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春秋百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数来它们在各自的时代各领风骚数百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经济学界，有一句话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离开都市的经济。细读唐宋词，发现它们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都市文化影响唐宋词的特点
　　
　　自古对于唐宋词，研究者将其定为唐宋词极其行本色，目为“句读不茸之诗”“非要本色”。唐宋词以清丽句写男女情事，萎靡哀伤之调；或俊美佳人，失意落魄之士，春花秋月之下，对月伤怀，寄情幽渺；或浪荡公子，游弋花丛，左搂右抱，发骚人之雅兴，博得美人之欢心。此种种，皆是词之本色。
　　
　　唐宋词行本色这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活状况，都市文化所决定。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学。如“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清之小说”，还是现代的网络文学。这些都反映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这些文化产生与形成与当时的都市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王国维曰：“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一种文学倾向，也体现了唐宋词的创作特点。
　　
　　早期的敦煌词的脂粉气更淡甚而是没有，带功利色彩的倡优味更是虚无，正因此，尽管笔触还显得粗糙、稚拙，但玉蕴璞中，它朴素、率直、活泼、清新，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实，这就是隋唐之际词的本色。
　　
　　而到了晚唐，落魄文人失意之仕偎红倚翠，在花团锦簇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他们凭藉满腹的才华，游离于秦楼楚馆，留恋于温柔富贵之乡。其柔弱的文人气息与女子纤细的心灵获得默契，而歌妓舞伎的花容月貌多才多艺自然激发了文人创作的欲望。生活的安逸，仕途的坎壈，歌儿舞女的诱惑加上文人本身的才情，他们攫取了千古不变的永恒主题——爱情，尤其是带有诗情画意的士子与歌妓舞伎的爱情。在这里，文人仿佛找到了精神的家园，这是对传统的爱情婚姻的悖离，不再考虑纲常与伦理，恪守封建教条。这里，与那些秀美可人聪明机灵的妙龄女子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正是这样的都市文化状态，促使他们的创作本色尽显。在文艺界还有一句话是“一切艺术都来源于生活”，在唐宋文学盛世，词人创作题材都源于当时社会，源于都市文化，同时也反映都市文化。
　　
　　二、都市文化的发展促使唐宋词的繁荣
　　
　　都市文化的发展促使唐宋词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唐宋词数量剧增。第二，唐宋词人队伍的扩大。
　　
　　唐宋词数量剧增。这主要是新声，新词的数目繁多。在当时出现这样一种都市文化现象是“新词”不但是词人填词的首选，也是人们唱词也听词的时尚。如郑樵在《通志》卷四十九云：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而一首时调新声的歌词“总是不断翻新和不厌其多的”从宋人的描绘中可见时人竟唱“新词”的趋势和其作为时尚广泛流播的盛况。
　　
　　唐宋词人队伍的扩大。自唐五代至北宋后期词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唐五代有姓氏可考的词人约百人，宋代的歌词创作空前繁盛，有姓氏可考的词人共1493人，此外，姓氏失传的无名氏有作品1569首。上至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大显身手。
　　
　　在宋代，帝王将相、贩夫走卒、文坛墨客、家庭妇女、方外僧人、风尘歌妓、江湖好汉、民族英雄，无不参与词的创作。宋词的创作队伍几乎涵盖了各种社会阶层，包括了各种社会角色身份。
　　
　　如《宋会要辑稿·选举》就宣称:“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就也为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敞开了方便之门。有学者考证，北宋1953人在《宋史》有传，由寒门而入仕者占55.12%;北宋三品以上官员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北宋末年达到巅峰，占到64.44%。
　　
　　三、都市文化的发展促使唐宋词的大众化、平民化、生活化，并决定其传播手段。
　　
　　谢桃坊先生曾说：“宋词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而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曲。”大部分配乐歌唱的唐宋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而袁行也说：“唐五代北宋词，基本上可以称为当时的流行歌曲。”
　　
　　由于商业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各种各样的宴饮聚会还频繁出现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这种都是文化的熏染下，“流行歌曲”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诗文的世俗化、娱乐化倾向。广泛的传播面和巨大的影响力促使唐宋词平民化和生活化。
　　
