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回去吗？如何回去？这个成了母亲经常思考且与父亲探讨的问题，直到父亲不耐烦时他们就开始吵起架来，每每这个时候，我们都一声不吭，可我总是竖着耳朵偷偷地听着，多希望能听到父亲给出个答案来，可惜，每次都是父母两人冷战后结束探讨。但此后，母亲就开始偷偷打听怎么样能连同户口一起回广州，父亲说她是痴人说梦。

吵闹冷战，如此的生活直到大姐高三快毕业，突然有企业来大院招工，说是来自广东，母亲当机立断，也不与还在出野外的父亲商量了，直接要求大姐缀学，并且去高校胡搅蛮缠地让学校给大姐开出了高中毕业证。在她看来，受够了这种吃闲饭的生活，能走一个是一个。没多久大姐就跟着企业走了，我很是羡慕，什么叫打工我不懂，我只知道大姐终于回老家了。

那年的冬天，大姐寄回了家书，说那企业根本不是在广州，只是东莞的一个工厂，但她觉得东莞离广州也不远了，所以她决定不回青海了，她要留下来做工厂妹，等机会回广州。许是已感受到改革开放下广东的繁华，与那个“鸟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差太远了吧。她来信说去看了外公外婆，外公病了。母亲哭着说无论如何也要回去看外公一趟，不管有多难。父亲为了多赚几个钱，每年冬天不出野外就去为大院烧锅炉为各家各户供暖，所以只有母亲只身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于是那年的春节是我们四姐妹自己包饺子过春节。二姐说过年都不能团圆，可我心里没由来的很高兴，盼望着母亲回来和我讲讲老家的所见所闻。

盼了许久，母亲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心情很是沉重之感，在她与父亲的争论中得知外公是没大碍的，只是想不到母亲此次回了一趟娘家还回了趟老家（母亲是自广东英德嫁到广东广州）并且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户口转移的政策，父亲这次火大了：“回回回，一天到晚想着回去，你看哪家能将户口迁到这了还能回去的！”

他们两个的冷战还没结束父亲就又要出野外了，而母亲与大姐的家书越来越频繁了，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好了，有时还会哼起儿时唱给我们听的老歌来，我偷偷问二姐：“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二姐反问我：“你很想回去？回去了就看不到雪，没法打雪仗堆雪人了！”

“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想回去！”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回答道。

终于那年夏天将临时，母亲收到了大姐的家书后兴高采烈地去了大院队部管理处，原来那天的家书是一张准迁证，准许我们一家六口（除父亲外）的户口迁回原籍的证明。我听说后一蹦三尺高，就差跑到楼下开大广播广而告之，很想马上回到班里骄傲地告诉别人：我是广州人，我要回广州了。

那年的暑假是我过的最愉快的暑假，心情就像经历了一漫长黑夜突然迎光明一样，来这以后的那种压抑突然就没有了，逢人就说：这是我在青海过的最后一个暑假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甚至从未有过的乖巧帮着母亲忙前忙后——收拾行囊、准备老家的夏装。

1991年8月3日清晨，告别了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四姐妹和母亲一起踏上了回家的火车，和来时不一样的心情不同，开心、兴高采烈、雀跃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整整六年，我和自己说只是因为我看了六年的四季交替，厌倦了，现在想来不是厌倦了，是那种离乡别井的感觉，就像花草树木离开了土壤。

辗转坐上真正直达广州火车站的火车，听到了熟悉的粤语，我和母亲一样瞬间湿了眼眶——乡音，六年没在家人以外听到过了。虽然坐了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坐得整个人都麻木了，车内温度越南下越高，可看着窗外的绿植越来越多，我知道，近了，离家越来越近了！

终于火车倒出租车，在我已因为出汗浑身又酸又臭、一身长满了痱子后，我们到了镇上，用母亲的话说：到家了。听着到处都是熟悉的语言，带着烟火气息的空气，虽然因坐久了火车感觉地面在摇，但这才是我出生的地方，好像从未离开过一样，我的心踏实了。

那年我1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