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那是一种和之大气，孕育于内心，焕发于外在。他们真正看到了外物的绝美，反观了内心的需求，挣脱了一切的名缰利锁，臣服于自然，寄情于山水。“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是他们的畅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他们的境界。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和，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理想主题。从“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是统治者追求的政通人和；从太白的扁舟到东坡的赤壁，是文人墨客追求的淡定祥和；从老庄的无为逍遥到嵇康向秀的柳下锻铁，是隐士逸人追求的清净宁和。一个“和”字，浸染了多少帝王将相的励精图治；一个“和”字，吞吐了多少文人墨客的春愁秋叹；一个“和”字，迷醉了多少隐逸高士的青云鸿鹄！
　　
　　一　　
　　中国古代伟大的帝王，大多对和有着很大的向心力。像三国乱世时雄居一方的刘备，三顾茅庐而求得贤才，文治武功而睥睨北方；又如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盛世的开创者康熙，除权臣，平叛乱，定边疆，著宏篇。他们如此辛劳，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呢？蜀汉的物阜民丰，康乾的太平盛世。那么，进一步深究，他们又为什么这样做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无非是为了满足他们征服天下的欲望！从修身养性到治国平天下，他们一次次用战火熄灭战火，一次次用野蛮对抗野蛮，将战乱纷争的国土收拾得和平一统，将落后贫弱的社稷打理得繁荣昌盛。这样，一代代丰功伟绩载入史册；个人的道德完善推进了社会的文明。
　　
　　由此可见，和，启发于原始的野性，趋向于亘古的文明。然而，和又是非终极性的，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它总是精益求精。譬如，若我们真能达到陶公所绘的桃花源境，到那时，我们对和将会有更高的追求。
　　
　　二　　
　　和，一旦到了文人墨客身上，就充满了历史的霉味和现实的悲剧色彩。柔弱的中国传统文人，大多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然而，很少有强健的体魄和巨大的权柄与之相匹配。他们只能“十年寒窗苦，一朝跃龙门”，爬上科举的顶峰。（隋唐以后尤是如此）可他们在宦海沉浮间周旋不了几个回合，便呛足了水。或是因才高而受妒，或是因直柬而失宠。范仲淹便是其中的典例。他倾注了多少对政通人和、富国强兵的心血，蕴积了多少对外敌入侵、生灵涂炭的愤慨，“庆历新政”。但奸佞小人的两语三言，仁宗皇帝的一纸诏令，他远大的抱负便立然成了镜花水月。不过还好，还有一片广阔的洞庭湖濯洗他内心的悲愤，还有一座宏伟的岳阳楼开拓他郁闷的心胸。
　　
　　柔弱的中国传统文人，在政治风雨中踉踉跄跄，无法立足。他们远大的抱负一次次被无情的贬谪打破，火热的激情一次次被凄冷的风雨浇灭。终于，心绪由芜杂走向清明，情感由激烈走向朴拙；眼光渐渐从政坛挪开，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天空——纵情于山水之间，放浪于形骸之外。由此，失意的文人散布于山水之间，成了一个个隐林高士。然而他们所无法预料的是，自己的性灵将在这天人合一间脱胎换骨。
　　
　　三　　
　　隐士逸人的和就不显得那么沉重与复杂了。像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去追求悠然南山、东篱采菊的恬静与安然；又如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们的内心安详宁和，使他们的外在变得儒雅磊落、宠辱不惊。那是一种和之大气，孕育于内心，焕发于外在。他们真正看到了外物的绝美，反观了内心的需求，挣脱了一切的名缰利锁，臣服于自然，寄情于山水。“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是他们的畅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他们的境界。
　　
　　这便是和之至境，而它只存在于道家。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于中国传统文人文化人格的构建。无疑，对中国传统文人而言，他们的人格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在他们当中，不乏有佼佼者将佛道两家作为人格构建的侧翼。然而，虽然佛家也有关于山水的论述，如“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非山，见水非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参悟层次；但佛家所推崇的浓厚的苦难意识让许多柔弱的文人望而却步，于是，当他们困厄失意时，更多的走向了道家。他们以道家的无为化解内心的愤懑，以道家的逍遥挣脱精神的枷锁。终于在这种无为逍遥之中遨游于无涯无际，达到了和之至境！

　　（完）　　
　　2009-5-25

【责任编辑：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