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警察

我开货车的时候，常常从贵州装运木头去粤东。车队浩浩荡荡，一去就是十几辆的。

迢迢行程几千里，沿途要遇到许多固定的、流动的交通、工商、税务、木材、公安等站点的检查。特别是进粤之后，各种检查就更加频繁而又严格的了。他们之中有的是按照国家的法规法令进行检查，有的则是扛着政府检查这面大旗，违背法规法令，徇私枉法，谋取私利。在我数年运输生涯遇到的各种检查中，后者不是少数。他们的政策懂得多，弄钱的办法也想得多，你只要栽倒在他们的手上，非榨你一点油出来不可。

有一次，我们共八辆车，装着旧屋架从贵州黎平出发，于第三日清晨八点左右到达广东博罗县境内，在一个彩旗飘飘的路边饭店前，被三个年轻的着装警察截住了。

开车的怕警察，就像老鼠怕猫一样。谁的车都不敢超越警察身体半步，只有乖乖地依次停靠在路的右边。三个警察随即上前，双脚呈立正姿势，向每一个司机行了个礼。然后，就把每个司机的驾驶证、行驶证，拿到手上胡乱地一瞥，不管有无问题，就朝腰包里塞。之后再做汽车的车况检查：大灯、小灯、指示灯……是否都亮？雨括器是否转动？三臂是否松动？……车况没发现问题，他们就会把贪婪的目光投向车厢上的货物了。

他们先是背着手绕着车儿转，前面后面瞧瞧，上面下面看看。看完了，也没与货老板、司机讲什么长说什么短，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进了路边饭店。

其实，这是所有两面警察的一贯程序。你违章也好，不违章也罢，反正截住了你，就得把驾驶证先扣起来，再作车况、货物的检查。然后就像捉迷藏一样，离开了你，让你扑朔迷离。

我们司机先是怔怔地看着警察耀武扬威地离开汽车，然后又盯着警察走进门口有穿着“迷你裙”小姐在拉客的路边店，而后就七嘴八舌地囔开了：

“肯定是要罚款的！”

“搞不好还要办司机学习班？”

……

说什么的都有，有担心的、有出主意的、有缄口不言的。

怎么办？包括货主在内的所有司机们，谁都不敢追着警察去问一声，只有怯怯地看着他们消失在眼皮底下，只有干巴巴地等。有的整车，有的倚在驾驶室内打盹，有的三两个一起聊聊天。

等了半个小时，那三个警察终于从路边店里拱了出来，还没有走到车旁，老远就冲着我们的人喊：“装木头的车，哪个是货老板？”

货老板听见警察喊，就忐忑不安地朝警察跑去，还有几个司机也随着货老板跑去。

“你们的车超载了。要罚款！”

警察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几只眼睛圆睁睁地观察着货老板的脸色，并等待着货老板的答复。

司机们听了并不震惊，货老板听了也不惊讶。把车停下来就知道要罚款。因为这里不罚，那里要罚；超载要罚，不超载也要罚；年年罚，次次罚。罚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要罚多少？”货老板欠着身子陪着笑，轻言细语地问道。

“罚多少？要罚三万！”其中一个警察伸出三个指头，洋洋得意地说。

货老板先是一愣，接着脸就煞白了，白的像死人的皮肤，许久回不过神来。这条路跑了几年，不知装了多少木材从这条路上过，也不知被罚了多少款，还没有一次被罚三万的。我们司机听了倒觉的无所谓。多罚，与我们无关，罚款归货老板出；从某种程度来讲，罚得多，下次再装货老板就不会再装那么多了。少罚，甚至不罚，货老板也不会给司机奖金。当然，从感情上来讲，还是巴望少罚，甚至不罚，因为至少在路上可以把伙食开好点。

“少罚一点吧？也没超多少，别看我们装得高高的，那可都是干透了的十几年的旧屋架呀！”货老板仍然欠着身子，向警察求着情。想把袋子里的“希而顿”进口烟塞给他们各一包，但见他们相当傲慢的样子，又不敢塞给他们。

不塞给他们也好，像这种张着血嘴的人，是不会接受什么烟的，你给他不仅会当着你的面丢了，反而还会装模做样地批评你，让你羞涩得无地自融。

“什么？还没超多少？不要骗人啦！我们又不是外行，你们每台车至少超载两吨！”警察斩钉切铁地说。

讲实话，那时候五吨的车，装六、七吨货也是常事，不仅仅是我们的车，公路上跑的车，没有几辆不超。

听到这里，货老板觉得和他们理论是没有用的，只有和他们讲好话，求他们把张开的血嘴收敛一点。于是，又陪着笑脸说：“警察同志，超是超了点载，但也没有两吨。我们装一车货，要付那么多运费，要完税费，不多装点，还赚什么钱呢？就要亏本呀！”

“是的。我们也知道你们是为了赚几个钱。正是理解你们这一点，才罚你们三万，否则要罚你们十万！”

“警察同志，”司机们看着货老板和警察讲得怪可怜的，也就帮着腔，“我们超是超了点，但也没有超好多。请您们少罚点吧？我们的肚子都呱呱叫了，还没吃早饭呢！”

“少罚点？这个我们没权力，是我们的领导决定的。我们也很理解你们，但领导说的，我们没办法改！”

