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说另一位画家。
    他叫朱耷，明末清初画家。他本人有一个十分高贵的血统，他的族谱全名叫朱由桵（ruì），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其人的艺术造诣甚高，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声名是相当的显赫，可谓一颗超亮的明星。其人画风师其祖、父，久经磨砺，自成一家，另有石涛，石溪，弘仁，被后人一并尊称为“四僧”。
    “朱耷”一名鲜为人知，但若说到“八大山人”则人尽皆知。“八大山人”就是朱耷。
    这里之所以提到朱耷，原因在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品位与上文提到的倪瓒大有可比。一，他们的人生都历经了朝代更替；二，他们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独树一帜的画家；三，他们都是前朝遗民，但他们都不和当朝合作；四，他们在中国美术史乃至在世界美术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两座远隔朝代遥相对望的绝险的高峰；五，他们的自然生命和文化人格同样处于绝险的孤独之中。
    “八大山人”一名的来由，直接关涉到朱耷的人生际遇的多舛。明亡以后，朱耷携母并弟一起“出家”，先僧后道。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为逃避清廷对明朝皇族遗民的迫害，朱耷一直辗转于空门，亦僧亦道，或僧或道。他如此频繁地在空门之间躲闪跳荡，俨然一支风中残烛，在极度紧张中不停地闪烁。初入空门，朱耷偿持《八大人觉经》诵念，故自号“八大山人”，足见其潜心空门的决心何其坚定。在他早期的画作中，他经常使用一个特别的签押，其状如鹤，乃为“三月十九”四字构成，这一天正是明朝灭亡的日子，足见朱耷对前朝的精神依附是何等的执着。
    前朝皇族，当朝子民，家国天下，拱手予人。朱耷经历了怎样惨烈的精神疼痛和心灵迷惘，仅凭想象很难知其究竟。出于对历史艺术家人格尊严的尊重，也出于对他的艺术追求、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的尊重，出于从最大限度上对他的艺术思想正确地解读，谁也没有权力把他置于神话的真空之中。好在，他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画作，这些画作正好就成了后人仰视他礼遇他的真实的瞭望孔。
    对朱耷来说，个人人生际遇前后极大的反差肯定是难以忍受的精神疼痛，家族荣耀和个人显贵地位的失落又让他的精神震惊得哑然若噤。从文化心理上来说，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同样拥有游牧民族文化渊源的异族政权对自己一向所崇拜和秉持的正统汉文化的侵凌异化，简直让他的整个生命无所适从，这是痛中之痛，万痛之源。事实上，以上几方面的精神折磨在1644年明朝灭亡时一并产生。集中在他身上的皇室血统观，政治归属感，文化本体性，在这场巨变的现实面前，完全丧失了可靠地依托，他的精神、灵魂，随着他的人生一同开始漂泊。在这种漫无边际的精神流放和文化漂泊中，朱耷还要倍加小心地提防来自当朝政权对他的人身伤害，而他躲避伤害的具体做法竟然是削发为僧，后又归入道门。
    对一个正常的生命来说，最基本的理想就是求得生存。在天塌地陷般的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面前，如果连正常的而生活都不能保证，如果还想留住人的最基本的尊严不要沦为乞丐，那只有一天路可走，那就是出家。但是，朱耷是怎样“出家”的呢？带着母亲，还带着弟弟，拉家带口地“出家”，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惊天幽默！
    历史真是有太多的巧遇巧合，朱耷作画所效法的先师之一居然就是早于他三百年出生的倪瓒，他们两人的个人命运、精神走向以及文化人格又是极端的相似。倪瓒的一生由元而明，朱耷的一生由明而清，历史仿佛要他们两个用同一种艺术门类把三个不同的朝代闹剧般地连接起来，并且，他们都是江南文人，也同样长期受制于异族的强权之下，他们的一生都与这种强势的异己力量对抗着，并且，对抗的方式也是惊人的相同：画画，以他们各自不同的却是同样肃厉奇绝的画风。
    倪瓒“疏、简”，朱耷“淡、省”。
    从表面上看，朱耷作画节省的并不是纸，他省的是墨，从实质上看，有限的墨迹和简略的形象的背后，“省”下来的却是情感和意境，也不是俭省、节省，而是省略。