　　早在唐代，词就是酒筵歌席上的重要交际工具，宋代以词行令之风依然盛行。应歌填词的活动还出现在欢度节日，祝寿庆生等社交场合中。在节日里，人们举行各种庆祝仪式，进行各种社交娱乐活动，而即兴填词，就是宋代节目活动的重要内容。宋代大多数节日在词中都有体现,而其中一些重要节日,如立春、元宵、清明、端午、七夕、重阳、除夕等等,存词量更是可观。据统计,《全宋词》中仅元宵词就有四百九十五首，有关寒食、清明的节序词也有四百午时三首。
　　
　　这种“流行歌曲”的重要传播者——歌妓。由于其身份特殊，她们即是商业产物的一部分，客观上也是都市文化的传播接受者，她们与词的发展息息相关。歌妓面对商业市场，面对大众，为迎合受众品味，自会想方设法抬其身价，不仅要长的青春靓丽，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自不待言，词曲小调，也成为其招揽客人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好词一出，即竞相传唱，会唱一首别人不曾唱过的清词也成为优势，于是歌妓纷纷向文人索要。
　　
　　当词发展到这个时候，我们不难看出词已经逐渐走向世俗化、商业化，不再仅仅只是贵蔟士大夫的享乐工具，词的发展范围已经扩及到普通大众，由民间再一次回归到民间。都说，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物，唐宋词再次回归民间，这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由当时那种文化氛围，都市文化所决定。
　　
　　四、都市文化的发展促使唐宋词“雅”与“俗”的分化
　　
　　关于“雅”与“俗”的分野，当代学者赵士林在《心学与美学》一书中指出:在漫长的中古封建社会，“雅”一直被用来指代庙堂—贵族—“劳心者”的审美追求，“俗”则一直被用来指代市井—平民—“劳力者”的审美追求。“雅”与“俗”的分野从审美趣味的角度表现了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文化生态的歧异。
　　
　　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出现了较大的变革，原有的门阀世族逐渐瓦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原来那样等级森严，也促进了各阶层之间的交融，使世俗化的审美标准得以向上层社会渗透。社会的动荡将旧有制度的约束冲击殆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也暂时失去了往日维系人心的强大力量，于是，向来为统治阶级所不齿的市井文化，便以其旺盛鲜活的生命力向上流社会蔓延。
　　
　　随着都市文化的发展，大批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进入上流社会，不仅使统治阶级的出身成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上流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使其由单一转而多元化。他们一方面接受雅文化的熏陶，固守士绅阶层尚雅黜俗的观念，存在着把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的主观故意。他们偏爱那种镂金错彩，富贵逼人的氛围，而真正身处富贵乡的士大夫阶层，却有意将充满世俗气息的“富贵气”淡化、雅化，要为维护上层文化传统的矜持与高贵而同下层世俗文化保持一种距离感。“唯说气象”和“直言富贵”正是上流社会与普通民众在审美趣味上的雅俗之别。
　　
　　现代学者又常引用下面一则故事来说明宋代社会雅俗两种趣味的对立。据张舜民《画墁录》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晏柳之争，实则是以典雅含蓄为审美趣尚的雅文化，与袒露直白、备足无余的俗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二者表现的审美趣味相去甚远，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却都是以世俗的享乐为底蕴的。这也就由此牵涉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即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雅文化对于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俗文化的受容。
　　
　　高克勤在《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一文中指出:宋代士大夫雅俗观念的核心是忌俗尚雅，但已与前辈士人那种远离现实社会的高蹈绝尘的心境不同，其审美追求不仅停留在精神上的理想人格的崇高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时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上。这种“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对于上流社会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是上层士绅向下层世俗文化趋同的重要原因。据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引《湘江近事》载:陶穀学士，尝买党太尉家故妓。过定陶，取雪水烹团茶，谓妓曰:“党太尉家应不识此。”妓曰:“彼粗人也，安有此景，但能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穀愧其言。
　　
　　唐宋社会“从俗”与“崇雅”之风的更替消长、雅俗相互对峙等现象的出现，既体现了精英文化意图对话语权进行垄断却又力不从心的文化心理，也说明人们对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审美价值的一致肯定。
　　
　　总而言之，都市文化的发展不仅影响唐宋词的特点，同时促使唐宋词的发展与繁荣及俗与雅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