警察又把这事推到了他们头儿身上。

司机与货老板听了，这才知道他们还有头儿在路边店里。到底是个什么头儿?我们用不着管的。他们说是领导，我们就依着他们讲是领导。

“请您们和领导帮我们讲讲好话，少罚一点吧！要罚我们三万，这趟生意就全亏了。”货老板一脸的哭相和警察说。

警察听了就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货老板。然后，把自己没抽完的烟往地下一甩，说：“好吧，我们进去向领导汇汇报，为你们说说好话，看他们的意见如何？”

警察就进了路边店，去请示不知在店里干什么的领导！司机与货老板就在外面等着，就像一个被告等待着合议后的宣判，心里忐忑不安。两个耐不住性子的司机，就到警察去的路边店那间房子里窥视，发现里面真还有两个警察在里面，每个警察的大腿上还坐着一个花花小姐，行为暧昧。

司机与货老板就在坪里焦急地等，没办法，再急也得哑哑地等。等了十几分钟，三个进去汇报的警察出来了。他们笑了笑说：“我们为你们讲尽了好话，但领导不同意少罚。这样吧，领导叫你们先在这里吃了早饭再说。”

警察的话听起来很轻松，实际上这单子是那些坐在警察身上的花花小姐开的。他们说了就是命令，你不吃，就要在这里久久地等下去。司机和货老板都知道个中的规矩，是给小姐们增支，司机们要被“放血”的，但“放血”也要吃。

不出所料，我们一行十二人，分两桌，每桌四个菜（两个瘦肉炒辣椒、一个豆腐干炒肉、一个小白菜），两桌花去了一千元。我们司机吃了把嘴巴一抹倒走了，货老板把单一买，舌头就伸得老长老长，半天说不出话。无奈，警察说的，不吃不行。不看这个小数，只想那个大数！

吃完了饭，我们大家又在车旁等。等了半小时，那三个年轻的警察又出来了。司机们看着警察出来了，就来到警察身边，听他们又怎么说？这时，警察仍旧做着一脸的无奈，似乎对我们有点同情地说：

“我们也给领导说了好多好话了。他们说你们超了好多载，罚三万不算多的。”

货老板听了脸又煞白，就撵在警察屁股后面磨嘴皮，那三个警察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几个司机也随着货老板转，帮着腔。好话讲了一串串，警察终于说：“这样吧，我们再进去和领导讲一讲。如果他们不松口，我们也没办法。”

三个警察又进去了，我们大家又在等。两个司机又去那个地方窥视，发现那两个警察与那两个花花小姐嘻嘻笑笑地在打牌。我们又哑哑地等了半个小时，那三个年轻警察就跟着那两个中年警察从路边店出来了。

那两个中年警察可能就是领导。一脸的正经，像喝过人血，就要杀人似的；戴着墨镜，迈着四方步，径直地走到我们身旁，装模做样地看了看，然后问：“货老板是谁？”

货老板听见，连忙从人群里站出来，答：“是我。”

“是你！”从墨镜中看不出他们是怎样一种眼色，只是看着他们戴着警帽的头是歪的。“你超了那么多载，还说罚多了?告诉你，三万元罚款，一分都没有少的！”

说了，就像定了乾坤。然后，迈着四方步又进了路边店。货老板想追上去说几句好话，他们理都不理，进了路边店就“啪”地一声把门关了。两个司机又去鬼样的窥视，发现他们一进去就和那两个女的搂在一起笑得人仰马翻，大概也就是笑我们被他们捏在手掌心里了吧！

没法，货老板只有拦住那三个年轻警察，求爹爹拜奶奶似的讲好话，警察走到哪里，货老板就跟到哪里。警察脱不了身，厌烦了！就扭过头对货老板说：“你老是跟着我们有什么用呢?这罚款又不是我们给你定的。刚才你都听见了，这是领导决定的，我们有什么办法？”

货老板再也没话可讲了。他蹙着眉头在苦思冥想，就在他好话讲了一卡车，觉得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点子：

“警察同志，这样吧，给我少罚一点，我干脆不要你们的发票算了！”货老板这样讲，司机们也异口同声地附和着。

讲了老半天，警察要理不理，从他们的对视中，似乎对此话有所投好。当货老板再次装模作样地和他们讲好话时，警察也假惺惺地把眉头一皱，没有办法似的说：“哎，看着你们那么多车停在这里，我们心里也着急。这样吧我们再去和领导讲讲，为你们求求情。”

这下他们三个只进去了十几分钟就出来了。货老板与司机都围拢来听，听他们传达领导的“决定”。

“我们领导说了，少罚不行，不要发票更不行，这是违法的事！”他们把这句话说完后，稍事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大家，紧接着又说：“你们看怎么处理？”

货老板连忙说：“还是刚才的意思嘛！”

“这样吧，”货老板把话一说，警察就接腔了，“你们找几个钱也不容易，真得罚你们三万，你们也就亏了。本来我们的领导是要坚持罚三万的。我看，我们三个就做个主，就不开发票罚八千算了。如果领导要批评，我们负责。你们同不同意？”

货老板听说不开发票只罚八千，那真是叫花子讨糯米，哪里得哟！马上把票子拿了出来。他们也马上把驾驶证等证件还给了我们。

就这样，我们等了近四个小时，太阳晒得我们没了影儿，我们才怄着一肚子气离开了那个地方。其实，警察们一唱一合，把罚款喊得那么高，要的就是最后的结果——不开发票，把钱塞进自己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