    朱耷尤长写意花鸟，但他在大幅的宣纸上面画出来的也只是朵花只鸟，观者初看，心里先生出一个巨大的问号，观之以久，问好又自情自愿地变成了感叹号，观之再久，感叹号又变成了省略号。在朱耷的笔墨信息极其有限的画幅上，读者终于看到了一种极度浓缩了的人格精神，以至睹物不见画，观物人自出，这个人就是画家自己。说到这里，就牵涉到了朱耷画作上题写的款识“八大山人”，那副样子，亦笑，亦哭，哭笑不得。故国沦亡，难言感慨，让人感到迎面扑来凄凉而诙谐的人生况味。他画的“鸟翻白眼”，就让人想到他的冷峻孤傲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画的“老树露根”，又不能不让人想到画家的精神家园经历了何等残虐的侵凌和掠夺。
    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有一种频频出现的精神暗示，那就是僧、道、尼、修女、修士，他们的身份向社会明白无误地表白：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以内力和外力向社会攻讦和对抗的一切权利。但是，历史总是给这些人中的个别安排了一些例外。《巴黎圣母院》中丑陋的敲钟人加西莫多铤而走险拯救正在经受酷刑的无辜少女；少林寺的十三棍僧公然抵抗官兵救护唐王，以及，有僧、道双重身份的朱耷“携母并弟”一同“出家”，后来又以他的画作冷眼沧桑，横眉时世。他的画面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留白就是这种沧桑，就是这种时世，还有画家巧妙地隐藏起来的反抗意识和执着的文化人格，还有他对时代与历史的真情告白。
    在被夸张了的用大片空白来表示的茫茫无边的人世里，仅有的物象和景观，就是站在那里里的画家的人格。他观望着，冷笑着。“白眼”，“露根”，仿佛尖刺和利刃，那种尖刻和冷峻会让对手全身肌肉缩紧，灵魂战栗。与其说是“鸟翻白眼”，不如说是朱耷在翻白眼。“露根”，则是一种犀利的讽刺与幽默：铁蹄过处刮地三尺，狼烟起时天下无物！幽默产生的感染力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让人一笑而悲切，有的让人一笑而痛快，有的让人一笑而共鸣，与作者同激愤共振臂。朱耷的幽默多方兼而有之，读者会不由自主地与朱耷多舛的人生命运共悲切，与朱耷对乱世的激愤共激愤，与朱耷的痛快共痛快。“白眼”和“露根”是无法撼动的永恒的精神威慑，这种威慑高耸而绝险，因其稀缺，也便孤独。
    有必要再看一下朱耷的生平。
    1644年，明朝灭亡，朱耷时年十九岁。同年其父逝。
    1648年（顺治五年），其妻亡，朱耷时年二十三岁，生活无有着落，携母并弟“出家”政治避难。
    1653年（顺治十年），携母入道，继续隐身自保。
    奔波多年后，自筑“寤歌草”草堂于南昌城外，以卖画度日，穷困孤寂。1705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朱耷以他的大半生时光对抗着，坚守着，对抗着异族的强权，对抗着家园的逆贼，对抗着困顿与坎坷，当然，他也坚守着精神的沃土，坚守着家国的尊严，坚守着社会道义和文化良知，归根结底，他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人格。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艺术史家和美术评论家们的说法当然是中肯的，他们对朱耷作品做出的评价也是较为公正的，他们说朱耷的画作“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其实，无论何种层次的技术的发挥，都是在为作品的意蕴和旨趣在服务。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同一件作品的意蕴和旨趣可能是显而易见的，是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但关于技术层面上的说法可能或“公婆各有理”。比如朱耷作品上的虚实比例，有人说是“疏朗、宽松、大气”，也有人会说是“空旷、夸张、险峻”，这样一来，如果把技术因素当做讨论的重点，那就失去了画作最本源的意义：画外之言，言外之意。古今中外，许多大师们的作品不为时人接受和理解，时代和人群就是去了一次近距离接触伟大作品和伟大作家的绝佳机会。
    关于这一点，最有名的事件莫过于伦勃朗和他的作品《夜巡》。
    该作品为布面油画，作于1642年，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霍兰国家博物馆。
    当时，阿姆斯特丹城的十六名保安联队的军官斥重金请伦勃朗为他们画一幅群像。画作完成后，不仅十六名军官不满意，就连整个社会对这幅作品都恶评如潮。伦勃朗沉默了，孤独了，最后在穷困中死去了。过了若干年后，这幅作品终于震惊了世界，成了那个时代人物画的经典之作。不用说，《夜巡》当初的命运却很悲惨，此画作和伦勃朗被扼杀于当时人们固定观念和种种偏见，伦勃朗没有按照传统的做法把十六名军官依照平面维度内平衡对称的原则设计画面结构和排列人物次序，军官们认为，即便不把他们排列成《最后的晚餐》中那样以中心聚焦向两边延伸的一长排，至少也应该把他们安排成“领导前排居中”的多层排列的“合影”模式。
