空白表格。再把生产队里全体社员的名字全部都写在一套空表格，按月份详细列出，全年12个月，列出12个表格。 每个空白表格都反映每个月每个社员的劳动数量。其次把逐月每个社员当月出工的原始记录翻出来列入表格，做为分月份出勤表表，反映全生产队每个社员出工情况的各月出工数量。在各月出工数量表格的基础上，根据全年12个月的逐月各个月的出工数量，最后通过汇总表列出计算结果，得出整个生产队的总工分数，最后根据总的工分数量除以10得出生产队全部工日的数量。最后计算出生产队里，每个人的全年工分总数和具体的出工工日的数量。 最后我们都在一个表格里。把所有的数据全部显示出来，可以向队里的干部们汇报了。 经过队长和会计、出纳、保管等干部们都审阅后，表示认可。对症很高兴，说我们提供的数据，很有条理，逻辑性强。数据简单明了。任何人一看，都是一目了然。对我是好一顿夸奖。 我在生产队库房阁楼顶上，找到了几张大红纸，拿出一支毛笔粘着浓墨，把每个社员的全年工分总数量，在大红纸上工工整整地抄好，几天以后就贴在生产队库房外面的木板墙上。 这时候，整个生产队就像是在开大会，又像是在过节，全队的社员们都换上了整洁的衣裳，从各自的家里赶到生产队的库房，密密麻麻地挤在这张写满黑字的大红纸面前，他们都睁大了双眼，努力寻找自己的名字，查看自己全年的工分数。 这时候我站在旁边看到有一位老农民，他在离这张大红纸不远的一块空地上，铺开一张旧报纸，再抱着一个褐红色的黏土瓦罐，把它轻轻放在那张旧报纸上，小心翼翼地揭开上面的硬纸壳盖，从瓦罐里倒出一大堆色彩不同黄豆颗粒来。 我好奇的望着这位老农，疑惑不解地问道：“你这是干啥子？” 他抬头看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环顾左右确信无人在注意他，便压低了嗓门，小声对我说：“小石，麻烦你去帮我看一下，我的是好多分？” 我立刻挤进了人群，帮他看完了之后就马上挤出来，回到了这位老人的面前，大声地告诉了他的全年工份数。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把刚才倒在旧报纸上的黄豆拢成一堆，一五一十地认真数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总算停下了手，不在数报纸上的那些干豆子了。 他终于笑了。笑的那样满足和幸福。拉着我的手，认真地说：“对了的，对了的，一分都没有差。” 我当时也愣住了，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原来他不识字，就连人民币上的字，他也认不完全，全靠人民币上的颜色和阿拉佰数字，来区分人民币的金额数大小。家里也找不出几个认识字的人。为了记工分，只好在每天出工以后，回到家就往瓦罐里放上几颗黄豆，因为他是随着出工的时间季节变化，每天都在投放，黄豆的外表皮颜色也略有不同。（当然啦，这个瓦罐必须要放在家里小孩子们绝对找不到、够不着的地方）。到年终决算的时候再把黄豆倒出来数，有多少颗黄豆就是多少个工分。工分核对完以后，这罐干黄豆就拿来推豆花。权当是全家在一起改善伙食了。 几天以后，年终结算张榜公布了，我全年工分总数860分（当时我人个子小。力气不大，每天只有8分工）扣除所分到的粮食和其他实物以及平时预支的30元。剩下的余额就只有5元钱。 谁又能说这5元钱不算是钱呢？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没有倒欠生产队的，也就算是可以的了。在当时，全公社的知青基本上都没有做够工分，那一年，工分做不够，倒欠生产队的知青，在全公社的范围内是相当普遍。我虽然只拿到5元钱。要与生产队里其他几个知青相比，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为此受到了生产队里全体社员的一致好评。 队长更高兴了。又把他的叶子烟掏出来招待我，我一看他掏出来的又是那黄焦焦黑黢黢的叶子烟，不由地向后边躲，结果一下子躲到了身后的拌桶上，撞了一下腰，我刚转过身想逃跑，却被队长顺势一把推倒在装着稻谷的拌桶里，库房晒场上整个生产队的人都笑了。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