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很多，但是品读他的小说总令我愉悦，他的小说是淡淡的，像山泉，不激烈却有一股自然的生气。在《小说陈言》中他谈到写小说要“干净”：“重读《丧钟为谁而鸣》，觉得海明威的叙述是非常干净的。他没有想表现什么‘思想’，他只是写生活。我希望更多地看到这样的小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汪老也是在写生活，他的小说里有“干净”这一条，不拖沓，很自然。

汪老爱写旧人旧事，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论及原因，有这样一句话：“经过长久的学习和磨炼，我的人生观比较稳定，比较清楚了，因此对过去的生活看得比较真切了。”汪老喜欢“看”，他爱观察也擅长观察，这是他写作重要的基础之一。他经历过丰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因而喜欢“回忆”；他也看到了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八十年代左右的作品在深处是带有反思性的。而在这反思中又藏着些淡淡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情感——这里的“淡淡”并非指这两种思想十分细微，而是指它们都带着一个花甲老人在体悟人生后所拥有的淡然姿态。汪老不似萧红那般将遮羞布都撕碎，然后于冷冽中吼出自己的悲痛，在对待自己的故土时，他如品茶般慢慢悠悠，缓缓道来。即便他对自己的的评价是“我朴素的观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确实他的小说并不崇高、悲壮，但在这和谐的深处总有深刻的影子，总有一股隐隐约约的悲叹。

《岁寒三友》承袭了汪曾祺小说一贯的散文化特点，但情节较其他小说而言并没有那么淡化，一条很明显的主线就是王瘦吾和陶虎臣两家起起落落最终衰败，靳彝甫返乡后仗义疏财帮助好友。情节很简单，但是背后的阐释空间却很大，《岁寒三友》的语言是平静的，平静背后却压抑着悲剧的洪涛。

文本的叙事视角很显然是复杂的，外聚焦和内聚焦相交错使用，其中外聚焦视角的使用频次更多，这也是由于作者在以过去为焦点进行叙事，叙述者是脱离于故事之外的，如同摄影机般的存在，在叙事上偏客观，这种旁观的状态也是汪曾祺文风形成的原因之一。置身事外使得读者能够看清事情的头尾，事实上在文本中作者仍旧在操控着镜头的转换，或远景或近景，甚至是空镜头。在文本中，能够明显感到有个人在引导读者进行观察，然而又将情感隐藏，所以带有了审视的味道。文本开门见山：“这三个人是……”^[1]，这种结构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并不常见，与此同时这样的开头奠定了全文的叙述视角。“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1]，这三人既不是上等人物也并非下层人物，这样的地位设置很巧妙，若是穷人便无力为善，若是富人便可能无心为善，所以这样的“中间人物”地位十分重要。文本第一段直接写了七个“他们”，三人“捆绑”在一起，并且直言他们的名声好，在当地做了许多善事，同时也得到他人的认可，一个关系密切、善意相投的小团队就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接下来是分开叙述，也就是将镜头聚焦于特定的人，一句“王瘦吾真瘦”^[1]直接点明王家的境况，将镜头对向他，而后插入他年轻时的情形——王瘦吾也曾是个“文人”，“风雅过几天”。父亲死后却只得挑起生活的重担，可是王瘦吾并没有经营的天赋，比父亲差远了，所以生活很困难，这是一落。在这一部分，作者只写了王瘦吾的家人，其他两人都未言说，为什么呢？因为王瘦吾是转行的，没经验，而其他两人都是一直做着本行，这也是王家境况比其他两人差的原因，写他的家人，是为了给王瘦吾的“发财”想法和行为一个动力，逼他前进。怎么发财呢？“他得把眼睛看到这个县城以外，这些行业以外”^[1]，这涉及到空间建构的问题。作者直言小县城各行各业都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是一个封闭的能够自我运行的完整空间，所以在王瘦吾看来要发财只有“破”，才能“立”，可是这想法是错误的——“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1]。作者是想让他留在县城的，因而使他在外面出力不讨好。为何？这是作者的故土之思，在他的潜意识中故乡才是真正的安稳之地，才是温暖的摇篮，是他对故乡的寄思导致了王瘦吾只能留在这，于是又给了他一个法子——“后来他想起开工厂”^[1]，只有生活有了保障才能留在县城。有趣的是，卖“洋货”的丝绒店没有赚钱，反而是卖传统草绳和钱串子的绳厂赚了钱，这也是作者对传统的一种留恋；当然，绳厂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作者也知道传统手艺无法大批生产，于是引进了机器，说明作者不是一味沉溺于过去，他是有反思的，他使得两种文明相结合。

