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大姐夫精神矍铄、性情开朗、待人热情。他每年外出一二次旅游；参加几次亲友宴请；清晨傍晚在公园锻炼。生活俭朴、按时就餐、准点休息，生活有规律，还照应比他小十岁的大姐。 

    我兄弟姐妹7人，我是排行老六，前年已退休，现在原单位反聘，工作比较轻松，因此时常怀旧。昨夜一梦，见到大姐夫，他还是那样身板硬朗、笑容可掬、热情火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艰难岁月里他对我家的贡献，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触动了写作激情，现把大姐夫的事迹略叙一二，与五六十年代朋友们分享。

    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江苏苏北农村和全国一样，经济匮乏，物质条件极差，所有农家都处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我们当地举家外出逃荒的不计其数，周边饿死人的事件时常发生。我家人口众多，劳力又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贫困交加。父亲除干农活外再做点小生意，但收入微薄，不足以支撑这个大家庭的重负。加之母亲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常年不能劳动。因此，幼小的弟弟和我所需的奶糕、奶粉和全家人的口粮钱都没有着落。在这几个关时期，是靠大姐夫全力支持，他定期向我家寄钱。其实，大姐夫家也有几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资助的钱也是从他们生活费抠出来。如果不是他们支持，弟弟和我不一定能养大，全家人也难以度过大饥荒。

    大姐夫不仅对我家有恩还是我的救星。上个世纪70年代，虽然食能裹腹但遇到病患还是很难解困。我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脉管炎”，在家服用土医生自制的“中药”，病情日益加重，体重急剧下降，生命垂危 。父亲想带我到南京、上海大医院诊治但囊中羞涩。这时又想到了大姐夫。于是，父子二人乘车到大姐夫单位说明来意，大姐夫二话没说给了一百元（是他近两个月工资）。后经南京和上海二家医院诊断，结论基本相同，排除脉管炎，属于微血管循环不畅的常见病。仅配点中药让我服用调理。很快原来站立时腿麻发紫症状基本消失。其实我很清楚，并非真的神药治好，而是我的心理作用造成的，当时听说不是可怕的“脉管炎”，浑身感觉突然轻松起来。原来是庸医害人，他诊断我是“脉管炎”几乎就给我判了死刑，精神崩溃、沉重的包袱如泰山压顶无法支撑原本壮实的身体。如果不是大姐夫出手相助也许我的小命早已丢掉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所有的生活必须品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布料以及香烟、火柴等均要计划供应和分配。而大姐夫时任农场供应科科长，他廉洁自律、秉公办事、不谋私利。无论与他什么关系都是一视同仁。厂长想找他买块手表、亲戚想找他买台收音机、同事想找他买包香烟等都被他拒绝。他在职期间没有为领导、家人和朋友办过一件不合规的事。因此，农场人便送他一个绰号，叫“卢大板”。正是有这个不雅的“绰号”场党委才特别信任他，在这个人人眼红、个个想挣的岗位上干了十几年。

    大姐夫常年以来一直保持生活朴检的优良作风，他是处级干部离休，每月养老金万元，但他从未穿过高档服饰，从不吃高档补品，什么山珍海味与他无关。每日自己到菜市场选购，大多是青菜、萝卜、豆腐和黄瓜之类的蔬菜，鸡鱼肉蛋很少买。烧菜做饭一手全包，烹调水平还不错。我们常常跟他开玩笑，离休干部的待遇、下岗工人的伙食。他最爱这样平淡的生活。晚上步行3公里到另一住宅休息全当散步遛弯。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从不间断。

    大姐夫去年还参加我“父母百年祭典活动”。在他岳父母坟前也磕了三个响头，真诚祭拜；在“颂扬会”上教导所有晚辈们，不要忘记父母大恩、生活切莫奢侈，保持朴素情怀；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不但要成才，还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与会的30多人都聚精会神聆听他的教诲。

大姐夫还是一个老革命，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多次立功受奖。也许是经过战争的洗礼造就了他优良的品格。他一生忠于党，他常跟我说，再活二年就满足了。我问为什么？他笑着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啊，我已有七十多年党龄，如果再能参加党的百年生日大庆是多么荣耀和自豪”。我鼓励他说： “你已跨越十个九年了，再跃一个九年，超过百岁大关没问题”。他笑了，笑的很得意，笑得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