    伦勃朗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们安排在一次如常的出警活动中：刚完成派出任务，班师凯旋，两位队长踌躇满志，其余队员轻松愉快，画面以两位队长为视觉中心，高亮处理，将其余人员用不同程度的明暗效果安置于富有纵深感和开阔感的空间层次里（由此，有人就误认为这件事发生在晚上，其实还是白天。），所有在场人员表情各异，姿态不同。作者一反传统人物画中采用的同一平面内刻板的平衡和僵滞的对等，把每一个人按照虚拟情节放到不同的空间层面上，有前后主次之别，有明暗虚实变化，有的人完全处在暗角里，有的人只露出身体的局部，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是舞台喜剧情节的一个瞬间，有强烈的动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静动结合，主次互补。
    但是，军官们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大为不敬而愤然退订，艺术界也认为伦勃朗的做法是大逆不道。画家自然无言以对，他只能保持沉默，并且是永远地沉默下去，一直沉默到他的艺术思想被世人认同，然而，艺术家的物质生命早已结束，惟有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和艺术思想在人间存活着，也在他的作品中存活着。
    不知道朱耷有没有遭此厄运，但他好像全然不顾这些，他只是坚守着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去作画。终于，他把自己坚守成了朱耷。
    如果从艺术思想再回到人性的原点，可以看出，朱耷的大半生时光一直沉溺在国破家亡、怀宗念祖、揶揄当朝、概不合作的悲情与愤慨之中。晚年孤寂困顿，后来抑郁而死，这些事实已经说明，朱耷的画作也很有可能遭逢了和伦勃朗同样的命运，他的作品也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理由很简单：如果他的画作“畅销”，他的人生就不会穷困潦倒。朱耷没有迎合世俗的需求，在他的物质生活极其困军，精神生活极其悲苦的情况下，他追求的是自己认定的艺术思想。朱耷在坚守。
    伦勃朗宁可让自己的生命悄然凄然地流走，也不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他的坚守终于成为一种令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如其所言：“艺术家的天职是创造美好的形象，而不是计算有多少个头颅。”朱耷也是如此。
    朱耷（约1626——约1705）。
    伦勃朗（1606——1669）。
    他们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伦勃朗二十岁时，朱耷出生。伦勃朗去世时，朱耷四十三岁，东西方两座伟大的艺术高峰在地球的两边凭各自的艺术通感和文化人格神交了四十三年，虽未牵手，却共同把握着人类的精神脉搏；虽未对面，却都端视着艺术家应该具有的高尚的文化人格。他们的坚守变成了险峻，险峻又变成崇高，崇高又变得孤独。然而，这种孤独却是钻石一样的稀缺，也有钻石一样的硬度和璀璨的亮度。
    当然，造成文化人格的孤独和文化产品“滞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的整体文化“热度”，二是社会的整体理性思辨水平，三是社会群体的综合艺术修养，四是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实际艺术品购买力。一种艺术思想走向险峻的崇高，一种文化人格走向阒寂与孤独，这些现象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必然受制于政治、宗教、经济、教育诸方面的因素。但是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这些因素是不能考虑的，一旦考虑，必将一叶障目而手足尽缚，艺术家只能让自己的灵魂直接面对艺术，惟其如此，他才能坚守，也才能走向绝险，虽然最终也走向了孤独，却是崇高的孤独，是亮丽的风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坚守的结果，这种坚守投入的最大成本就是坚守者的生命。
    本该借此思路再谈及诸如文学、音乐等方面的话题的，但又恐篇幅过冗，令读者不胜其烦，所以就此打住，好在门类虽异，其理相通，举一隅尽可知其余，余下的话题，拜托读者诸君自己去谈说吧。
    2011-11-6