接下来写传统手艺人陶虎臣，写这一部分时更多的是在展示“炮仗”这一民间文物的美和陶虎臣的善，也是散文化最突出的部分。作者花大笔墨呈现故土曾经玩物的美，其实是在对它如今在逐渐消逝的忧虑，同时也是对传统手艺的怀念。陶虎臣是个善良的人，从一个小细节即可见：“陶虎臣每次试炮仗，特意把其中的几个的捻子加长，就是专为这些孩子预备的。捻子着了，嗤嗤地冒火，半天，才听见响呢”^[1]，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八十年代，工厂大批涌现，传统手艺受到极大挑战。将传统手艺与“善”和“美”相联系，虽然说过于理想化，作者的重视与欣赏可见一斑。传统手艺也遭受“落”了，正是战争年头，混乱不堪，以至于“地方上多年未放焰火，有的孩子已经忘记放焰火是什么样子了”^[1]，作者在这里流下一滴眼泪。这部分的结尾意味深长，“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1]，这个结尾是紧随在炮仗店衰颓的叙述后的，更像是想以小小的幽默化解前面的悲叹，这是含泪的笑。

靳彝甫，名字就十分风雅，他与王瘦吾不同，他没有转行，也与陶虎臣不同，并非是个“粗人”，他是个家传的“画师”。作者将他与“画家”与“画匠”进行了对比，称他为“画师”。画家是什么？家境较为殷实的高雅画画人，他们不愁吃穿，只求高雅。画匠则是以作画为生的人，事实上“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商品，不是作画。而且是流水作业”^[1]，所以他们是匠人。靳彝甫不一样，他卖画为生但是卖的不是画匠那种画，因而介于两者之间，这样的身份是他的性格——既不骄傲自矜也不追名逐利——和命运的重要成因之一。他画的是国画，也是传统手艺，所以也必然会遭受现代化的冲击，“行乐图，自从有了照相馆之后，也很少有人来要画了”^[1]，这涉及到了艺术的革命，照相馆的生活像更为真实且低价，这也是传统行乐图衰落的原因。但是靳弊甫“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1]，足以见他不是个逐利的人，他懂得满足，同时他还养花草玩蟋蟀，把玩他的宝贝——三块田黄石章，做着本心驱使的事。

“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都交了好运”^[1]，“好运”事实上是悲剧来临前的喜事。王瘦吾发了财，陶虎臣做了笔大生意，而靳彝甫除了抓了只好蟋蟀之外还遇到了贵人。在古今中外许多小说中都会有一个援助者的存在，而他们大多是老人，老人经历很多，是智慧的化身，常常以智慧点拨困境中的人。贵人季匋民说的话暗含作者的深意：“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1]靳彝甫是否遭遇困境呢？好像没有，甚至还小发了一笔财，真正在困境中的乃是传统画行，往大里讲是整个传统行业和传统文艺的继承遭遇了困境。季匋民要他出去走走，要他破，这是作者的意思，这不是王瘦吾漫无目的的出去，而是有途径有方法的出去，是针对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真正的破而后立。

靳彝甫出去了三年，王瘦吾和陶虎臣遭受了第二次“落”，这次落甚至对他们的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王瘦吾的草帽厂遇到了王伯韬——取名很巧妙，容易使人联想到茅盾小说《子夜》中的资本家赵伯韬，且同样都使计迫害他人；陶虎臣则遭遇了禁鞭炮的政策。王瘦吾破产了，陶虎臣甚至赔了女儿。两人都未行恶事甚至经常为善却落到如此下场，打破了国人常挂在嘴边的“善有善报”的佛教因果循环理论。他们的背后好像有一个命运的大手在操控着他们的生活，无力反抗，这是最悲哀的。在这背后更是汪曾祺对传统行业没落的悲叹，他在命运的洪涛下也无可奈何，资本的侵入和政策的迫害都是不可阻挡的。他经历过十年浩劫，那十年中国的文艺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这是他一个文人不愿看到的，但是又是他无法阻止的。他安排靳彝甫出去，创造出叙事空白，也许是想让他逃过着第二次“落”，是给他们两人一个希望，也是他内心想给中国那些被迫害的或被挤压的人一份希望。靳彝甫卖掉了他的三块田黄，他曾说过：“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1]，他将性命卖了，却是为了两个朋友，这是人性的善。汪曾祺的心中就有着这样的一个桃花源，那就是人性的善。可是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看似留下了一个较为好的结局，但实际上留下了一堆空白未填写。“外面，正下着大雪。”^[1]靳彝甫的行为仅仅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后续的发展作者并没有交代，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这是他所发现的时代的问题。这是一场自然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一切都是在时代发展的裹挟之下发生的，很自然所以才更为悲剧。虽然写的是四十年代的事，却处处透露出对八十年代的忧虑，困境是共通的，甚至八十年代的中国问题更为难解决。传统行业、传统文艺该如何破局？这是时代的问卷。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1-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